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與季辛吉（基辛格）對中國敞開門戶時，擱置不碰中國政治制度本質這個棘手問題，不願他們的大構想胎死腹中。……在東歐反共，卻接受中國的共產制度，找得到任何合理的說詞辯解嗎？……天安門屠殺事件提醒美國人正視中共政權的基礎。東歐的革命亦證實，共產政權不一定會長命百歲——中、美對此一事實，感受各有不同。我們今天仍在和這段歷史格鬥，而且短時間內仍擺脫不開這段歷史。
——孟捷慕（James H. Mann）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十一點二十七分，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專機「空軍一號」在北京首都機場降落，周恩來率領葉劍英、姬鵬飛、喬冠華等官員到機場迎接。周恩來與尼克森象徵性地握手，並誇張地說：「這是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他對一九五五年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之握手仍耿耿於懷。[1]而尼克森在回憶錄中的描述同樣誇張：「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2]
按照慣例，外國元首來華訪問，解放軍三軍儀仗隊的陣容通常由一百二十人到一百五十五人組成，而中共給尼克森準備了三百七十一人組成的三軍儀仗隊，這是中共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規格。尼克森在回憶錄中寫道，當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時，「在共產黨中國首都的刮風的跑道上，《星條旗歌》在我聽來從來沒有這麼激動人心。」他如此描述他看到過的「最出色」的儀仗隊：「每個士兵在我經過時慢慢地轉動他的頭，在密集的行列中產生一種幾乎使人認為行動受催眠影響的感覺。」[3]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辦盛大國宴款待美國貴賓。國宴的菜品規格是中共建政後少有的排場，多達幾十道，包括周恩來特意準備的三十年國酒茅臺。美方最初提出所有食品都從美國空運，中方為了面子，承諾可按照美方要求提供所有食材。
當時負責搜集食材是「三十四號特供處」——這個在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食品「特供」機構，對外只用數字「三十四號」。該機構是對共產主義人人平等理論的莫大嘲諷，也證明了「新階級」理論並非空穴來風。
早在尼克森訪華前，周恩來就打聽到美國人喜食海味，吩咐準備一千公斤新鮮鮑魚。國務院將採捕鮑魚的命令層層下達，直至遼寧大連長海縣漳子島人民公社的潛水隊。接到任務後，從來不在這一季節捕鮑的潛水隊員，冒著零下二十攝氏度的嚴寒和被鯊魚襲擊的危險，經歷上百次深海捕撈，終於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周恩來專門致電遼寧，表揚潛水隊是中美談判的「幕後英雄」。
當年奉命下海撈鮑的大連獐子島老漁民王天勇接受香港《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那時不知要給誰撈，上邊說是‘政治任務’，又正是寒冬臘月，上邊都不理，一定要下水，還指定要最好最大的。……我們一共收穫了一千五百公斤鮑魚，又從中選出一噸優質鮑魚裝上軍艦，轉乘飛機運抵北京。」真是「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現代版本。
《紐約時報》記者馬托夫報道說，被驅使在天寒地凍中打撈鮑魚的十名漁民中，有三位漁民被凍死，其中一位年僅十七歲，名叫何高。後來尼克森夫婦讀到報道，一度陷入深深自責之中。
二月二十三日晚，北京開始下大雪，但按照計畫，尼克森第二天要去長城。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森夫婦驚訝地發現，昨天夜裡厚厚的大雪驟然「消失」。周恩來早就給北京市領導打電話佈置掃雪任務，北京連夜出動一百多輛灑水車、六十萬人從釣魚臺一直掃雪到烽火臺。從這個細節就能聯想到，柏林墻只存在不到三十年，而長城存在兩千年，不是沒有原因的。共產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的東方帝國（儘管其添加了不少史達林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模式），由沒有自由意志的奴隸與暴君共同組成。
尼克森和季辛吉很享受他們在北京得到的東方帝王般的款待，假裝不知道他們所看到的中國乃是一個超級大的「波坦金村」。
尼克森的這次訪華，嚴重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成為中共政權延續至今的關鍵因素——中共執政至二零二一年，已長達七十二年，看來必將超過蘇共（俄共）執政的七十四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將成為現代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黨。此一形勢的形成，就國際因素而言，尼克森罪莫大焉。
美國外交教父季辛吉：「大三角」戰略弊大於利
一九六一年，年輕的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終於擠進白宮。哈佛大學的教授和畢業生充斥美國政壇高層，猶如北京大學出身的聰明人充斥中國政壇高層，但這兩所頂級名校對各自國家的政治發展所做出的卻是災難性的「貢獻」。此時季辛吉的職務只是每週只用上一兩天班的兼職顧問，但這對於這名有十四個親人死在納粹集中營、十五歲時逃到美國、當時只會幾個英文單詞的德國猶太人來說，已然是一個莫大的成就。[4]
一名差點亡命於納粹魔爪的猶太難民，後來卻成為美國民主的破壞者，表面上看確實有些不可思議。若仔細分析就能知道原因所在：記者蘭道（David Landau）認為，季辛吉是「魏瑪之子」，揮之不去「革命及政治秩序失序、所有公認權威消失的可怕幽靈」。這跟鄧小平一看到學生遊行示威就聯想到文革，然後斷然下決心對威脅其權力的學生和市民展開血腥屠殺，是同樣的道理。
季辛吉不喜歡受官僚系統的規規矩矩的束縛，更蔑視民意和輿論，對民主價值持玩世不恭的態度，執迷於訴諸個人魅力、具前瞻性和非民主的政府決策。與之同時代的評論家們指出，「季辛吉主義」意味著「迷信秩序與權力而犧牲人性」、「認同全球現實政治，置務實主義於道義之上」，季辛吉「擁有近乎邪惡的心理直覺、可抓住暗藏性格根源的本能、知曉什麼會驅使或毀滅他人的本能」，還有「操弄權力的天賦：善於利用對手性格的優缺點」，「在他的世界裡權力代表著一切：均衡不只是秩序的必要條件、正義的先決條件，均衡就是秩序，就等於正義」。[5]
季辛吉毫無疑問是現實主義者，但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為之撰寫的傳記中卻標新立異地將其形容為理想主義者，是康德永久和平論的信徒（比康德還康德）——當然，弗格森特別界定說，他指的是年輕時代的季辛吉。[6]但這種界定是毫無意義的：年輕時代的季辛吉是學生和學者，那時他是什麼主義者，跟公共利益關係不大。對季辛吉的歷史評價，完全取決於其當權時的政策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
弗格森對季辛吉的激賞，是因為他與之分享同樣的觀念秩序。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也驚人地一致，他們都主張對中國採取綏靖主義政策。弗格森在論文《讓中美共同體再次偉大》（Make Chimerica Great Again）中沿襲「中美共同體」（或「中美國」）的概念，希望中國與美國「尋求和解」，所以在川普執政期間，他撰文呼籲川普的對華外交沿襲季辛吉的政策。
在甘乃迪的白宮，季辛吉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他就柏林危機撰寫了一份備忘錄，卻沒有受到上峰的重視。他憤憤不平地感歎說：「我現在所處的位置，就像一個人坐在駕駛員旁邊，駕駛員正駕車衝向懸崖。而問我的卻是，汽油不夠，油壓不正常。」由於自感處於決策層的邊緣，他擔心白宮用他只是集思廣益，而並不會採納其意見。於是，他在當年十月辭職。[7]
此後七年，季辛吉在學界和民間積攢名望，逐漸形成其外交政策的思路。弗格森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大多數策略選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歷史是由他人自我體悟中獲取類比和洞見的寶藏；做決定基本上是靠推測，而某些行動方向的政治回報可能低於按兵不動或報復，儘管後者的最終代價也許更高；外交政策遵循現實主義，如表現於俾斯麥身上的，是充滿危險，不只導致民眾疏離，政治人物淪落到只顧追求權力而已。弗格森進而認為，季辛吉在個人事業早期反對歷史唯物論及經濟命定論，因而認為冷戰非關經濟、甚至無關核武器儲備，更別說戰車部隊，而主要是理想之爭。然而，這種解讀宛如緣木求魚，實際上，季辛吉絲毫不具備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和對西方民主模式的認信，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種偶然：「演進過程不會像後世看來進行得那麼順利，或方向如此明確。西方的多元主義來自數以百計的選擇，每次若做出不同選擇，可能帶來南轅北轍的結果。……演化並非沿直線進行，而是經由一連串複雜的變異。一路上的每一步都有彎道和岔路，無論好壞都得走下去。左右抉擇的條件也許是最細微的差異。事後看來那抉擇也許幾乎是隨意的，或是在當時普遍狀況下只容許此一選項。」[8]他不相信上帝之手對人類歷史的操縱。
