萨默斯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德州人。2006年，机缘巧合，他和妻子踏上新疆之旅。他们先在克拉玛依一所学校当英语老师，之后定居乌鲁木齐。
如今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萨默斯，到新疆之前一句中文也不会，对中国西北部这个维吾尔人聚居的地区一无所知，但是新疆的人与文化吸引他和妻子留了下来，一住就是12年。他创办旅游网站，将自己的生活和游历见闻写成旅行指南，制作成视频，向西方读者介绍新疆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
他说：“我喜欢那种多元，生物的多元，民族的多元，饮食文化的多元。所有的一切都让生活变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从来不会感到无聊。总是有一些不同的和特别的地方可以去探寻。”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也感到被当地穆斯林文化接受，融入其中。
这种文化氛围也是来自加拿大的戴克夫妇选择在新疆生活创业的原因之一。他们曾在中亚做过一段时间的非政府工作，2007年前往新疆，后来在吐鲁番经营起一家处理农业废弃物的堆肥厂。他们能说流利的维吾尔语和汉语，结交了很多维吾尔朋友，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
变化的开始
但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
萨默斯说：“2009年以前，维吾尔人非常好客，令人出奇得好客。之后就变了。他们仍然很好，但是他们对我有所警惕。我后来发现，我的很多朋友因为与我的关系而遭到了（当局的）骚扰。”
7·5事件起初是示威游行，后来演变为持续多日的骚乱和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流血暴力冲突。中国当局将事件归咎于“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此后中共治疆政策发生转变，强调高压维稳。
戴克夫妇说，他们之前能够感觉到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紧张，事件之后双方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加里·戴克说：“然后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针对维吾尔文化、伊斯兰教、维吾尔宗教的政策，对维吾尔这个民族的打压。”
无所不在的监控
2016年之后，戴克夫妇看到了更明显的变化：街头的警察越来越多，每个主要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居民小区只允许有一个出入口，到处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那一年，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主政。
安德莉亚·戴克说：“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政策和新的限制。……这就像是逐步建立一个警察城市，有人脸识别摄像头，每个街口都有警察巡逻，警车在每个街区绕行，城镇之间都要安全检查。”
加里·戴克说，有一天他看到一位年长的维吾尔男子想要进到一个市场里面，但市场刚好关门，保安不让他进去，这位维吾尔人男子沮丧之余拉高嗓门说了几句，推搡了保安几下，不到半分钟，警车和警察就到现场，将这名男子带走。
当时住在乌鲁木齐的萨默斯也亲历了监控和各种限制措施的不断升级。“开始只是很小的方面，最后就是，从公交站走到我在乌鲁木齐的住所，我要经过12组摄像头。”他说，“到我离开新疆那会儿，大概每一百到三百米就有一个警察岗哨，街上还有检查站，警察会检查手机。”
他记得有一次自己的手机突然无法使用，便去咨询手机运营商，运营商直接让他去派出所，派出所的人检查了手机，把他手机上WhatsApp，Skype和VPN等程序全都删除，然后他才得以回到运营商那里重启了服务。
各种检查和控制措施对所有人都有影响，但在执行上对汉人相对宽松。萨默斯举例说：“比如有十个人过检查点，三个是维吾尔人，三个是汉人，还有一个是外国人，那么三个维吾尔人和那个外国人就会被叫到一边，三个汉人就可以径直通过。这种情况总是发生。”
“感觉就是你总是被怀疑。”他说，“我总是要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辩护。我想维吾尔人是同样的感受。”
弥漫的恐惧
到了2017年，萨默斯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开始“消失”。
“我知道，有些人在再教育营中，”萨默斯说。
在吐鲁番的戴克夫妇也开始经常听说有人被送进当地人称之为“学校”的拘留营。安德莉亚·戴克说：“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只是因为几年前出国过了个节就被送进了营地。”
