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此文上接《妈妈的容貌》（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2016年7月27日）和《妈妈的岁数》（“议报”2019年4月30日）。
谈妈妈的出身，就得先谈她的教育背景。
妈妈出生于1920年，也许是那前后，请参照阅读《妈妈的岁数》。
妈妈的童年，接受的是认字识图∕背诵通本的家塾，后来也上过两年“新式学堂”（小学），打下基础底子，中学却“鱼跃龙门”，上了当时南京著名的教会办的“汇文女校”。
（汇文女校，来源新浪网）
〈Wei Wen Girl’s School，网上查到是美国卫理公会办的，学校校址在当时南京的中山路，现在仍旧叫中山路吧，不过那座学校早就不存在了〉。
妈妈一辈子一直以读过“汇文”而深以为自豪。
那时是民国初期，广大“穷人家”的孩子是读不起书受不了正规教育的，即便是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学费可以酌情减免，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甚至可能不用交钱也能给你上学深造的机会，全面接受西方的“新式教育”，并且得到他们的神的引领开导……但是我相信，那时节仍然存在种种限制，“天国”的大门不会对大量底层的贫苦老百姓开放，能够进入洋学校的，绝大部分还是社会中上阶层的子女。
而妈妈的青少年时期，她的家庭，也就是我外公家，颇有些家底，算得上富足，供得起子女的各种开销和花费。
我外公家，妈妈的娘家，对照现今社会的时髦用语来比喻，可谓当年的“大户人家”，这是说得好听的。说得不好听的，有可能是“暴发户”，或者可能是“土豪”。
从我外公的上一代，就是我曾外公那一代起，妈妈娘家开始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她娘家“缪姓家族”祖籍地是安徽省和县的县城，祖传以建房盖楼为业。民国初年，人心思变，乡镇里的人也不例外，这有点像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情形，我年轻的外公跟随他父亲 (我曾外公) 走出了县城，闯到大城市去发展。他们到了地理上最为近水楼台的南京，有声有色大模大样地干起了建筑这一老本行。凭自己的出色手艺和吃苦耐劳的干劲，也凭灵活的头脑运作，最重要的是恰逢时运──当时建筑行业在新兴城市的扩展建设中正逢其时，适宜大展拳脚──他们干出了名堂。
有了成功的起步，缪家作为一个家族就在南京定居下来了。事业上了轨道，经营的性质转为颇具规模的家族生意。再后来，他们便雇了一些工人，大约于民国十几年正儿八经注册开设了一家建筑行“缪贵记营造所”，很像是早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企业。“缪贵记营造所”开业后的一段时期，声誉和营业都如预想的非常不错，几年下来产业不断壮大，盈利翻了数倍。到了抗日战争前夕，“缪贵记营造所”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新的立法院大楼就是由“缪贵记营造所”承接建造的。
家族内的婚姻大事也是重要的“建设”项目。那时大概已经实行，或者至少提倡“一夫一妻”制了，我外公第一次婚姻娶的不是我外婆（我妈妈的妈妈），而是另一个女人，可那女人结婚没多久得了急性胆病去世了。我外公续娶的才是我外婆。妈妈对我说起过，外公的第一任妻子出自“旧式人家”，小脚女人，贤惠但缺少见识。我外婆的娘家是所谓的“新式人家”，而在那新旧交替的年月，赶风气之先成为“新式人家”的，又多是些拥有先天名望的家庭。进一步来说，旧时有名望的家庭，一般是不愿让女儿做别人续娶的填房的，除非是那些思想非常开化的“新式人家”。所以，以外公家背景是新兴实业家类型的“缪贵记营造所”，和外婆家引领潮流的“新式人家”，两家联姻，也算门当户对，又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是互补性质的“强强联手”。
婚姻上也有所谓的“鼎盛时期”。
说回妈妈上学的事，外公家在经济上供得起她上学读书是一回事，观念的变新则是另一回事。那个时代，令人困扰的问题还是，该不该让家里头的女孩子去上学接受完整教育，因为根据陈旧的家庭礼统，“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完成了小学教育就更是足够了。我外婆娘家是“新式人家”，那当然是相对于观念依然保守的“旧式人家”来说的，而“新式人家”出来的我外婆，也就顺理成章是一个自己已经沐浴过时代气息，感受过先进教育成果的“新女性”。因了我“新女性”外婆的主张和坚持，她的女儿，我妈妈，到了年龄才有机会去当时的新式学校接受高层次的现代教育。