作為知識菁英的季辛吉長期看不起出身卑微、教育背景寒磣的尼克森。然而，一九六八年，當尼克森成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人時，季辛吉審時度勢，出任其外交顧問。尼克森當選之後，他成為其國家安全顧問，兩人達成了一個「不可能的組合」。尼克森對季辛吉的提名甚至排在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之前——季辛吉擁有比副總統和國務卿大得多的權力，真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有人戲稱為「助理總統」。
尼克森宣誓就職時，美國已深陷越戰泥潭，決策部門的菁英們發現，越戰不光打不贏，而且還反映出美國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敗。尼克森將收拾殘局的希望寄託在季辛吉身上，從此季辛吉與尼克森形影不離，被稱為「尼克森的保姆」，有人甚至拼湊出一個新的英文名詞：尼克辛吉。
尼克森是一個不受既定規則約束的政客。他突發奇想——美國要從越南脫身，可借助中國的幫助，不妨改變過去二十多年封鎖中國的政策。一九六九年末，季辛吉接受且完善了這一想法，認可敲開中國大門值得一試——經過越戰，美國實力下降，對抗蘇聯力不從心，必須聯合中國才有勝算。中國的加入能讓美、蘇雙邊關係變成三角關係，這種關係有利於美國。這就是其「大三角」戰略。「要在我們能夠與他們兩邊都維持更勝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對我們的幫助才能發揮到極致。」也就是說，美國將凌駕於兩者之上，維持雙方的平衡或均勢，季辛吉使用了一個關於國酒的比喻：「謹慎關注雙方的首都，我們就能繼續飲我們的茅台，繼續喝我們的伏特加。」[9]
季辛吉並沒有任何宗教或意識形態上的認同，他既不信仰解猶太教，也不信仰基督教，對各種主義都不感興趣，就連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價值分歧在他看來也不重要。尼克森在回憶錄中承認：「我感覺到他像我一樣，不是那種宗教感很強烈的人。」[10]後來，當尼克森在水門事件的幽暗時刻，請求季辛吉與之一起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跪下來祈禱，這位權術大師勉強跪下，卻言不由衷——他心中沒有上帝的位置，沒有禱告的對象。
季辛吉不承認自己是馬基維利主義者或梅特涅主義者——他在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採訪時說，馬基維利「對我絲毫沒有影響」、「我與梅特涅不可能有共同的地方，我只寫過一本關於他的書」，反之，他炫耀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斯賓諾莎和康德兩位哲學家」，並且強調「權力本身，作為一種工具，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實際上，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權力。[11]
季辛吉認為，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有三個：與越南和談、與中國接近、與蘇聯建立新的緩和關係。要達成這些目標，就必須放棄意識形態上的成見，不能依靠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去解決，他批評反共的右派「缺乏時間感，或脈絡感，或感覺不到現實的綿密交織」。他指出：「我們轉向中國，不是要為一九四零年代末自由派中國政策的過錯贖罪，而是要重塑一種全球均勢。」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季辛吉做了一份給媒體的解釋政府外交政策轉變的簡報，簡報中如此寫道：「我們一向表明，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評斷其他國家，特別是像共產主義中國這樣的國家，是根據他們的所作所為，而不是取決於他們國內的意識形態。」這種說法是自欺欺人：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的所作所為，是由其意識形態所決定的，為了意識形態不惜犧牲國家利益——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朝鮮的外交政策「沒有最左，只有更左」，很多時候跟國家利益背道而馳。
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為尼克森打前站，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訪問中國。一見面，他就被周恩來征服，直到晚年仍對周讚不絕口，「周恩來是我在六十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當然，他不知道周恩來身兼秘密警察頭子，以及文革期間跪在江青面前的醜態——即便知道了也不會相信。
當見到毛澤東之後，這個哈佛博士在只有中學學歷的暴君面前變成畢恭畢敬、洗耳恭聽的小學生，乖乖聽毛隨心所欲地談天說地，偶爾畫蛇添足式地表示讚同。毛澤東與希特勒一樣具有某種惡魔式的、卡里斯瑪的領袖魅力，從季辛吉對毛的頂禮膜拜可以推測，若季辛吉早生二十年，若季辛吉不是猶太人，他一定會忠心耿耿地為希特勒效勞。
季辛吉認為，國事訪問很少能給國際事務帶來重大影響，但尼克森訪華卻是一個例外。「中國又回到了世界外交的舞台上，美國也有了更多的戰略機會，這都給國際體系賦予了新的活力和彈性。中美之間磋商的頻繁程度甚至在正式盟友之間都是極其罕見的。」他強調說：「中美修好的好處並不是永恆的友誼或互相融洽的價值觀，而是重新達成全球的力量平衡。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還能在價值觀上達成更大的融洽。」[12]然而，此後半個世紀，中美雙方在價值觀上並未達成「更大的融洽」，反而漸行漸遠；倒是季辛吉個人的利益跟中國水乳交融——他實現了「靠中國，發大財」的初衷。
季辛吉討好中國，犧牲品除了被迫退出聯合國的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外，還有孟加拉。一九七零年底，巴基斯坦軍方展開一場大規模的滅絕行動，叫作「尋光行動」，旨在徹底「一勞永逸」的解決孟加拉（當時是東巴基斯坦）問題。這場屠殺行動激發了孟加拉與巴基斯坦的全面內戰。
屠殺初始時，美國駐東巴基斯坦的領事 布洛德要求美國介入制止。但季辛吉認為，巴基斯坦是北京的老牌盟友，不想在跟北京建立長期友誼之前，因孟加拉問題開罪於北京。而印度表態支持孟加拉，印度在當時友蘇又反中，更讓季辛吉對孟加拉獨立沒有好感。布洛德的建議如石沉大海，他在電報上嚴厲批評美國政府，認為美國「道德破產」，這幾則有名的電報後來被稱作「血色電報」。季辛吉充耳不聞，將布洛德調離孟加拉地區。在戰時最激烈的時刻，尼克森政府一度考慮派有核彈投射能力的轟炸機前往戰場，支援西巴基斯坦軍方。想到這裡，只能感到不寒而慄。[13]季辛吉的所作所為，與他殘害他家人的希特勒庶幾近之。
尼克森式的外交，有極強烈的個人色彩。它超越政府一般程序，使中國領導人得以專心只與一個類似季辛吉的高階美國官員打交道，也可以對此人奉承討好，投其所好，再加以利用。季辛吉訪問中國近百次，隨著中國開放對外貿易與外國投資，他馬不停蹄地協助美商在中國尋求門路。他本事通天，可以為美商引薦中國最高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一直到習近平——他是薄熙來倒台前在重慶會見的最後一位重要的外國客人，他的家族和客戶在中國邊陲的重慶有天文數字般的投資項目。
季辛吉常因混淆評論與顧問的分際，為人詬病。他無視美國的立國價值，無視美國的國家利益，僅僅為滿足個人的權力慾望和利益即可不擇手段、厚黑無邊，他是二十世紀給美國帶來重大災難的政客之一。他從來不以當年主導放縱中國、養虎為患的政策感到後悔，從來不為肉麻地稱頌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等中共歷屆黨魁和獨裁者感到羞恥。二零一八年，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九十五歲的季辛吉出席，再度表示中國崛起「是政策和歷史的必然」。
尼克森對華秘密外交，是二十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錯誤
從派遣季辛吉到中國訪問開始，尼克森就對此高度保密，傳統上負責外交的國務院、對外交事務擁有一定發言權的國會、五角大樓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等全都被蒙在鼓裡。[14]
