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几年前,陈丹青在新加坡演讲时说,现在中国人已经不需要他愚,他们在自己愚自己。

一位叫卢斯达的作者2020年初在海外一家网站发表文章,题目叫《你还在说“中共不等于中国”吗?》。文中有这么一段话:“近代的人文和革命主义,已经将‘人民’推到了‘神’的位置。‘人民’总是白璧无瑕的、它总是至高无上的,整个世界由取消形而上学到重建了奴役的‘人民形而上学’。以至现在有任何限制人民作恶的合理法律、风俗、心理,都被抹黑成‘歧视’、‘人民斗人民’。‘人民’在这种‘人民至上’的歪曲思想之中,成为慈母养育的败儿,成为新的神,永远索求,而不看看自己成为什么模样。”

有意思的是,当年胡乔木在批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不该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那样的文章时:“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见2011年第3期《炎黄春秋》李洪林文)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习近平没有也不敢说,其实,在中国,只有政府,只有共产党才有资格称作“人民”,谁的官大谁就是“人民”,他习近平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人民”。

2021年4月25日新民晚报官方帐号:【环球网综合报道】去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发布一份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根据该报告,中国民众2016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

肯尼迪学院的三名专家于2003至2016年间在中国进行了8次调查,同3万余名中国城乡民众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然后撰写了这份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其中,内陆及贫困地区的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

去年7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根据这份报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稳固,韧性源于民众的广泛支持。根据这份调查报告,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满意率比过去几十年任何时候都高,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事实上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超过了93%。我想,这么高的支持率可能是美国那些政客无比羡慕却又无法企及的。这本身其实就是对蓬佩奥等个别政客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好和最有力的回应。”

华春莹还说:“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受到14亿中国各族人民的坚定拥护和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有同一个梦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坚信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我们奉劝美方那些出于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地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客们,停止挑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他们这么做只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不可能得逞,也没有任何意义。 ”

上面这些都是在讨论“中国未来”无法回避的“事实”或叫“现象”。不管你有多么不屑,或说它有多么“不真实”,不具代表性,可很多时候,“不真实”就是“真实”。今天的中国人在思想认知上并不比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前的中国人有多大进步——把这话说给中国人听,很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会承认。当然,若相信或承认,就又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了。

正文

还有一个月,中共这个组织就“横空出世”一百年。早知是这样一个邪恶的组织,当年说什么也要把它掐死在萌芽状态(关键是谁来“掐”呢?),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一百年过去,回头看,这个组织的邪恶,除了有人讲的有“马克思主义之谬根”之因,在本人看来,主要还是缘于中共一群又一群人,特别是被“选拔”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官员;还是缘于素质早已蜕化得低于人类平均水平的整个民族。虽然本人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多少明白一点:这大概正是浸泡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结果。这样说,也并非信口开河,李慎之生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传统”做过一定研究,读一读《李慎之文集》中的有关文章,就会明白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

一个社会,一种国情,特别是某个国家或社会的“底色”,一定是这个国家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谁都不能说那一批批共产党人一出世就是恶人的坯子,个个都是从灵魂中坏出来——相反,且不说那些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像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的“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的一些“地下工作者”也都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他们的基因或叫血液中有严重的“忠君意识”,而且自然而然,不需要学习不需要传授。而“忠君意识”很容易换成独裁意识。这么说吧,一个有忠君意识的人,也一定有独裁意识,甚至认为谁在台上或谁在位都会那么做。任何一个有忠君意识的人做了君王,都是独裁者。

忠君意识,不仅刘少奇、周恩来有,陶铸有,胡乔木有,韦君宜夫妇有,可以说,几乎所有中共官员都有。像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已经不是把党组织当作爹亲娘亲,而是完全当作自己的家,并且在诗里说:“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像彭德怀、黄克诚、田家英那样比较有独立见识而又敢于坚持的人少之又少。既然连一个个高级领导都有(杨述也是部级官员),等而下之的普通党员或党外人士,又叫他们怎么能没有。

刘少奇、周恩来的忠君意识(到后期,很可能还夹杂着惧怕毛的淫威)非常浓厚自不用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的表现,让人觉得他后来的下场简直就是“天意”就是“现世报”。至于周恩来,林彪批判彭德怀时,周恩来插话:“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第201页)