所以，从历史条件出发，妈妈的自豪就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她能凭初识文体的学业成绩考上“汇文女校”；二，她家里的经济条件能供她上学；以及，三，她家里持开放态度而允许她这个女孩子“出人头地”去上教会学校。前面两点，就是你要有本事考上好的学校，你父母要有本事拿出钱来提供你上好学校的一切费用，对于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仍然是值得自豪的。而最后这一点，男女平等的观念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在中国应该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吧──但愿我的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否则真要惹得前人耻笑了。
如今社会上“剩女”多，不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多出来很多的意思吗？那么作为“参照物”的男人呢？不要跟我说，现状已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男人无才便是德”！
一个人受了良好教育后，最浅显的好处，除了会做一些数学运算搞得清简单或者稍微复杂点的账目，当首推能够读书写字了。至于往深处说，是否因此而知书达理了，而胸襟开阔了？那是各花各造，见仁见智的。
能够读书写字、计算账目，就被称作“有文化程度”，这文化程度，算是“出身”的某方面的根本，影响人的思维和言行的起点，决定人生的走向和目标。
读书写字──关于妈妈的“读”，我所知不多，印象不深，但是说到妈妈的“写”，那可说是不知疲倦奋笔疾书和思绪万千妙笔生花的优美结合，差一点就达到领袖级的恣意汪洋挥洒自如了，令我这做儿子的深感佩服，对妈妈对领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例为证，兹从妈妈生前许多年里写给我这个海外游子的亲笔信中抄录两小节，当可一窥她的“文字功底”，那年轻时在“汇文”打下的扎实的语文基础，到老都没有荒废，都有出色的运用和长进──我也自豪。
信一: 你哥哥什么事体都以他老婆为主，而红英 (我嫂嫂) 身上的红卫兵后遗症太重，总是想办法怎么整人，怎么拉拢人。阿哥的性格我作为他娘太了解了，他怕红英离开他，可能他们 (相互) 有诺言保证，任何事都要听她的，妈妈我就成了牺牲品。我是孤掌难鸣，忍气吞声，几乎失去人权。这样的日子如何过得下去! 我要去投诉，我投诉的每件事体都有证据，我的要求是能得到 (按照) 老年保护法，让我安度残年。–— 2000年12月
文字这东西，分明是“活的”──而且我发现，文字这东西还真是老而弥坚。“活的”的意思还指，文字是生长变化的，与时俱进的。下面引述的第二封信，与上面的第一封相隔大概迟后了10年，仔细探讨研究，其内延如果以中国功夫来比喻的话，更为舒展绵厚，更为点到为止。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历来多是维护自己攻击他人的“道德文章”，古人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落实到一个耄耋老人身上，这“善”字的意义可是丰富多彩着呢。
信二: 妈妈活到如今90岁了，虽未去过多少地方，但以前长期搞里弄工作，走家穿户到群众中去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所谓‘见多识广’是也)。我们这儿里弄街道，当时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住的“瑞源里”对面的“瑞庆里”，住户大多是从事“下等”体力劳动的，许多人为了日常衣食之需而变坏了 (环境使然)，近墨者黑。你哥哥也是这种结果，以前他读“虹口中学”时，班主任老师常到家中来为他补课，那个老师总说你哥哥为人老实忠厚……，但是后来他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去了大西北省城，在那里26年的生活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质变量变(从量变到质变) 。–— 2010年7月