季辛吉後來解釋說：「尼克森任總統期間最富戲劇性的事件在當時卻鮮為人知，因為尼克森認為訪華若要成功，就必須嚴加保密。若公之於眾，則需要美國政府內部獲得層層批准，走一道道複雜的程序，世界各國也都會堅持要求與我們商議，這樣會影響我們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態度。透明固然重要，但為了建立更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歷史機遇也是必要的。」[15]這種解釋是典型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正是共產黨的思路和做法。他絲毫不尊重美國憲制。
尼克森踐踏了美國的民主傳統和民眾的知情權，最終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那就是水門事件——水門事件是民主黨和左派媒體為尼克森設下的圈套，尼克森的敵人們並非後來書籍和電影中描繪的那麼大義凜然；但尼克森本人並非完全無辜，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常在水邊走，不可能不打濕鞋子。
一九九三年，尼克森在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時，不無苦澀地說：「歷史會記得我兩件事：水門案和敲開中國大門……我並不悲觀，但水門案，這件愚蠢的事情，其歷史評價將與我在這裡的所作所為相提並論。」[16]實際上，敲開中國大門的危害性千百倍於水門案，前者更應當受到譴責，尼克森直到去世也未能明白這一點。若非他向中國敞開大門，當初經濟和政治狀況比蘇聯更糟糕的中共政權未必能比蘇聯更長命，比蘇聯更早崩潰的或許是中國。中國的救星不是毛澤東或鄧小平，而是尼克森。
尼克森在與周恩來會談時說：「我在艾森豪政府中任職時，我的看法與杜勒斯先生的看法相似。但是自那以後，世界發生了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的關係也必須改變。就像總理與季辛吉博士會面中所說的，舵手必須懂得該怎樣駕馭風浪，否則只會被大潮所吞噬。」尼克森曾是堅定的反共鬥士，在希斯案中窮追猛打獲得全國性知名度，且一度與麥卡錫並肩作戰。當上總統之後，他發現，中蘇邊境上的軍事攤牌或許對美國來說是一座橋樑，美國可以「將冷戰的前沿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移動」。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經過修訂後完整發表的「關島主義」和「尼克森主義」的發言中，他承諾在東南亞縮減美國的干涉力量。表面上看這種考量的核心是財政問題，其實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對於尼克森所說的這種「改變」，季辛吉進一步闡釋說：
在尼克森的設想中，中國起了關鍵作用。兩國領導人從不同角度審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毛澤東看來，和解是一種戰略必要手段，尼克森則將其視為一個改變美國外交政策和世界領導地位的機會。他想利用對華開放向美國公眾表明，即使在一場元氣大傷的戰爭中，美國還是能制定長治久安的藍圖。於是他和他的屬下們竭力爭取與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重新建立聯繫，以減輕從東南亞黯然撤軍的痛苦。[17]
實際上，這種「改變」並未成為美國社會、朝野兩黨、尼克森政府乃至共和黨人的「共識」。尼克森的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P. Rogers）非常不讚同「改變」。共和黨的反共力量仍遵循杜勒斯的做法：杜勒斯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艾森豪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其去世之後仍對甘乃迪和詹森政府具有決定性影響。杜勒斯對冷戰做出了準宗教式的詮釋，他的基本立場，用其下屬、國務院遠東事務局的局長羅伯森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當然百分之百支持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百分之百反對北京的共產黨政府。……除非共產黨人改頭換面不再當共產黨人，否則一切免談。」
尼克森深知對華政策的轉變會引起黨內保守派反彈。他小心翼翼地開始「掃雷」工作。他鼓勵季辛吉打電話給高華德參議員和加州州長雷根等共和黨保守派大佬，簡報北京之行。他最高明的一招就是說服雷根，以總統特使的身份在當年十月到台北出席雙十節國慶慶典，安撫感到被出賣的台灣政府。日後出任雷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理查德·艾倫（Richard V. Allen）說：「雷根一直遺憾，被這麼利用；但當時他認為，總統要求他效勞，他就會從命。」[18]
對許多保守派來說，反蘇比反華更具吸引力，他們被說服接納「強化與中國關係以制衡蘇聯」的「中國牌」觀念——反蘇最力的參議員傑克遜讚同尼克森的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觀點。但保守派輿論推手、《國家評論》雜誌主編巴克利反駁說，傑克遜犯了對中國「道德盲目」的病症，看不清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比蘇聯更極權專制。
當時，尼克森執意拉攏巴克利，邀請他作為媒體人員參與訪華之行。巴克利冷眼旁觀尼克森與周恩來的觥籌交錯：「那感覺就好像是讓蕭克羅斯爵士在紐倫堡審判時，從檢察官席走下來，擁抱戈林、鄧尼茨、赫斯，乞請他們加入打造美好世界的行列。」巴克利看透了中國的本質，也看到了尼克森對華政策的致命局限與偏差。
尼克森與季辛吉自行秘密處理對華政策，把國務院當作敵人，保密到家。在訪問北京期間，尼克森排斥隸屬國務院的翻譯，主動借重中方翻譯。[19]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尼克森與季辛吉兩人之間也在爭風吃醋、爾虞我詐。在派遣季辛吉訪問中國前夕，尼克森一度要求季辛吉前往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以便日後自己能成為進入中國首都的第一位美國官員。但季辛吉虛以委蛇搪塞總統，他一心一意只想到北京去。等到尼克森訪華時，他本來希望至少有一次在沒有季辛吉陪同的情況下與周恩來展開會談，卻被季辛吉阻撓而未能實現——每一次重要會談季辛吉都在場，以確保對每一個環節的掌控。
有趣的是，當季辛吉陪同尼克森進入毛澤東的書房展開會談時，毛澤東說，今天不談外交政策，只談哲學，季辛吉是這些人中唯一的哲學博士，所以，「今天請他主講，如何？」後來，季辛吉在回憶錄中寫道：「毛好像出於一種習慣，要在來賓之間挑起‘矛盾’。他一邊表示謙虛，一邊調侃了別人，又可以在總統和安家安全顧問之間埋下不和的種子——一般來說，總統是不會樂意被自己的安全顧問搶了風頭的。」[20]
尼克森、季辛吉對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的爭風吃醋，後來在法拉奇採訪事件中再次發酵。季辛吉在接受採訪時情不自禁地炫耀說：「中國是我取得成功的極其重要的因素，但關鍵還不在於此。關鍵在於我總是單槍匹馬地行事，美國人特別喜歡這一點。美國人喜歡獨來獨往的騎馬牧者，即便不帶手槍也沒有關係，就像西部電影里的人一樣。」這段話惹惱了尼克森，為此在數日內拒絕與季辛吉見面，也不接他的電話。懊喪不已的季辛吉聲稱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他「平生最愚蠢的一件事」。[21]
尼克森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說：「我們具有不同的哲學，然而都腳踏實地來自人民，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實現一個突破，這突破將不僅有利於中國和美國，而且有利於今後多年的世界。我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22]毛澤東就是一個用東方神秘主義的油彩層層包裹的希特勒，但以尼克森為代表的西方政客卻被這些油彩所迷惑了，被毛澤東海闊天空地談論的「哲學」弄糊塗了，絲毫沒有意識到坐在他對面的那個人是個殘暴的屠夫，而他成了這個奄奄一息的屠夫的救星。
尼克森通過在中國短短一個星期的訪問，得出中國比蘇聯好打交道的結論——或者說，他是先有了這個結論，然後才尋找支持此結論的素材。他認為，蘇聯人一本正經地堅持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而中國人幾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評，常常向人請教怎樣改進自己——甚至連江青都不例外，江青主動要求尼克森對其主導的樣板戲提意見。
