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庆民先生撰写的同名报告,发表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网站上,链接如下:https://chinademocrat.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6&id=239 此处是该报告的介绍。虽然是2020年的报告,但是由于中国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所以该报告对于今天的价值并未减退。

   2020年9月10日,由众多学者和机构参与统计分析和撰写、非政府组织“社会进步势在必行(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发布的2020年世界各国“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 (以下简称SPI) )”揭晓,中国以66.12分排名第100位,位于163个上榜国家和地区的中下游。本次发布的SPI排名得到了众多媒体以及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

该指数涵盖医疗卫生、水电供应、社会治安、教育事业、网络通信、环境保护、政治权利、公民自由、社会平等、妇女权利等各重要领域,既全面的反映了一个国家整体的社会进步/落后程度,又透视出这些分支领域各自的发展水准,在评述全局的同时可贵的展示了其不同侧面。

SPI用三个维度、12个分项、50个指标,勾勒出了中国特色专制极权社会的数字画像。这幅画像既有闪亮的光斑,也有幽暗的黑洞,更多的则是晦暗难明、间有明亮的灰色图景。

SPI在这50个指标之外,还列出了中国人均GDP及排名。SPI的50个指标本身是排除了有关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入等直接的经济指标的。但SPI中许多数据的高低,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却与经济问题密不可分。

就中国的经济而言,至少部分地区、核心地带是繁荣的;而个人收入方面,中上阶层也是富裕的,改革开放的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谈今年才发生的新冠疫情,和印度、拉美、非洲等地相比,中国的确是发展中国家中最良好的经济体之一。

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的丧失、民主法治的荡然无存、社会不公的日益加剧。仅仅就经济和收入分配本身,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严重。

至于为何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此产生显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就和中国特色的极权统治分不开了。它有着世界上最严厉的管制系统(如果还有可比的只有朝鲜),一切集体行动都在政权的控制或禁制之下,国民没有起码的结社、游行的权利和现实可能性。对于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人士,他们不惜以铁腕手段予以抓捕,处以长短不一的、形式多样的监禁,并千方百计阻止相关人士的串联和组织化。通过将民众原子化,高度组织化的政权对分散的民众形成了压倒性的统治优势,并辅以分化瓦解等手段,实现了“以少制多”的专制统治。

它还利用信息技术,极大的延伸了统治的触角、细化了统治的结构、强化了统治的力度,让   一切苦难与愤恨被挤压在小范围乃至私人的、个体生活之中,不能够正常的爆发出来。无孔不入的大数据监控,让组织化的集体政治抗争完全不可能出现。这使得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再严重,也不能以激烈的、规模化的、现实性的反抗、对抗方式呈现出来。相反,无处不在的维稳系统,让中国社会看起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宁静祥和、欣欣向荣。

中共成功实现了极权统治的“长治久安”,不仅依靠信息技术和高压稳控,更在于实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高度激励型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各阶层只要能够为这个不公平的统治机体做出贡献(无论是何种方式、受益者是谁),就能占据相对优越的位置,获得与个人“实力”相当的回报。这就使得有一定身份地位、金钱、人脉、学历、视野等条件和能力的人,在这个社会中过得并不差,虽然受权贵压迫,却还能享受更加弱势者以低廉价格提供的生产与服务,并在生活中的各层面凌驾于后者之上、在与后者的各种竞争和冲突中占得优势。

因此,中国社会的精英与中产阶层,普遍并不怎么厌恶当下的制度,甚至还乐于维持不公平不自由的现状,以免更弱势者获得和自己相同的地位与权利。有了这起码两亿位于权贵之下、弱民之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成员(及其子女)的支持或默认,中共政权的统治就很稳固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远较比他们人数更多的弱势民众有进行反抗、参与变革的各种资源。他们安于现状,那潜在的反抗力量必然大大削弱。仅靠下层的弱势民众,是不足以威胁到权贵集团统治的。

轻忽中共吸纳各行各业“能人”的能力,无视丛林社会“自发”的稳定性,是西方和中国自由派屡屡误判“中共即将倒台”、“中国即将崩溃”的最主要原因。同样,这种社达化的发展模式与丛林式社会结构,也是中国特色极权得以长存并相当稳固的根本原因。

教育、医疗、居住、养老、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量与质的水平,以及对以上资源的差异化分配,则是中共政权维系统治的重要基础。中共政权通过高强度的激励机制,让人民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任用技术官僚,极大的促进了物质总量的相对丰富和部分领域与区域的繁荣。

    但这种丰富与繁荣显然是不均衡的、受益程度有巨大差异的,整体水平也并不很高。不过,差异化的资源分配让少数人获得了大多数资源,反而促使这些人维护特殊化利益,进而捍卫现行体制、忠于中共政权。这种“中体西用”的经济政治模式,使中式的极权制度与等级文化有了西式的经济技术加持,物质更充分、激励更丰厚,极大的巩固了统治的基础。