从以上的段落句子中，不仅见证了文字功夫，而且内容和事理还牵涉从过去到现在，旁证博引信手沾来的生动事例，还有拥有深厚时代气息的成语，法律术语，哲学用语，政治标语，流行语，等等，不一而足。同绝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妇女相比，即使仅限于“城市妇女”的范围，妈妈无疑应该列为“悟性”高的，要强能干的，“新式的”，上海话“脑筋活络，临市面”的。
毫无疑问，文字能够熟能生巧而超越“出身”。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去了新加坡，多年来妈妈她定时定量寄给我的家信多半是“实匹匹”的，份量很重，内容更沉重，而且平均保持差不多每两三个星期写上一封。刚开始到新加坡时我还居无定所，只好让她把信寄到我做工的公司。办公室里的新加坡同事看见了我收到的那些每每信封都塞得鼓鼓囊囊的家信，惊奇之余不免要发出感叹：“你们中国人都是很善于写，很善于说（表达）的，是吗？”我不卑不亢地笑笑，没有回应。没法回应！我懂这些海外的华人或非华人不是在和我探讨中文的“写说”，而是在向我询问另外一些在文化意义上他们难以理解的东西。
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是在从某一角度来认真严肃地审视一个中国移民的“出身”。
我倾向于认为，进入人生晚年的妈妈，那样乐此不彼地写着写着，她的内心和纸张笔墨一起饱受折磨，又一起进入高潮。
老实说，以我的“文化程度”，要对妈妈每封信字里行间的意思加以琢磨和领会，都是很费劲很费时的，而且你真琢磨出来了真深刻领会了，反而可能觉得倍加厌烦。所以大部分时候，我只是一目十行地匆匆读过，不求甚解，有时工作很忙，就干脆将它们扔在一边，不读不看。
我深深感到，并不是妈妈上了年纪“返老还童”，年轻时受过“新式教育”的后遗症发作（无处发泄之另解），变本加厉特别特别爱好用文字来表达她的感受和想法，也不是像她从前我读书时喜欢反复叮嘱我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个人关着房门寂寞孤单得非要用“烂笔头”来记录下她后半生老年生活中无以排解的一切。都不是。
说到底很简单，她只是对“写”这件事上瘾。这跟染上毒瘾相似，几乎戒不了。
她染上这个瘾很可能就是从文化大革命最初阶段她遭受冲击时，心头想不通，日以继夜地向有关部门写申诉信那会儿开始的。
而自那以后的时代氛围和个人境遇，使得“嗜毒者”一步步在毒网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也使得她多多少少忘记了自己“出身何处”。
文化大革命初期，妈妈因为抗议造反队和红卫兵对我们家实行几次三番的抄家，被革命小将拖到我们家对面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带高帽批斗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又被关押审问了两天一夜才释放回家。
回来后她气愤郁闷之极，茶饭不思，浮想联翩。痛定思痛，回家头一个星期里，她闭门伏案，一口气写了好几封字迹密密麻麻的申诉信，分别寄给区里的领导同志和市里有关领导的办公室，她要讨一个公道。那时我刚读小学，看到妈妈一边写一边涕泪横流，小孩子的心里头是蛮恐慌的。那段日子，哥哥去外地参加全国红卫兵大串联了，爸爸照常得过且过上班下班，只有我因为学校停课而窝在家里，成了在妈妈身旁陪伴她摆弄那些戚戚惨惨的纸张和文字的唯一贴心人。当时，那沉重的日子一天一天堆积得像厚厚的来不及寄送或者没法投递的申诉信件。
那些写好的信大多数是由妈妈封好信封并贴上邮票，过后由我拿去丢进离我们家最近的邮筒，它在离我们家两条马路的溧阳路上，14路电车站旁。有少数几封信妈妈则亲自去靠近市中心的四川路上的邮政分局寄，我猜想那是些特别重要的信件，怎么个重要法，我转弯抹角向妈妈套了两三次的话都不得要领。我们没有心痛那些邮票钱。
