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之音网站刊登了资深记者方冰的文章《习近平任期明年届满,接班问题疑窦丛生》。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中共将于明年举行二十大党代会。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已满10年。他会像前任胡锦涛那样进行权力交接，还是打破惯例继续执掌党政大权？
文章说，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盖斯德近日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表的文章《在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盖斯德文章的要点是，美国及其盟国在帮助那些希望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领导人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大部分独裁者并不是被群众造反推翻的，而是被高层精英采取的行动推翻的。他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美国联手盟国对付中国，使中共陷于危机，而中国的改革派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
盖斯德指出：政权更替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为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政权，不是许多国际专家和评论员所描述的威权政权，它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它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大经济体。它的目标是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上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与极权政治结合起来，将给我们未来带来一场噩梦。所以我们不仅必须进行自卫，而且必须跟那些不赞成习近平领导中国走这条路的中国人民进行合作，并在为时太晚之前采取行动。
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则认为，盖斯德提出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实际上中共党内和军内的精英权力阶层都支持习近平，他一直很成功。政治局里多数人是习近平的老朋友、高中同学、来自福建、上海、浙江的人，他们是他的人。第二，习近平已经控制了中共高层所有的人。如果有人不喜欢习近平，他们需要谋划，但习近平的人在窃听电话，在看着这些人，监视着每个人。你想开个秘密会议，想说一些习近平不想让你说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黎安友认为，习近平会继续在位直到去世。
综上可见，盖斯德的看法比较积极，他认为中共高层存在改革派，在外部压力下，他们有可能推翻习近平。而黎安友的观点比较消极，他认为习近平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中共高层的每一个人。我们假设黎安友的观点成立，习近平掌权终身，他会遇到中共接班人危机。也就是说，生命终了，他的权力交给谁？
第一，中共接班人困局
独立学者荣剑去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就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发表了题为《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的文章，揭示了这一难解的困局。
荣剑在文章中说：中共从毛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最高权力的更替问题，接班人问题是中共这个庞大的政治巨人的终极困境，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为新时代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之初对接班人问题可谓高度重视，在他曾经属意过的接班人梯队中，有高岗、刘少奇、林彪，彭真、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这个接班人梯队都无一例外地被毛本人和党内斗争给废黜了。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写进了党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党内合法性，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党内无人可以挑战，但最终还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战。从而酿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最大政治危机，也对毛本人的政治信誉和威望构成重大打击。由此表明，接班人问题确实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泽东在临死前将权力交给华国锋，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毛迫于当时党内派系斗争格局而作出的一个折中性安排。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能够平衡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权力安排，还是彻底葬送了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于他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最后还是由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华国锋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迅速陷入执政危机，这其实是毛的接班人危机的一个延续。如果说华国锋的下台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接班人困局”，那么，在华国锋之后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则可以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从邓小平选择胡赵两人分别担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来看，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在实际主掌党内大权之后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确的决策。
从1976年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中共执政集团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这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接班人危机之中。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状态。赵紫阳的下台，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来说，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已经无法有效整合党的领导，党的总书记实际处在“失权”状态，即总书记实际受制于党的元老集团，同时处在被“分权”状态，即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分权。
中共党内斗争是极其残酷无情的，在每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之后，党内各派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一种平衡或妥协。博弈后的结果是：实现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由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不是由现任总书记来指定下一任总书记人选，而是由上一任总书记或实际最高领导人来行使更大的决定权，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隔代指定制”；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确认新的总书记之后，向全党和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人选。
中共的博弈结果是否形成了党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为缺少文献证据而不敢断言，也可以视为一种“潜规则”。但从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权力安排来看，实际产生了总书记和“储君”并存的双重权力架构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从江泽民正式执政10年和胡锦涛执政10年的时间来看，他们都执行了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
这些制度变化比较于毛时代的权力终身制和邓时代的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江胡执政的20年时间里，虽然政治运行相对稳定，党内斗争趋于缓和，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和国民财富大幅增长，但党内政治伦理急剧恶化，腐败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新问题的产生，与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要想解决中国新问题，显然必须寻求新的制度变革，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建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应该是不二选择。但习近平的制度变革却是反宪政导向而行之，在取消了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同时，重新退回到毛时代，建立起一个“党权主义”的权力架构。
这样，中共又重新进入了毛时代以来的一个权力怪圈中。中共只要拒绝走宪政民主之路，它就永远无法走出这个权力怪圈。
以上是荣剑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很深刻，但习近平重新卷入中共权力怪圈？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很多人也见识了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他们从内心是拥护普世价值的。习近平当局的暴力和谎言真的能够抹去中国人四十年的记忆吗？曾经拥有的有限自由和民主能够得而复失吗？
方冰的文章还介绍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裘德·布兰切特和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理查德·马格莱格合写的报告《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他们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结束的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2022年中共党大会上按惯例有序交接。报告说：“根据现有规定习近平交出其总书记权力给政治局常委中的某一员。这样他至少遵守了后毛时代两个规定，总书记任两个5年期后离任，以及2002年以来一直实行的68岁退休。”
第二种可能：习近平到再下一届，或再再下一届，即2027年的二十一大、或2032年的二十二大退休。报告说，现有全部政治局常委到2027年都过了退休年龄，因此任何可能的接班人几乎必须在2022年的二十大上被指定进入领导高层，而且必须是在63岁以下。
第三种可能：中共高层精英向他发起挑战，甚或发生政变。报告说，“阴谋推翻习近平及其政府并非狂热想象的产物，而是中国高级官员，包括习近平自己一直广泛述说的事情。”2012年初，习近平就认为，其对手企图阻止他当年下半年接任中共领导职务。2016年，习近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谈到了旨在“破坏和分裂党”的“政治阴谋活动”。
报告说：“除非中国出现普遍性危机，当下高层反习政变的机会非常小，”“习近平确实在党内有大批敌人。但同样确实的是组织反习面临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四种可能：习近平意外死亡或丧失能力。报告认为，如果习近平发生这种情况，造成权力真空，将引发政治局内斗。习近平丧失能力甚至比他死亡带来的后果更加危险。
我认为，还有第五种可能，那就是习近平借鉴俄罗斯普京韦德梅杰夫兄弟合演二人转的经验，推出名义领导人，自己掌握军权，在幕后垂帘听政。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尽管这也是一场艰难的权力争夺战。因为对于改革派而言，习近平连任意味着他们彻底出局。我并不认为，习近平会遭遇毛泽东的接班人困境，因为他并没有掌控中共高层的所有人，终身执政在党内没有民心。黎安友所称“实际上中共党内和军内的精英权力阶层都支持习近平，他一直很成功。”的观点与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习近平执政的八年多，他使中共官员、红二代、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都惶恐不安。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也让习近平在党内饱受质疑。重回邓小平改革开放道路应该是大多数中共官员的心声。习近平连否定文革都没有做到，又何谈精英权力阶层都支持他呢？或许，中共精英阶层担忧的问题并不是习近平掌权终身和如何交权的问题，而是中共红色江山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