实际上,中国是“亿万人民”自然包括大大小小几乎所有官员,包括被我们称赞歌颂有加的胡耀邦,都忠于“伟大领袖”。即使有个别脑后“有反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会刻意暴露出来,而坚持真理至死的张志新(不仅是中共党员,还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们,最后都被他们残忍地杀害了。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增订纪念版》,可以看到后来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早在延安时期胡乔木就在诗歌中喊出来了。胡乔木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创立之后”写了“一首校歌”,歌词的前四句是:“生在英雄的时代,站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均引自第294页)。这不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延安版”吗?难怪李锐在2009年一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说:“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看来,没有“伟大领袖”,这种人是活不下去的。

还有,本文“引子”中提到的李洪林,在2011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谈《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其中讲到这么一个细节:“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中国最大的“长官”是毛泽东,在胡乔木看来,李洪林“醉翁之意不在酒”。

另外,既然上文中提到胡耀邦,这里也顺便多说几句。

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2002年第六期封二,刊发了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的《胡耀邦何以不敢想下去》,文章超短:

1977年,胡耀邦还在“台下”时,说到1957年反右派以来,毛泽东不断搞阶级斗争,胡耀邦说:“自己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还不断反省这种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从《炎黄春秋》上一篇别人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引了这几句话后,李普先生接着感叹道:

胡耀邦是个肯用脑筋的人,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后来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证明他是个高瞻远瞩、敢做敢为的人。何以这样一个人尚且如此!按理说,中央委员更应当想问题,为什么反而更不敢想了呢?

李普先生的短文到此戛然而止。胡耀邦之所以“不敢多想下去”,正好证明,从那时,甚至比那时更早的时候,中共内部就已经弥漫了“封建氤氲”,就有了专制独裁的影子。到1957年,中央绝大部分委员都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已经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时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党员或一中央委员,不如说一个个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到了“臣”的位置。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统治者一直倡导的不就是“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吗?既为人臣,岂可不忠?仅就这一点而言,当时的中央委员,除了像彭德怀、黄克诚少数几个还敢于有点个人思考的人,除了像林彪、康生等极少数怀有“贰心”或是“奸臣”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忠臣”,若再按“封建道德”来论,皆“可圈可点”。

可以说,不管毛泽东当时主观上怎么想,只要造成连中央委员也“不敢多想下去”这样一种局面,就可以认定他在中国大陆实行的绝非是什么“人民民主”。不然胡耀邦也就不会想到“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央委员还不如一个普通国民或普通党员敢于思考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安徽张红兵的母亲(因在家中说对毛泽东不满的话被丈夫和儿子举报,逮捕后被处死刑)、不会有遇罗克、不会有林昭,不会有李九莲,不会有张志新,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所认识的顾准——单从个人独立思考这一点来说,胡耀邦乃至整个中共中央委员都应该感到“脸红”。

从李普先生的文章来看,好像胡耀邦在“主席”去世后忽然胆子大了起来,敢说敢干了。真是这样吗?自己不这么看。胡耀邦之所以敢那样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之所以敢于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要是不仅当时的领导人即华国锋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难以实行独裁(没有毛泽东那种权威,就是想像他那样专制独裁也难。否则,别说一个胡耀邦,就是有十个百个,也同样只能噤若寒蝉),有些话甚至不能“算数”,尤其是有不少说话极有分量的中央“老同志”如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是支持他的,而他所做的也正是为了当时已得民心而后来成了“划时代”人物的邓小平的复出,因此也就显得他好像“毫无畏惧”、“敢作敢为”了。自然,现已盖棺论定,我也完全赞同李普先生所言:胡耀邦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尤其在当时能有那种举动,实在难能可贵,没有一点胆识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再看陶铸。不久前,网络上有陶铸的女儿陶思亮的文章《相逢一笑在梅州》,此文作于2021年2月。一般来说,女儿不会冤枉父亲。陶思亮在文章中说他的父亲一直有一种“从一而终”的思想,原话是这么说的:59年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曾批判过彭老总,虽然他话说的不是那么狠,但他的‘从一而终’论充满了封建主义的迂腐,那不是我想看到的父亲!彭钢说陶铸之左与贺龙一样,都是太过盲从了”

文中“父亲”后面打了感叹号,表明女儿确实反感父亲“从一而终”的思想。记得近三十年前,当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借给单位本科室一位同事阅读后,她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这话虽然有些武断决绝,可我们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能看到几个散发着人性的中共党人呢?连朱德这种憨厚之人在毛的淫威下也不得不做了被批为对彭老总只是“隔靴搔痒”的批判发言。这大概就是“坏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的最好佐证吧。