多年後，尼克森總結他在中國感到最鮮明的印象有兩個。其一是在北京觀看體育表演時，「觀眾既守紀律又激動得近乎狂熱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證實了我的這一信念，即我們必須在今後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否則我們終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的敵人」。[23]尼克森生得晚，沒有趕上去觀摩納粹的黨代會和奧運會，否則他將會有更大的驚奇。但從納粹讓人生畏的群眾運動中就能得出必須與納粹搞好關係的結論嗎？尼克森意識到了中國的可怕，卻幫助它變得更加可怕，他不可能改變中國對美國根深蒂固的敵對（除非美國接受中國的意識形態，並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所以最終美國還是必須面對中國這個可怕的敵人。
尼克森對中國的另一個鮮明印象是「周恩來無與倫比的品格」，周恩來「廣泛地談論人物和歷史，他的觀點為他那種意識形態的框框所影響，然而他的知識淵博是驚人的」。[24]數十年來，周恩來幾乎實現了對西方來賓的「通殺」——從馬歇爾到尼克森，無不拜倒在周恩來這個孔夫子式的共產黨員腳下。這個個案再度表明西方對中國的無知到了何種程度。多年之後，成色弱了很多的新版周恩來——溫家寶——照樣博得中外偶像崇拜者們的熱烈掌聲。
尼克森和季辛吉建立的模式，經後來歷任政府奉為圭臬：對華交涉很特殊，要脫離正常的外交及體制管道。當然，在美國歷史上，秘密外交不是尼克森和季辛吉的發明，羅斯福參與雅爾塔會談就是惡劣的先例。如歷史學者所指出的，就風格和內容兩方面而言，尼克森與季辛吉的外交，至少在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指導著美中關係發展。尼克森政府設計、議定的主調，主導了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思維：與中國親善有助於美國與蘇聯打交道；華府與北京可以攜手在東亞地區解決各項事宜；同時，美國不應、也不會挑戰中共領導人。後來歷任總統、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都在尼克森與季辛吉建構的大廈上添建，偶爾略作修葺；他們很少挑戰尼、季中國政策的基礎，或重新評估其基本假設是否依舊說得通。的確，隨著時間流逝，尼、季對華政策成為新教條，取代了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指導美國外交行動的舊教條。[25]
尼克森北京朝聖，毛澤東絕處逢生
尼克森訪問北京，享受著歷史創造者的殊榮，隨後在競選連任中以絕對優勢獲勝。美國很快從越南撤軍，蘇聯也退縮了。他即將邁入偉大總統的行列。但是，從巔峰跌入谷底如同過山車一般：當水門事件爆發之時，民眾並沒有因為他是讓中美關係解凍的「英雄」而原諒他。[26]
這場外交戰中真正的勝利者是毛澤東。六十年代中期，中蘇交惡，中共的首要敵人從美國轉換為蘇聯。一九六九年，中蘇在邊境爆發珍寶島衝突，中方設了一個圈套，讓蘇聯邊防部隊遭受重大傷亡。隨即，蘇軍發動反擊，在新疆邊境上消滅中國一個營。部署在中國邊境上的蘇聯部隊增加到四十二個師，達一百萬人。蘇聯的中層官員開始向全世界各國相識的同級官員詢問，若蘇聯先發制人，攻擊中國的核設施，各國將會如何反應。中國的同情者寥寥無幾。由於中國的軍事實力遠遜於蘇聯，毛澤東只好啟動「深挖洞、廣積糧」政策，命令北京的高官疏散到南方各地。
同年，毛澤東重新啟用在文革初期受到衝擊的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等四名元帥，請他們分析中國的戰略選項。四人在報告中提出，若蘇聯大舉侵華，中國可以打美國牌。陳毅為這個看上去離經叛道的觀點提供了一個歷史支點，他建議毛澤東參考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經驗——這個細節說明，陳毅本人及毛澤東都是史達林的同類，都不認為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和約是對共產主義事業可恥的背叛。毛澤東是余英時所說的「打天下的光棍」，毛多次贊揚日本侵華幫助共產黨崛起，跟史達林與希特勒共舞有異曲同工之妙。葉劍英提出《三國演義》中的例子：「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27]這個比喻與季辛吉的「大三角」戰略不謀而合。
文革造成國內「天下大亂」，蘇聯的壓力以及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日漸孤立的地位，使毛澤東迫切需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用陳毅的話來說，「主席走這麼一步，整個棋局就活過來了」。這句話從反面理解就是：大部分中共高層都承認此前中國已步入「死局」，必須轉向。
季辛吉在為尼克森準備關於毛澤東的性格資料時，煞費苦心地為兩人尋找共同交集的對話主題。尼克森記下來：「尼、毛都是重視人民的人」，兩人都「與知識分子不對頭」。這個比喻不倫不類。尼克森雖嫌惡知識分子，卻不曾把他們打入階級鬥爭的煉獄，或是下放到農村去養豬養牛。[28]
毛澤東比尼克森更期盼這場會談，卻又刻意運用欲擒故縱的手段。季辛吉在回憶錄中寫道，中方邀請尼克森在抵京幾小時之內就與毛澤東會面，「其實，用‘邀請’一詞不太準確，因為跟毛澤東的會面每次都不是事先約好的，而是像從天而降的消息。這好像過去君王召見臣民的方式」。
實際上，毛澤東在會面前十分焦慮，報告尼克森一行人行蹤的電話不斷打進來。當時，毛的身體狀況已非常糟糕，醫療組為此次會面做了萬全的準備。毛澤東書房兼會客室內的氧氣瓶、呼吸器等醫療用具全部搬走，移到旁邊的走廊上，又準備了一些小型輕便的急救設備，將氧氣瓶藏在一個大雕漆箱裡，其他設備則置於室內的大盆景後面，以便因應緊急之需。[29]
在會談中，毛澤東情緒很高，不停的說笑話，試圖製造輕鬆氣氛。同時，他又刻意維持帝王般的威嚴及超然地位，他沒有回應尼克森希望討論的兩國之間棘手的政治難題，而是二兩撥千斤式地說：「這些具體問題應該去和總理談，我只討論哲學。」毛認為自己凌駕於包括尼克森在內的所有「政務官」之上。
毛一直掌握著談話的主導權，像老師稱讚學生一般稱讚尼克森寫的《六次危機》寫得不錯。尼克森恭維說：「你讀得太多了。」毛說：「讀得太少，對美國了解太少了，對美國不懂。要請你派教員來，特別是歷史和地理教員。」
毛在談話中主動且多次表示，台灣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台灣事小，世界事大。說到底，毛個人權力及中共政權的安全才是問題，台灣問題可先擱下。
毛雖病入膏肓，卻思維敏捷，老奸巨猾，避重就輕；比之年輕一代的尼克森，卻處處被動，緊張而毛躁。這場對話，宛如此前甘乃迪與赫魯曉夫的對話，尼克森的表現比甘乃迪還要不堪。
原定這次會見只是禮節性的十五分鐘，實際卻按毛的意願延長到一小時五分鐘。尼克森的來訪，讓毛澤東相當振奮，健康亦大為好轉。根據中美雙方事先的意向，毛澤東還準備會見尼克森一次，毛自己也有這個強烈慾望，但終究因為身體狀況而放棄。
此次破冰會談，沒有迅速達成中美建交的結果（尼克森承諾將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完成中美正式建交，但他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未能完成第二個任期，也未能實現此一承諾；一直要等到民主黨總統套卡特上台，才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美國與中國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卻讓中國從此擺脫鐵幕的陰影。北京憑藉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在東亞的權力訴求，並同時讓自己成為該區域的強國。在意識形態上，這一點體現在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當中。[30]
中美敵對狀態的結束，對中國同日本、歐洲及蘇聯的國家關係產生強烈衝擊。日本在同年九月與中國恢復關係，其他十七個國家在前後幾個月內做了同樣的事情。毛取得巨大成功：中國走出四分之一世紀被孤立、封鎖和戰爭的風險，從而減輕經濟建設難以承受的重負。[31]
不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拯救了中共政權，而是毛澤東與美國的緩和拯救了中共政權。毛從來不以意識形態為旨歸，他與季辛吉一樣都是現實主義者。美國昨天還是萬惡的帝國主義，今天就可以成為座上賓。他的轉向之快，讓西方的毛主義者均措手不及、乃至理想破滅。毛對此根本不在意，他在意的唯有政權和其個人權力的穩固。
中國的國內政治需要影響著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的外交政策反過來又影響著國內的政治形勢。內政外交一番互動之後，中美兩國的握手言和，使國際格局呈現出表面上美蘇中三足鼎立的局面；與此同時，國內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隨著林彪集團的覆滅變換為激進派和務實派的兩極天平——毛澤東成為天平的支點。毛總的傾向是利用打美國牌反對蘇聯，但有時刻警惕著避免出牌的權力為美國和國內其他人所左右——所以，他偶爾利用時間差來敲打一下從中美緩和中獲利最大的周恩來，以顯示自己才是最高仲裁者。[32]
尼克森在中國的表現未能維持他在美國政壇的平均水平。由於時差和壓力的關係，他屢屢犯錯。在中國的最後一夜，他喝了很多杯茅臺酒，在晚宴上進行唯一一次真正的即席致辭。他似乎遠超出原本的交涉，提出一個近似於與中國成立軍事防禦同盟的主意。季辛吉嚇了一跳，但暗喜「此時新聞界也兵疲馬乏，沒有注意到它」。[33]