记得有一封信是寄给区里某个妈妈在街道工作中与之常打交道从而熟识的副区长的，妈妈花了两天时间，写了十几张信纸，在第三天上午将这些信纸一股脑儿塞入了一个结实的牛皮纸信封。牛皮纸信封可是很贵，它的价钱大概等于寄两三封平信的邮票钱。妈妈大概写累了，这封“重要的”信她没有自己去邮局寄，而是吩咐我去跑腿。我捧着这封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装的信，以快马加鞭的速度跑过我们家附近的几条马路，将它赶在早班邮递员开箱收取信件前丢入了14路电车站旁的邮筒。等我投完信件从车站以同样速度气喘吁吁地跑进家门窜上楼梯进入屋内，却听到妈妈不胜懊恼地对我说：“你像只兔子一样跑得这么快干什么？充军去啊！你刚跑出后门口我就喊你回来，喊到第二声时你已跑出去很远了，听不见我的喊声了。”我不知所以然地望着妈妈，“我叫你回来是因为我忽然想起来，忘记在信里提起很要紧的一件事了。就想把它加进那封信里去，免得再要寄第二封信。现在没办法了，只得再写一封信补充说明这件事。等一歇我写完，你再去跑一趟把它寄掉。”因为我跑得太快，所以我还要跑第二次，好像变成“龟兔赛跑”的故事了。为了平息我的不满，妈妈绞了一把冷水毛巾，走来擦擦我的脸和手，帮助降温。她拿着毛巾看到我汗流浃背的狼狈样，忍不住骂道：“要死啊，作死啊，寄一封信来回没有几步路，你倒看看你流了多少汗！现在秋天都快要结束了，但你流的汗比夏天大热天太阳底下修马路的工人还要多啊。你阿是怕你的鞋子不会坏是吗！”说到气头上了，顺手就劈劈啪啪不由分说在我脸上手上身上打了十数下。
妈妈打得不轻，她可能把我脸蛋手背的皮肤当成经得起敲打的牛皮纸了。也可能她是心疼那个很贵的牛皮纸信封，那里面因为漏掉了一件“要紧的事”到头来很可能只不过装了一大堆罗里罗嗦无关紧要的废话。我虽然被打得委屈极了，却表现得很硬朗。我眼睛都不眨一眨，对妈妈空口说白话：“妈妈，你赶快写，写好我马上去寄。可能还来得及在邮递员来开邮筒前把这第二封信投进去，邮递员有时脚踏车骑得慢，来到邮筒会晚一点。这样两封信同时被邮递员取走，就会同时到达收信人那里，就跟一封信一模一样。”我一板一眼地说着说着，倒把妈妈说哭了。我赶紧劝妈妈不要哭，说她打得对，是我充军“充”得太快了。
我被骂次数多了，自然知道所谓“充军”就是从前封建朝代里犯人被流放的意思。咦，如果14路电车站旁的那个绿色邮筒真的成了仿如一棵歪脖子老树或一座颓败的小亭子那样，是一个长途边远流放地的终点标记，那么有关“犯人”的罪行及其得到的判决是多么小器多么无足轻重啊！那不是审判而是一种耻辱了。我深切感到，妈妈的信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寄到了我这里为止。我不但是个送信人，还分包到完地兼做着邮筒、邮递员和邮局，还是收信人（如果我有办法再担任回信人，那就完美无缺了）。只有我，才能如此的“总的”去分担妈妈信里悲愤的倾诉和控告，如此“总的”了解这种倾诉和控告的实质是小器的耻辱的，根本当不得真的。
妈妈写出去那么多投诉信，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居然没一封有回音。我们每天等邮递员等得望眼欲穿，等来的是“空屁”。妈妈在家里自然是又沮丧又气愤。
连我这样的小孩都知道，哪怕有随便哪个上级领导同志不管以什么方式回个短信纸条之类，胡乱表个态对她的遭遇说些安慰的话，妈妈的心情就会好受得多。人心都是肉做的嘛。对那些信件的石沉大海我也觉得难以理解，为妈妈鸣不平。
哦，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全部区里市里的领导机关都在狂暴的革命浪潮中摧枯拉朽陷于瘫痪了，全部的领导同志们都成了过江的泥菩萨，自身难保，不可能再有人去接收处理妈妈投寄的申述信了。
但是，妈妈具有顽强的性格和心态，实际上，从那以后，她就没有罢手，仍在写，一直在写，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写了几十年，……即使身在海外的我像当年的那些领导同志一样一封信都不回她，她还是照写不误照寄不误。漫长的岁月消磨了妈妈许多其它方面的意志，唯独在以“写”和“说”为象征的“表达欲∕表达力”方面，她依然心气旺盛。在这一点上，我的新加坡同事们的观察和反馈一点没错，我悲哀地看到，年老的妈妈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斗士。
如果我用我的世故态度对那些围聚身旁心底单纯的海外侨胞说明，经过了很多很多政治运动的洗炼，中国人都懂得，“写∕说”就是“写给别人看的，说给别人听的”，我想他们即使单从字面上恐怕都很难明白我在讲什么。难道要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经过被强化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高压运动的人，能够从心底里直觉理解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先生所高调阐述的：“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更意味深长更符合变通逻辑的是，那些个“写给别人看说给别人听”的言词，包括申述，包括牢骚，包括谎话，包括怨恨，包括咒骂……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自我重复之后，最终还会产生反作用力，真切地变成了“写给自己看说给自己听”的经典章程。