现在该说韦君宜和杨述了,在这对夫妇身上我要多着点笔墨。“韦君宜18岁加入中共,68岁退休。在她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政治运动,一个是延安整风,另一个是文革。她说,延安整‘疯’,是文革预演。她一岁多的女儿是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夭折的。她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是在1966年夏被红卫兵打傻的。韦君宜说,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

韦君宜的《思痛录》简本,是在杂文家林文山(原红旗杂志编辑,笔名牧惠,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与韦君宜、杨述是“儿女亲家”)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才得以在1998年出版。韦君宜2002年1月去世前虽一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一定看到了她这一生最看重的心血著述。当年,由于一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该书,1997年11月25日,“在文学界为韦君宜祝寿会上,杨团说明,出版《思痛录》是母亲此生最大心愿”(《思痛录·增订纪念版》第337页)。杨团是韦君宜的女儿。

《思痛录》出版时,在文化界轰动一时。这本书一上市,洛阳纸贵,很快就没的卖了。之后十几年不见再版,而这本盗版书在地摊儿上一直很“火”。这样,2012年,韦君宜去世十周年之际,她曾担任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又筹划出版《思痛录·增订纪念版》。这次是精装本,用黑色做书的封面封底,显然,“策划者”是用了心计的。也是老天有眼,如果让老太太在医院的病床上毫无意义地再躺几年,这“增订版”还出得来吗?2015年即当“毛泽东第二”的人物在完全掌控所有舆论阵地后,韦君宜的这“增订版”,她的单位还敢给出版吗?尽管此书在国内销得很好,2013年1月出版,到2016年7月,已经是“第6次印刷”了。

“《思痛录》于2013年再版时增加了11万多字的内容,书页厚了,内容的分量也更重了。韦君宜将所亲历的‘左’祸,一件一件拎出来曝光。”新出的精装本,读者更喜欢(尽管从丁东在公众号发表的文章来看,仍然不是“全本”),且正文前有李锐、曾彦修、唐达成、邵燕祥、黄秋耘等大家名家的题文。这里仅录唐达成的一段话:

“我觉得她一直背负着一个精神的十字架。她为什么支撑病体强把《思痛录》写下来?她认为,这些教训太深刻了,太惊人了,太荒谬了!不写下来,良心不得安宁,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来。她的《思痛录》,就是这么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思考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很有胆识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书。最近几年文艺界没有一本书超过《思痛录》。”

虽受到如此高的赞誉,也还是不能不说,《思痛录》的作者直到1975年才有所觉悟,并开始动笔,到1983年写出这部《思痛录》——这里我想说一下,虽然是1975年开始动笔,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死,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对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谁都不敢说还会有这样一本惨痛回忆的文字。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作者在回忆的第一章“缘起”开篇不久就说:“首先得说明: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这虽然很可能是作者因心有余悸使用的“障眼法”,但如果把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这一层去除,她这一生还有什么呢?人就是一种生物,有感情的生物,别说还是自己曾忠诚了几十年的组织,就是住过几年的地方还有点不舍呢,你让她怎么可能把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组织说抛弃就彻底抛弃呢。

《思痛录·增订纪念版》正文前有作者几幅单独或合影的照片,其中有两幅我想提一下,一幅是作者和丈夫和女儿杨团的合影,下面图解是:在“干校的作者夫妇与插队的女儿难得的团聚  1972年”。图片中三个人都戴着伟大领袖的像章,这在文革中是“标配”。特别是像他们这种人家,如果不佩戴领袖像章,估计都不好意思出门。照片中女儿杨团的表情很喜庆,她大概不知道父母这几年日子都是怎么过来的。

另一幅更有意思,是韦君宜从干校回京到原单位上班后又赶赴延安组稿。直到这时候(1973年),看得出,她对“伟大领袖”还是那么崇拜。照片是她在延安枣园“毛主席旧居”前留影。这时候,如果没有人提醒,说这是“延安老革命”韦君宜,谁都会认为她与乡下妇女没多大区别:穿着非常一般不说,头戴一顶旧草帽,脚上穿的是一双普通球鞋。这说明,即使遭到文革那样的冲击,甚至被下放到干校实际上是“集体劳动改造”,仍没醒悟,否则,不会专门去什么“毛主席故居”,还请人拍照留念。

但是,当你读了《思痛录》,又会惊奇地发现,1975年后,作者确实开始觉悟了。她那些回忆,让人锥心,让人悲愤,同时也让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感到一丝欣慰。当然,正因为是“思痛”的回忆,读者可以看到作者以及与她一样的中共各级干部,一次次受中共组织的骗,受毛泽东的骗,有时看得还让人“心生恨意”:有这么多痛苦乃至撕心裂肺的经历,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地所谓忠诚那个邪恶的组织、崇拜恶魔毛泽东而觉悟得这么晚呢?