這些細節上的錯誤，跟整個決策的錯誤相比，反倒顯得微不足道——讓中國走出鐵幕，比當年丟掉中國還要可怕。在整個冷戰時代，美國犯的最大錯誤，不是越戰，而是將中國從鐵幕後釋放出來，原本希望以毒攻毒，結果卻是縱龍作惡、一發而不可收拾。西方世界沒有想到，冷戰結束三十年後，中國搖身一變成為比當年的蘇聯更難對付的敵人。
在與中國恢復關係的初期，尼克森政府的官員幾乎都在中國領土與中國領導人會談。美國試圖無中生有，創造出關係。當初，季辛吉和尼克森前往北京，可比中國領導人來華府訪問容易得多，尤其是美國的主要談判對象周恩來，以及毛澤東本人的健康情況都很差。但是，美國人前往北京朝聖的模式，後來逐漸變得難以打破，使得中方「天朝對待屬國朝覲」的意識大增。多年之後，美國人急欲與北京來往的心態不僅已經沒有必要，反倒使中方在談判上佔了優勢。歷史學者索樂文研究中國的談判術之後，得出一項結論：「在中國首都談判，使得中方有機會包圍談判對象，擴大對方的感謝、依賴、敬畏與無助之意識。」這句話對於中方及前往北京的美國官員的心理，描繪得入木三分。[34]美國人始終未能理解中國根深蒂固的天下帝國觀念及其朝貢外交的體制，結果將為此付出沉痛代價。
鄧小平打越南是給美國的投名狀，中國成為美國的準盟友
毛澤東比史達林更加狡詐，鄧小平也比勃列日涅夫更加狡詐，他們知道即便一度與美國為敵，卻不能永遠與美國為敵，若永遠與美國為敵，就無法避免國破身滅的命運。所以，出於生存的本能，要跟美國交往；出於「韜光養晦」的原因，要從美國那裡得到一張參與美國在戰後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通行證。直到戈巴契夫上台後，蘇聯當局才明白這個道理，比毛澤東邀請尼克森訪華晚了十三年，比鄧小平訪美晚了六年。遲到的改革是找死，蘇聯死掉了；竭盡所能地坑蒙拐騙偷，中國活了。
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之後，兩國關係仍相當冷淡。復出後的鄧小平決定給兩國關係點一把火——要得到美國頒發的「國際良民證」，首先需要繳納投名狀。美國需要什麼樣的投名狀呢？鄧小平胸有成竹。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風塵僕僕地頻頻出訪，以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從革命鬥士、革命輸出者，變為蘇聯和越南地緣政治陰謀的又一個受害者。
毛澤東一生中只出境過一次——到莫斯科朝拜史達林，此後便在其住處接見八方來客；鄧小平則放低身段，走出共產主義陣營，他在訪問資本主義國家時多次公開承認中國積貧積弱，需要向發達國家學習，不再是以「自力更生」包裝的唯我獨尊。鄧小平並非第一個這樣做的中國領導人。在一九七二年與尼克森和季辛吉談判時，周恩來就使用過同樣一招「苦肉計」——他不諱言中國相對脆弱，「而且我們也承認我們很落後」。周恩來曾向美國外交官露出他長褲底下的衛生褲說：「瞧，我們不指望這種品質的產品可以外銷。」[35]周恩來不會想到數十年之後，中國生產的廉價衣服、鞋子和玩具等傾銷全世界。周恩來告訴季辛吉：「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以後，我們還是不會認為自己是個超級大國，不會加入超級大國的行列。」如果美國人天真地相信周恩來和鄧小平所的話，就等於自掘墳墓。
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赴美訪問，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訪（這也是中共建政之後訪美的最高官員），這次出訪以後，他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這次出訪是他贏得美國信任的一次大考，也是一出演給蘇聯看的大戲，更是對越南作戰提前進行的心理戰。
中越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之後，即派出軍事顧問團幫助越共對抗法軍。[36]在美國出兵越南後，中國是北越最堅定和最慷慨的盟友，提供的實質性幫助比蘇聯更大。一九六二年，毛澤東答應向北越提供九萬枝槍炮，毛說：「是越南需要的，我們就優先供應。」解放軍幫助北越訓練軍隊、傳授游擊戰知識、援建工業設施和鐵路。前後累計共有三十二萬解放軍官兵被派往北越，巔峰時的一九六七年有十七萬人在北越，在越南傷亡的中國軍人和工程技術人員近六千人。在整個越南抗美戰爭期間，中國對越南總援助加上中國援越部隊和技術人員開支，超過兩百億美元。[37]中越兩個政權的關係，正如中國與北韓，堪稱「血盟」。
然而，越戰後期，因中美關係解凍，越南認為被中國拋棄，遂倒向蘇聯。越戰剛結束，越南開始做建立「印度支那聯邦」（東南亞的「小中華」）的大夢，出兵推翻中國支持的赤柬政權，驅逐在越南的數十萬華僑。中國認為越南成為蘇聯在南方包圍中國的打手，中越迅速交惡，屢屢發生小規模的邊境衝突。
毛死後，鄧小平結束文革，在權力鬥爭中勝出，需要一場收發自如的、小規模的對外戰爭轉移民眾的不滿及凝聚民心。同時，鄧小平也將打越南視為一份給美國的投名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新政」，離不開美國和西方的技術與金融支持。第三，打越南可以切斷蘇聯在東南亞的黑手，遏制蘇聯的威脅。
二十九八日，在鄧小平抵美國第一天夜裡，應邀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Ian Joseph Brzezinski）位於維吉尼亞麥克林的家中做客。在這次非正式交談中，鄧小平對主人說，他希望與卡特總統有一個小規模的會晤，談一談越南問題。
次日上午和下午，鄧小平一直在白宮與卡特展開正式會談。鄧小平指出，中國現在認為蘇聯是頭號敵人，願意與美國密切合作對抗蘇聯的擴張，「我們不是建議成立正式聯盟，而是各自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採取必要措施」。已離開權力中樞的季辛吉後來評論說：「不組成聯盟卻作為盟國一起行動，這把現實主義發揮到極致。」同樣是現主義者的季辛吉對鄧小平惺惺相惜，他讀出了鄧小平的心裡話：「他們願意依靠互相之間的心照不宣。在鄧小平看來，中美關係共同利益反映在建立非正式的全球安排，在亞洲通過政治和軍事合作遏制蘇聯。」
在會談中，鄧小平將越南稱為東方的古巴，是蘇聯從南部威脅中國的基地。下午的正式會談結束後，應鄧小平要求，雙方轉到橢圓形辦公室舉行一場參與人數更少的秘密會議，除了總統卡特、副總統孟岱爾（Mondale）、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和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之外，美方其他人員全部退席。鄧小平以嚴肅而又果決的作風，說出了對越南發動懲罰性打擊的計畫。[38]
鄧小平說，他考慮到了蘇聯入侵的可能性，北京從北方邊境撤退了三十萬平民。不過，如果只是打一場對越南的有限戰爭，能速戰速決，莫斯科就來不及做「大反應」；而且時值寒冬，蘇聯對中國北方發動攻擊也比較困難。鄧又說，中國「不害怕」，但需要華盛頓「道義上的支持」。
儘管此前從情報中得知，中越關係已惡化，卡特聽聞此言仍大吃一驚。平庸而缺乏魄力的卡特，被鄧小平嚇破了膽，一時不敢接過這張投名狀。卡特在回憶錄中寫道，他企圖勸說鄧放棄懲越計畫，他告訴鄧，此舉可能造成極大的反效果，世界輿論可能同情越南。但卡特沒有譴責或直接反對鄧的計畫，他的溫和的否定暗含著含糊的默許：「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你們不僅會受到來自背面的軍事威脅，而且還要面對國際態度的轉變。……我們很難鼓勵暴力，我們可以給你們通報情報。據我們所知，最近沒有蘇軍向你們邊境移動的動作。我的話只能說到這個地步。我們也和世界各國一起譴責越南，但是出兵越南會造成不穩定，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支持中國對越南動武的布里辛斯基日後寫道：「我擔心總統可能被范錫說服，對中方施加最大壓力，不讓他們動武：因為這只會使中國人認為美國乃是‘紙老虎’。」他甚至對鄧表示了一定的欽佩之意：「我私下希望，鄧小平重視動武這件事，能對美國某些關鍵決策者有所啟發。」其弦外之音是，他早已對卡特軟弱的外交政策有所不滿，他認為卡特缺乏鄧小平的魄力。
次日早晨，卡特和鄧小平舉行單獨會晤，只有一名翻譯在場。卡特向鄧小平讀了一封他連夜親筆寫好的信——這封信至今尚未公開。布里辛斯基後來說：「總統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信的基調是溫和的，內容是嚴肅的。裡面強調要力行克制，並總結了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國際後果。我覺得這麼做是合適的，因為我們不能正式和中國人聯手。」[39]
卡特的擔心是：「中國挑起的武裝衝突，將使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未來能否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產生嚴重關切。」但卡特只是要求中國「節制」。
鄧小平向卡特保證，中國軍隊不會長期侵佔越南領土，將在開戰十天到十二天後撤出越南境內。鄧還說，中國攻打越南的好處是長期的，也符合美國利益。中國表面上是在打越南，實際上是在打給越南撐腰的蘇聯。如果中國不給蘇聯一個教訓，蘇聯就會像利用古巴一樣利用越南。他知道這個設身處地的說法頗能打動美國人——越戰的失敗是美國鬱積至今的一個莫大屈辱，中國幫助美國出一口氣，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必然大大改觀。鄧小平果然是心理戰的大師。與之相比，卡特懵懵懂懂，既未看穿鄧小平的隱秘用心，甚至也與國輿論脫節。