这种利用实际利益维系统治的方式,远比毛时代通过洗脑和政治狂热更能长久的、牢固的保障既得利益者对政权的忠诚。再狂热的政治浪潮都终将冷淡下来,但对利益的追求则可保持终身并世代相传。尤其在物质相对短缺的社会中,人们更会为有限的资源而拼命相争。

而在经济社会取得有限发展的中国,人们既面临物质及服务短缺与劣质,又有获取优质资源的可能性,恰好可以极大激发人们为现实利益而不顾一切的热情。这为中国特色专制政权的延续提供了很“适宜”的条件。中共政权将“中体”和“西用”都发挥到极致,让这个封建顽固政权焕发出青春般的朝气,让人们感觉一切不公不义都能万世长存。

简单的讲中国人“幸福”还是“不幸”,中国是在“崛起”还是“衰落”,都是有失偏颇、以偏概全的。中国的繁荣受益的只有一部分人,而体制的受害者同样也只有一部分人。不同群体在中国有不同的生活境况,也对中国现行体制和社会有着不同的感知。中国不同领域也有着不一样的发展水平和变动轨迹,有些的确优越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而还有的方面就落后于世界平均甚至垫底。

    但国内外许多人士,都往往只从某些人群、某一方面的角度评判中国,自然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了。没有对中国正确的认知,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的改变中国。SPI很可贵的一点,就是相对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复杂的社会样貌,让人们能够以更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中国。

当然,中国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并不代表中国不应该做出根本的改变。相反,这正反映了实现变革的必要性。因为,那一部分相对幸福的人的幸福,正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为前提的,这使得许多人的“幸福”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但如今,中上阶层都在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并无动力推动变革。而弱势民众虽处于受害境地,但对变革却有心无力。何况,在如今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供给远比古代和近代充足、基本医疗服务有一定保障的情况下,底层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容易苟活下去。面对大数据下的高压管控,没有反抗路径、不可能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弱势民众,只能如动物一般在满足温饱与“奶头乐”中浑浑噩噩的活着与死去。

    这样的“繁荣”是不值得捍卫的,这样的“稳定”也是不应该继续的。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共同富裕、平等下的社会和谐、普选基础上的民主、以权力制衡为前提的法治。

我们还要警惕中国在女权、LGBT权益等领域明显的倒退趋势。制度上“离婚冷静期”的设定与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都在反映着中国女性处境的越发恶劣。“上海骄傲节”的取消也意味着LGBT群体活动受到进一步限缩。

    在通讯与互联网领域,中国正在构建密不透风的大数据极权,以信息化手段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强力的社会控制。信息化社会极度拉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方与民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实力差距、信息差距、影响力差距,使得前者对后者形成了“降维打击”的压倒性优势,让管制变得密不透风和得心应手,受管制者则几乎毫无反抗的余地、丧失了反制和周旋的可能性。像历史上国内外暴力革命乃至农民起义那种遍地烽火的局面,已不可能在政权无孔不入、军警无所不能的信息时代再现。

中共及其他一些国家独裁政权利用互联网对民众的严密管控,与西方国家饱受假新闻等互联网无秩序的伤害,共同构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由信息化带来的人权危机。这一危机仅靠技术无法解决(危机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技术爆炸而引发),需要制度、文化教育、国际合作等诸多手段,才可能将这不是核武胜似核武的人类新危机解除,将互联网和大数据“关在安全与理性的笼子里”。

SPI数据清晰的指明了中国最落后保守的,就在于政治制度和个人权利。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刨根究底后都指向了政治。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文化、社会等范畴的种种问题就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条件。经济模式、收入分配、科技应用、社会管理、司法公正、社情民风、民族宗教、对外关系……这一切都需要在政治民主化、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趋向合情合理、文明进步。

反过来说,如今以上各领域存在的问题,都是由于专制的政治所造成或拖累。政治专制则意味着权力垄断,掌权的人可以肆意妄为,将一切操控起来,任其生杀予夺。民主政治就是打破权力垄断,让权力最大限度的受到制约并服务于公民权利;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一切丑恶都掩埋在黑暗里,恶人就可毫无顾忌的作恶。当一切都透明化,有了舆论的监督与公民的呐喊,罪行将曝光于光天化日,被谴责、制止、追责,继而震慑其他试图为恶者,实现社会相对的文明与良善。

     当下的中国是复杂的,但也是清晰的。它的核心问题是不公不义,关键缺陷在于政治与公民权问题,物质基础不差可是分配不均,不乏激励与机遇却导向丛林秩序,科技发达但用于歧途。SPI关于中国的宝贵数字画像,让人们更好的认识了祖国的现实。在明晰事实的基础上,才会有切合实际改变中国的蓝图、恰如其分的变革实践。

希望未来有一天,国人在SPI和各种权威指数中看到的不再是恶劣的极权政治、腐败的司法体制、归零的公民权利、悬殊的频繁差距、残酷的丛林主义,而是发达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法治体系、强健的公民社会、普惠的经济成长、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国人民也能够摆脱专制的枷锁,赢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