当然,毕竟还是觉悟了,且近乎彻底。《思痛录·增订纪念版》第二章“抢救失足者”最后几百字,其中有些话今天读来,很有启发意义。

比如,她提到:“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引者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痞子戏法。然而在当时却骗过了很多跟着他革命的那些同志)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

还提到邹凤平。延安整风时,此人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迫自杀。“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吹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道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

紧接着几句话,韦君宜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辖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大家今天读着这最后几句会怎么想?我想的是,不幸被韦君宜夫妇言中了,即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在“得到了整个中国”后,竟然还是“这么干”的,只是由于他们手里有枪,实行的是法西斯专政,“成亿的老百姓”经过洗脑都成了“顺民”,歌颂还来不及,何来“不会答应”一说?

这一章的最后一段话:“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关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读这一章最后几百字,特别是读了韦君宜和丈夫杨述的议论以及蒋南翔的不同意见不仅没起作用而且还受到批判,可以得出: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已经很好解释了,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与其说借着天时地利,不如说以各种撒谎欺骗耍流氓的手段,最终打下江山,于是就把他们的思想行事作风贯彻到整个国家,于是整个国家的思想作风也就成了共产党的行事作风,而共产党的作风也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所谓的目的(因为这个目的其实是假目的),一个谁也说不清的目的,不惜做尽一切坏事、恶事,或者说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在键盘上敲到这里本来还想说一说杨述,但那样做,篇幅会拉得较长,因此,只把杨述很可能是在读了妻子韦君宜的一首诗后的续作抄在这里。有这一首诗也就可看出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的杨述对组织忠诚到何等地步。

诗没有题目:

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葬在家里的地/就是变做杜鹃/也住在家里的屋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

韦君宜、杨述的女儿杨团,在录完父亲的续诗后写下这样几句话: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地顽强、这样地坚定,这样的不顾一切,虽九死而犹未悔啊?你们让你们的后代怎样去评说这段历史啊?

“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他们才十多岁时,在他们曾经日思夜想、为之奋斗,无比崇敬的自己的‘家’里,是怎样地强忍住内心最大的悲愤,是怎样地以宁可化自己为乌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为乌有做代价,维护了这个‘家’的呀!而且,这个代价不是付出一年、两年,而是整整一生!这种牺牲难道不是比牺牲生命来得更加艰难吗?”(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思痛录·增订纪念版》第335页)

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封建意识”,甘愿受中共的欺骗,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也一样,甚至帮着中共合伙欺骗世人;真正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即使像梁漱溟,有勇气在大庭广众之下敢与“伟大领袖”争辩,谁都认为这种人不可能崇拜领袖、不会有“忠君思想”。特别是这位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人,晚年给人的感觉和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骨头最硬的。而在他的一篇回忆中还看到有这样一句话:“一九五O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的。”(《梁漱溟全集》卷七,320页)

然而,人性十分复杂,有很强的多面性。前不久,从退休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2021年5月5日发表在公众号的视频中知道,梁漱溟其实非常崇拜列宁和毛泽东两个大人物,他的两个孙子的名字都是他取的,一个叫梁钦东,一个叫梁钦宁。视频中唐师曾说,之所以给两个孙子起这样的名字,就因为梁漱溟第一崇拜毛泽东,第二崇拜列宁。

再说吴宓。近几年,文化学者岳南三大部《南渡北归》受到广泛好评。因书中主要写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量级人物以及知名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能没有吴宓。大家知道,胡适不喜欢吴宓,吴宓也不喜欢胡适。但吴宓与陈寅恪交情很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还专门跑到陈寅恪所在的广州中山大学“晋谒”,从1961年8月30日晚到广州,到9月4日晨离开,在中山大学招待所住了五个晚上。期间他和老友陈寅恪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交谈。

这里只从书中抄一点吴宓的“言行”,看一看他当时的“状态”。尽管那个时代,人们出于自保,很多话都是言不由衷,甚至都是“鬼话”,但就像上面梁漱溟说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达到一种境界,不论将面对什么,“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的”。