鄧小平回國後不到兩個星期，中國即出動二十萬（也有說四十萬）大軍對越南發起攻擊，世界輿論皆稱之為「侵略戰爭」。儘管中國軍隊面對的是越南的二線部隊（越南的精銳部隊正在柬埔寨作戰），但仍付出慘重代價。文革期間解放軍政治掛帥的影響在戰爭中暴露無遺：裝備陳舊、後勤薄弱、人員短缺、戰術僵硬，在這種種因素的拖累下，中國軍隊傷亡數萬。然而，「捨不得孩子套不來狼」，鄧小平在國際戰略上是成功的：經過此役，中國騙取了美國的信任，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美國在此後的四十年裡養虎為患——這是美國為越戰付出的又一個巨大代價，試圖擺脫越戰後遺症，卻又飲鴆止渴，中毒更深。
當時，對外秘而不宣的是，美國一直介入中國攻打越南的細節。在中國的整個軍事行動期間，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每天夜裡都秘訪白宮，與布里辛斯基碰面，後者將美國通過衛星偵察到的蘇聯兵力部署的情報交給中國方面——蘇聯方面果然沒有大規模異動，如此中國方省卻了後顧之憂。
美國、中國和越南的「小三角」關係，從冷戰延伸到後冷戰，風雲詭譎，變化多端。美國支持中國侵越，彰顯出其在亞洲的角色起了大變化。十年前，美國民眾被告知，參加越戰是因為必須遏制中國在亞洲的擴張行徑。接下來，美國民眾獲悉，越南不是中國的傀儡，中、越事實上是敵人。到了一九七九年初，又發生更大的顛倒：中國跨越邊界攻打越南，美國竟秘密協助中國。[40]
故事還沒有結束。從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從美國建構的戰後政治經濟秩序中獲利致富的中國高呼「大國崛起」，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發起對美國的挑戰。美國這才從夢中驚醒，修改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列為首要敵人。越南與中國在南海屢屢發生領土爭端，主動「聯美抗中」，美越關係進入快車道。為了遏制中國的新帝國主義野心，越南與美國多次在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兩國已然相逢一笑泯恩仇。
從沃爾福威茨到蓬佩奧：終結季辛吉主義，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尼克森辭去總統職務，黯然離開白宮，副總統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繼任總統。季辛吉沒有跟尼克森共進退，留了下來，還高升一步：人脈不足的福特希望藉助身兼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幫他穩住局面並贏得公眾支持。
在福特政府內部，所有有關外交政策和國防項目的部門會議都由季辛吉主持，他和他手下的人員控制著信息和情報的流動；他們起草上報給總統的政策建議文件。在政府外部，媒體和全國都對季辛吉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讚賞有加（儘管法拉奇嘲諷說，「不幸的諾貝爾，不幸的和平」）。
就在福特宣誓就職第二天，季辛吉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交給福特簽署，備忘錄將擴大他業已擁有的權力。根據這份備忘錄，季辛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外交政策的全部決策，季辛吉繼續主持最高層政府官員有關外交政策的所有會議。季辛吉成為美國歷史上擁有最大權力的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而且，兩個職位前所未有地合二為一。一九七五年初，小說家約翰·赫什在白宮停留了一個星期，他報道說，季辛吉壟斷了外交政策，「現任總統在就職前很少接觸外交事務，我聽說，他只聽一個聲音，一個反復無常的聲音，那就是亨利·季辛吉的聲音。這是我整整一週都在思考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外交、安全、國外情報，怎麼能每天只聽一個聲音？」
不過，事情很快就發生變化。福特站穩腳跟之後，開始任用自己的人馬——新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Henry Rumsfeld）、新白宮辦公廳主任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這些新人很快蠶食季辛吉的權力。季辛吉被迫讓出國家安全顧問的要職，雖然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其前副手斯考羅夫特（Brent Scowcroft），但他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門聯委會的權力，失去了他在白宮的基礎和接近總統的便利。
更為重要的是，後來出任國防部副部長的沃爾福威茨（Paul Dundes Wolfowitz）正成為「季辛吉的終結者」。同樣也是猶太裔美國人，同樣也是常春藤大學政治學教授，在七零年代中期，沃爾福威茨不僅對季辛吉的蘇聯政策，而且對他更廣泛的假設、他的世界觀和他對歷史的理解都產生了疑問。沃爾福威茨自認為是季辛吉的反對者，是季辛吉在思想範疇內的對手。
季辛吉在其博士論文中贊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主要大國間建立穩定平衡的目標，他本人追求對蘇聯緩和，基礎似乎就是這種模式。在《重建的世界》中，他以厭惡的口吻談及對道德的關切：「道德的種種主張設計對絕對事物的追求，對細微差別的否定，對歷史的摒棄。」他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竭力去除道德的制約。道德的背後是宗教信仰，季辛吉是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主義者。
相比之下，在沃爾福威茨看來，道德原則比穩定或國家利益更重要。比起維持現有的力量均衡，他更重視政治自由。這顯然是施特勞斯學派的論點。施特勞斯指出，「將軍的目標是追求勝利，而政治家的目標是共同的善」。只有那些道德遲鈍的人，才迴避價值判斷，但相對主義必然走向虛無主義。人必須區分高貴的目標與不高貴的目標，或者區分理想主義的正直與小氣的自私自利。[41]沃爾福威茨對此深有同感。「我記得他說過，季辛吉錯就錯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國家，不懂這個國家信奉著某些普遍原則，」受沃爾福威茨提拔、在國際關係領域嶄露頭角的學者福山回憶道——然而，福山本人後來變成了跑到中國與狼共舞並肯定中國模式的季辛吉主義者。
廢掉季辛吉主義和制止對共產世界緩和，這並非沃爾福威茨的個人意見，這代表了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季辛吉後來承認，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他未能把握到這一變化脈動。
在六零年代末至七零年代初，在越戰期間，最主要的問題是，美國——特別是美軍——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還是向惡的力量，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民主黨自由派強調的是美國在海外駐軍的負面影響。
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的實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說，越戰對國家的總體軍事和經歷力量產生了多大影響？美國在越戰失敗之後是否在走向衰落？美國人民是否願意放棄反對共產主義，並且不得不接受與蘇聯的合作關係？
季辛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之上的。他認為，在越戰之後，美國必然要縮減力量、向莫斯科妥協。季辛吉對美國及其未來的觀點相當悲觀，有人拿他與德國哲學家、《西方的衰落》的作者斯賓格勒相比。布里辛斯基說，「季辛吉是斯賓格勒主義者，他認為美國在衰退，蘇聯正在勝利，我們能做的就是與之簽訂對他們崛起有約束作用的協議」——多年以後，美國首要妥協的對象由蘇聯變成了中國。
季辛吉可能並未認定蘇聯真的會取勝，但他的確認為美國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九七七年進行的一次採訪中，季辛吉最親密的助手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季辛吉秘密訪華代表團成員，後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說，季辛吉認為美國主宰全球的時代已經結束。季辛吉的另一位助手斯考羅夫特說，季辛吉認為，美國過高估計了自己獨自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季辛吉本人則認為，在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美國公眾根本不支持與蘇聯對抗。