夫妇二人后来看到，距离他们住所大概十分钟车程的地方建了一座拘留营。加里·戴克说：“墙至少有15英尺高，像那种监狱的外墙，里面有公寓楼样的建筑，架设有带刺铁丝网，只有一个出入口，那种三道安防的大门，并有安全摄像头和警卫人员把守。”
因为业务关系，加里经常会去吐鲁番周边的村镇。他说，以前能在那些村镇的街头看到好几百人，但到了2017年和2018年，街上只有寥寥数人。他说：“因为人们害怕，也因为人们被送进了再教育营，村里的人变少是明显可见的。”
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报告认为，自2017年以来，据信至少有一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被关进了再教育营，他们在里面遭到了酷刑和强迫劳动等残酷对待。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主任纳迭尔(Daniel Nadel)说，中国政府基本上将新疆变成了一个“露天集中营。”美国政府，加拿大、荷兰和英国议会以及最近的立陶宛议会都将中国在新疆的做法定性为种族灭绝。
中国驳斥这些指控，坚称那些设施只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脱贫、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北京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新疆问题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称他们“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 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和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戴克夫妇说，政府刚开始加强安全检查和限制措施之时，他们的一些朋友相信这些做法有利于打击恐怖主义，保障民众的安全，但随着政策和措施不断加码，他们也感到了其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之处，然而无能为力，也不敢言。
加里说：“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害怕被送进再教育营。”
“人人都得非常谨慎，你知道的，到处都有摄像头。”安德莉亚说，“他们害怕说任何话，到处弥漫着恐惧。我的一个朋友向我哭诉说：‘我不能和孩子分开。如果他们把我关进去，我得带上我的孩子。她非常害怕和自己的孩子分离。’”
她说，她儿子的朋友都害怕18岁的到来，“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成年后可能会被送去再教育营。”她看到年轻人拍抽烟喝酒的照片放到社交媒体上，以便让自己“看起来不像穆斯林。”
萨默斯说，他的维吾尔和汉人朋友公开场合都对政府的政策点头支持，但是他表示：“从我个人的经历，我知道（当局）是如何对待我的。我作为一名外国人，比当地维吾尔人受到的待遇要好很多。我可以想象他们的艰难处境，可以想象他们的感受：如果我希望我的儿子有任何未来，我就得闭上嘴生活，如果我希望我的妻子安全，我就得低下头生活。”
萨默斯和妻子2018年遭到中国当局驱逐，尽管他的文字和镜头展现的大多是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新疆积极风貌，尽管央视英文频道就在两年之前还采访过他，拍过一个他在新疆十年的特写报道。萨默斯说：“我想（中国当局）他们也许认为，我经常拿着相机到处逛，又写东西，所以算是个记者，他们看着不舒服。所以他们明确告知我们离开。”
戴克夫妇也在2018年离开了他们生活10多年的地方，回到加拿大。那一年中国收紧了签证政策，大批外国人离开新疆。
戴克夫妇说，他们之所以选择离开，也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会将维吾尔朋友置于险境，毕竟很多人因为曾经出国旅游或其他很小的原因而被送去了再教育营。
他们表示很早就想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可是当时没有人愿意听，而现在随着人们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大家更愿意倾听了。他们说，他们在新疆的时候也不愿和不想去相信自己所见，但“每天都看到这些事情发生。”
萨默斯和家人离开中国后去了泰国，他推介新疆旅游的网站和YouTube频道还在，虽不再更新内容，但仍为咨询的游客提供帮助。在他看来，了解新疆和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亲自去体验和感受。他说自己并不太关心政治，相比当下围绕新疆议题的各种讨论，他更希望的是能够再见到昔日的朋友。
萨默斯和戴克夫妇离开中国后，都主动切断了与新疆的一切往来，再未联系那边的朋友。“不想给他们带去麻烦，”萨默斯说。
在央视的那个特写报道中，萨默斯曾相信新疆会不断发展，并且憧憬与家人一起在那片土地上见证未来。如今回首，萨默斯感叹道：“未来与发展取决于很多不同因素，这些因素已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