《南渡北归》第三部“第十六回·悲回风”中记道: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西南师院评审组一致评吴宓为一级教授,但吴连写二信坚辞,提出只要三级,并云:“共产党对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据知情者说,吴宓之所以如此高调对待此事,是暗中受了高人指点,其主题一是谦,二是避。谦是天生固有的谦虚性情和文化良知;避是避校内共产党出身的年轻干部,彼辈都在二级以下,吴宓怕在个人利益问题上,超过这些不学无术但整人有方的掌权者,招致忌妒,引来祸端。后经民主党派人士曹暮樊(原勉仁学院同事)劝说,遂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

有些滑稽的是下面这一段:

吴宓向来自奉甚俭,衣食住用甚为俭朴,到手的工资大部分长期用于资助亲朋和困难学生,定级后的工资分配情形依然如故。为表示自己积极上进,吴宓经常开讲一些“原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之类迎合时常的话语。只是吴宓并不善政治辞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会上,吴慷慨激昂地表态道:“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那些以共产党为亲妈、且“用乳汁哺育了我”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训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参见第542、543页)

所以说,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哪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坚持得了的。尽管陈和吴交情很深,可吴宓那些话就是打死陈寅恪他也不会说。

回头再说吴伯箫——之所以说“回头”,是因为吴伯箫的“事迹”出现在《思痛录》第二章“抢救失足者”:当年,吴伯箫是作家,“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容引者插一句,所以说,这些人后来不论是被打右派还是被整,都是‘活该’,因为这种人与中共合谋欺骗世人)。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多么痛心!然而,共产党这种招术一直在延续。庐山会议上毛派人劝彭德怀写检讨时用的也是“这一招”:“为了促动彭德怀作检讨,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30年之后,我抄完这段话,不禁潸然泪下。)”(《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第169~170页)

括弧中的话是李锐说的。只要是一个正常人,谁读了彭总的这段文字,都会受感动:天地良心,本来是想通过自己的“上书”(其实是私信)提醒毛泽东在会议上应该反“左”,可没想到此信让毛泽东对“左”更加放纵,所以彭德怀认为自己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还起了相反的作用——都已经这个时候了,彭老总非但没有责怪毛泽东这个独裁者,反而打内心检讨自己,其心地光明磊落,日月可鉴。难怪后来李锐读到这段笔记时“潸然泪下”。

结束语

说是“结束”,其实是想就前面“正文”开头提到有作者认为中共的邪恶源于“马克思主义之谬根”再发几句议论,以对本文“引言”的呼应。

本人承认,中共的邪恶,当然有“马克思主义”之原因。可不是本人想当然,当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可为什么后来“结果”大不一样?

为什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发生了所谓的“匈牙利事件”而中国发生不了?为什么苏联能出现勇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而中国在毛泽东死后没有出现有勇气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人物?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国家高层领导中有密洛凡·古拉斯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撰写的理论著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而中国没有?假设不是这样一群又一群、一批又一批的中共党人,不是我们这样一个民族,还会这样吗?现在看,不论是匈牙利还是南斯拉夫,他们的结果都比我们好,这不是外界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群共产党人的素质, 是他们民族的素质。

现在都知道,文革后的1980年,最终制定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起草工作始于1979年11月,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先由胡耀邦、胡乔木负责的起草小组写出初稿,在北京组织多次咨询讨论后,从1980年10月13日起,《决议》初稿交付给全国四千高干(主要是领导干部、理论界和军队代表等),进行了历时约一个月的大讨论。

会上那么多高干要求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乃至罪行,结果被邓小平压住了。如果邓小平是纳吉是古拉斯或戈尔巴乔夫,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吗?邓小平最大的罪过,不是六四下令开枪,而是阻止了一次清算毛泽东的罪行,而且在1979年还提出了“四个坚持”且“一百年不动摇”。这让一些升到了高位而又不思进取的中共高官有了“理论依据”;当然邓小平没有想到,正是他的“不作为”以及想“保全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断送了他的改革开放。

十九世纪不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组织也好,走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也罢,不只苏联,也不只中国,东西方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甚至就连英美大批优秀知识分子都倾向社会主义。关于这方面,不用抄书,哈耶克当年为什么写作和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并帮助卡尔·波普尔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或者《开放社会的敌人》),正说明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事实上,也正是他们这些伟大著作的出版,引起了许多倾向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警觉,用哈耶克创办的佩勒兰协会会员德特马·多林为《通往奴役之路》所写的《导言》中的说法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因此,当年“在左派的眼里,哈耶克很快成为头号敌人”。

然而,近八十年过去,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一直“跳不出来”或说不肯“改弦更张”呢?我等在奇怪的同时,是不是只能从中共一群人尤其是毛泽东身上找原因,只能从中华民族自身找原因?

2021年5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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