然而，沃爾福威茨等新保守主義者駁斥了季辛吉及其派系的這一悲觀論調。他們認為，美國並未衰退，不應該小視美國的力量，也不用對蘇聯做出新的妥協。[42]季辛吉的影響力在卡特時代之後中斷了，雷根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受時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的沃爾福威茨影響。當時，中國要求美國做出完全終止對台灣軍售的承諾。在對此展開的討論中，曾在對北京開放期間擔任季辛吉副手的國務卿黑格，一如既往提出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他警告說，美國不能把中國惹毛了。
雖然是下級官員，沃爾福威茨勇敢地對國務卿的觀點提出質疑，進而對華盛頓有關中國的假想發起更全面的批駁。他指出，美國誇大了中國的戰略重要性；雖然中國在東亞地區很重要，但美國的軍事集結以及中國解放軍自身明顯的弱點意味著，一旦與蘇聯發生戰爭，中國對於美國不會有多大幫助。事實上，中國有理由比美國更擔心蘇聯的入侵，因此，中國需要美國的幫助，遠比美國需要中國的幫助大得多。
在這個問題上，沃爾福威茨再次使美國的外交政策向前幾步，超越了當時盛行的冷戰思維。在整個七十年代末，包括新保守派的守護神亨利·傑克遜參議員（Henry M. Jackson）在內的大多數華盛頓鷹派人士認為，為了對付蘇聯，美國需要盡可能地堅決支持中國。但沃爾福威茨卻認為，美國必須擺脫通常的反蘇架構，用不同的方法來認識中國。美國已經足夠強大，不需要在冷戰中借助中國的幫助。[43]
很快，雷根任命舒爾茨（George Pratt Shultz）取代黑格，這一變化標誌著雷根政府朝著遠離尼克森-季辛吉外交遺產邁出的又一步。沃爾福威茨被提升為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這是其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步。
在小布什執政時代，沃爾福威茨出任國防部負責制定政策的副部長，其影響力遠遠溢出五角大樓，他幾乎成為新保守主義代言人。然而，由於輕率地啟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戰爭遇到困境和輿論壓力時，他與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一道辭職。之後，沃爾福威茨被小布什總統任命為世界銀行行長，但左派繼續追殺這名觀念秩序上的勁敵，他遭受了跟尼克森相似的命運——因為安排女友到國務院任職的「醜聞」而被迫辭職，之後出任民間組織「美台商業協會」主席。
沃爾福威茨離開了權力核心，但他的思想觀念繼續在川普政府發揮影響。川普的國務卿蓬佩奧有力地阻止了尼克森主義和季辛吉主義的回潮——他是季辛吉的反面，是杜勒斯之後最堅定地反共的國務卿，也是百年來最具高瞻遠矚的全球戰略的國務卿。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其中國問題顧問余茂春教授的安排下，蓬佩奧在加州約巴林達的尼克森圖書館這一象徵性的地點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宣告尼克森訪華近半個世紀之後，尼克森對中國的憧憬壽終正寢。中國沒有朝著自由與民主演變，美國自身以及後代的和平前景並未更大。蓬佩奧指出：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自由的二十一世紀，而不是習近平所夢想的中國世紀，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並應以此作為我們未來幾年和幾十年的指導：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們決不能延續這個模式。我們決不能重回這個模式。[44]
蓬佩奧呼籲說，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個新暴政。當年，尼克森認為，「除非中國改變，世界不會安全」，因此，美國需要「引導中國改變」。但是，正如尼克松晚年始終念茲在茲的擔憂，「我是否創造了一個‘怪物弗蘭肯斯坦’」——而這正是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當年，蘇聯只能用核武器才會摧毀美國，但那樣做意味著蘇聯自己也會被美國的核武器摧毀；今天，中國無需動用數量和質量都不如美國的核武器，但中國在每一個有形無形的戰場上都主動出擊，中國用「中國製造」這一紅色供應鏈卡住了美國和西方的脖子。對此，蓬佩奧指出：「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最終，中國共產黨將侵蝕我們的自由，顛覆我們各國社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會受中國共產黨的擺佈。他們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戰。」
當年，尼克森訪華時，觀看了中共精心組織的乒乓球和體操這兩項中國人最擅長的體育運動之後，在日記中用頗為陰鬱的筆調寫道：「不僅是我們，包括各國人民在內，都必須竭盡所能的努力，才能與中國人民巨大的能力、幹勁、紀律相匹敵。否則的話，有一天，我們會遭遇世上史無前例、最令人聞風喪膽的強敵。」[45]近半個世紀後，蓬佩奧認為，喬治·肯楠的「遏制」政策以及杜勒斯的「解放」政策，都已無法對付中國，因為「這是關於我們從未面對過的一個複雜的新挑戰：蘇聯當時與自由世界是隔絕的。共產中國已經在我們的境內了」。從來沒有哪個極權帝國，包括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和共產蘇聯，對美國的滲透達到了共產中國的程度。美國已被染紅一半，諸多美國菁英集團蛻變成中國的「在地協力者」，他們遍及美國的三大權力分支機構、跨國公司、媒體、學術界甚至教會。
新時代的新挑戰，需要新戰略和新戰士。蓬佩奧認為，如果美國有明確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氣，美國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的結合肯定足以應對這一挑戰。而且，既然中國已經成功地玩殘了聯合國等舊有的國家組織，現在也許是美國牽頭建立一個志同道合國家的新聯盟、一個新的民主聯盟的歷史時刻。
中國不可能與美國及西方和平共處。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都在伊斯蘭世界之上，中國的威脅遠大於伊斯蘭世界。對於美國來說，擊敗極權中國是一場甚於一戰、二戰、冷戰和反恐戰爭的前所未有的硬仗。在亞太地區，美國需要與日本、印度、印尼、澳大利亞和台灣等國結盟，乃至建構一個亞洲版的「新北約」。時不我待，蓬佩奧指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共產中國肯定會改變我們」。美國必須改變被動挨打的處境，全方位地主動出擊，而最後的決戰乃是觀念秩序的對決：「從中國共產黨手中確保我們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處於領導這個使命的最佳位置，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給了我們這個機會。……我們的國家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即人人擁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什麼時候，美國人失去了對美國傳統、美國憲制、美國觀念秩序的信心，美國就必然陷入軟弱、衰落和失敗之中；什麼時候，美國人堅守美國傳統、美國憲制、美國觀念秩序，美國就能戰勝所有的敵人——無論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蘇聯還是共產中國。而終結中共這個「百歲幽靈」，唯有靠「美國隊長」及其隊員們。
注释：
[1]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頁235。
[2]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590。
[3]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590。
[4] 季辛吉精通拍馬術，但他的前系主任、甘乃迪的國安顧問邦迪不吃他那一套。邦迪承認季辛吉才華過人，卻認為其野心勃勃、令人討厭。邦迪曾模仿其德國腔英語羞辱之（其實，季辛吉的德語口音是其故意裝出來的，以彰顯其少數族裔身份），卻沒有料到數年後季辛吉坐上該位置，還一度兼任國務卿。季辛吉轉而求助於甘乃迪的特別助理、同樣是哈佛大學出身的歷史學家阿瑟·施萊格爾（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後者利用他來對付甘乃迪倚重的外交界元老艾奇遜。
[5]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上冊），（台北）廣場出版，2019年版，頁23-24。
[6] 尼爾·弗格森：《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上冊），頁31。
[7] 弗雷德里克·肯普：《柏林1961：甘乃迪、赫魯雪夫和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頁268-270。
[8] 尼爾·弗格森：《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上冊），頁29、頁35-36、頁448。
[9]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文化，2011年版，頁135-136。
[10]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1150。
[11] 奧里亞娜·法拉奇：《風雲人物採訪記》（上），（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頁20、頁22。
[12] 季辛吉：《論中國》，頁270-271。
[13] 鄭紹鈺<孟加拉的崛起之路>，台灣關鍵評論網，
[14] 季辛吉抵達巴基斯坦後，以生病為由假稱需要休息，到喜馬拉雅山腳下一個避暑山莊躲了四十八個小時。在華盛頓，只有尼克森和季辛吉的高級助理黑格（Alexander Haig，後來在雷根政府初期短暫出任國務卿）知道其真正目的地。為掩人耳目，美國隨員中最矮胖的一位，奉命化妝成季辛吉。賓館的每個房間都擺了許多芒果，這位季辛吉的分身大吃芒果，結果吃壞了肚子。
[15] 季辛吉：《論中國》，頁230。
[16]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頁339。
[17] 季辛吉：《論中國》，頁207。
[18] 孟捷慕（James H. Mann）：《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台北）先覺出版，1999年版，頁62。
[19] 美方隨行的有三名中文流利的翻譯，其中之一為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他出身於新英格蘭傳統家庭，曾到台灣學習中文。第一天夜裡，在中方接風宴前一個小時，白宮助理查平召見傅立民，要他擔任尼克森敬酒時的譯員。傅要求先看講稿，查平說沒有講稿，尼克森要即席講話。傅說他知道有一份講稿，因為他曾被征求意見。傅說：「如果你認為我會站起來，信口就把總統引用的毛主席的詩譯回中文，你一定是頭腦不清楚。」查平說，這是總統的命令；傅拒絕從命。查平將講稿交給中方譯員冀朝鑄，由其擔綱翻譯。整個晚上，尼克森都怒目瞠視傅立民。次日，尼克森主動對周恩來說，正式會談的譯員由中方指派。他解釋說，美國人守不住秘密。兩天之後，當傅立民展現其翻譯才華，尼克森才對其道歉，並惺惺作態地對周恩來說，傅立民說不定就是以後美國的首任駐華大使。多年以後，傅立民出任美國駐華公使及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孟捷慕：《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頁66-67。
[20] 季辛吉：《論中國》，頁253。
[21] 奧里亞娜·法拉奇：《風雲人物採訪記》（上），頁12、頁23。
[22]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594。
[23]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608。
[24]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608-609。
[25] 孟捷慕：《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頁78。
[26] 尼克森辭職後，回到加州聖克利門，作為「不光彩的前總統」，深居簡出。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國在其首次訪華四週年之際，主動邀請其再次訪華。他乘坐一架中國的專機去北京，這是飛來美國的第一架中國飛機。這是尼克森卸任十八個月之後第一次出國訪問，成為其重新進入歷史舞台的標誌——尼克森在中國講話的口氣「似乎他還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如此描述與毛的會面：儘管毛的身體狀況已大大惡化，但「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這個美譽似乎更適合希特勒。法新社評論說：「尼克森在中國似乎一天天變得更加愉快和自信。這要歸功於中國領導人給予他的心裡的電休克療法。中國領導人給他一種政治上復活和恢復青春的治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評論說：「整個故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尼克森得以恢復名譽而成為有用的國際人物這一機會是中國共產黨人給他的，而中共一度是他喜歡抨擊的對象之一。」中共不會白白給外國人美味餡餅，他們如此厚待尼克森，是因為當年其訪華拯救了四面楚歌的毛和共產黨。尼克森在任時一意孤行地訪華及卸任後乘坐中國專機訪華，表明美國的政治制度存在嚴重漏洞，對在任總統及卸任總統的決策及言行缺乏足夠的約束。
[27] 毛澤東已有向美國妥協的意願，但不便首先表示，需要有台階下，便安排四名已被打倒的老帥在工廠「蹲點」的同時，研究國際問題。周恩來將駐英國代辦熊向暉調來擔任四名老帥的助理。據熊記載，四名老帥剛接到命令時，摸不透毛的心思：經毛審定的九大報告對國際形勢已有詳細闡述，為什麼需要新的研究？若全盤照搬，毫無意義；若提出不同看法，會不會被認為跟九大報告唱反調？周恩來給了定心丸：九大報告並非一錘定音，需要借助老帥的戰略眼光，提出新看法，可暢所欲言，不必擔心被扣上「右傾」帽子。周表示，希望四名老帥歸納出幾條，先由周斟酌、參謀，再呈送毛。四名老帥提出「蘇聯是中國的首要敵人、中國可以跟作為次要敵人的美國接觸」的新觀點。毛以此為論據，指示前線外交人員與美方展開談判，繼而邀請季辛吉訪華，最終促成尼克森訪華。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205-206。
[28] 孟捷慕：《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頁27。
[29]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台灣）聯經出版，2015年版，頁589。
[30] 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頁323。
[31] 魯林（Alain Roux）：《毛澤東傳·專制者（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145。
[32]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2008年版，頁115-116。
[33] 孟捷慕：《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頁77。
[34] 孟捷慕：《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頁81。
[35]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頁249。
[36] 擔任中國駐越軍事顧問團團長的解放軍高級將領韋國清為人謹慎，在越南充當軍事顧問期間，每次回國，他都到北京直接向劉少奇、彭德懷匯報越南戰況。臨到再赴越南，彭德懷都要找他談話，然後帶他去見毛澤東，接受新的指示。每次指示和談話，韋國清都有詳細的筆記。但回國之後，他又定期檢查過去的筆記，然後加以銷毀。錢江：《越南密戰》，（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頁681。
[37]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頁160-161。
[38] 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鄧小平改變中國》，（台北）天下文化，2012年版，頁469。
[39] 季辛吉：《論中國》，頁362-363。
[40] 孟捷慕：《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頁144-145。
[41] 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什麼是政治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版，頁11。
[42] 詹姆斯·曼：《布什戰爭內閣史》，頁74-76。
[43] 詹姆斯·曼：《布什戰爭內閣史》，頁114-115。
[44] 《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蓬佩奧演講全文實錄》，見美國之音中文網，
[45]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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