如果那样，我就勉为其难地代表妈妈，代表自己，交代了“出身”，中国人的“出身”具有极大的共通性。
所以也可以说，中国人的每个个人，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自主的“出身”。
妈妈在“汇文女校”完成了初中课程。正在上高中二年级时，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局势紧张，市面萧条。
几个月后，据妈妈回忆，南京上空已经时不时有日本人的侦察机进入，城里时常听得到城外的隆隆炮声，战争的乌云迅速笼罩国民政府的国都。城里的居民纷纷离城逃难，外公也被迫随大流，领着全家回到安徽的和县乡下避难。
妈妈在“汇文”的上学日子遂告中断 (实际上不是中断而是永远结束了。以后，即使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又很快开始了国共内战，社稷形势始终纷乱不止，再加上家道加速中落，妈妈再无机会重返学校大门。)
那是她一生中“出身”变迁的转折点。
离开“汇文”后，妈妈需要谋生并养家，她做过两份说起来同“教育”有关的工。
当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局势平稳下来后，外公为生计所迫，又带着全家人以“良民”的身份回城谋生。那时安徽会馆的同人在南京城里新开办了一所小学，聘请“同乡”的妈妈当了一年级的教师，作为“薪水”，每天可以领到日本人监督分发的掺有石子的碎米和发霉的玉米粉各半斤，以供她自己以及少数几个家人勉强在温饱线上挣扎。妈妈做这第一份工──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做一个粉刷表面“共荣”的教育工作者，想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之后有一天，妈妈无意中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某所专业学校招收半工半读女生的广告，广告上列的待遇条件比目前她做着的小学教师要优越，供吃供住还有生活费补贴，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趁年轻多学一门手艺。她动了心，前去应试，被录取了。
那是郊外的一所养蚕学校，这第二份工，就是妈妈辞掉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去做了养蚕学校的半工半读的住读生。我小的时候，为了激励我不要怕吃苦，妈妈也像那时社会上高度提倡的那样，经常向我“忆苦思甜”，那当然是关起门来在家里，讲述她年轻时在养蚕学校半工半读的艰辛故事。尤其是在冬天，她一个人每天要徒手从冰冷的稀释“福尔马林”消毒液中将几百个蚕茧捞出来放到竹篓里去晾干，手上长满了通红的冻疮，还有被浓度不高但是依然有腐蚀性的药水泡烂了的皮肤，……那年代若是风平浪静时事昌明，女孩子获得受教育并得到正常锻炼的机会是幸运，若是战火连天疮痍满目，那么女孩子艰辛地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就是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从“汇文女校”的富家女学生，到民办安徽会馆小学的落魄教师，再到养蚕学校半工半读的困苦住读生，这样的在教育背景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逐次改变和降格，组成了妈妈年轻时的坎坷“学历”，奠定了她早年“出身”的基调。虽然那学历不连续，不优越，不正宗，可是却有层次感，也有造就感（不是成就感），使得她的青春期具有追求理想和奋斗不息的色彩。我私下觉得，实际上妈妈大可不必只对洋学校“汇文”自豪的，那是颠沛流离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盲目信条。
不管怎样，命运起伏，人的“出身”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反复的提炼。最终提炼出的东西是好是坏，乃至是否真有东西提炼出来，因人而异。
旧时代的人，哪怕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旧时代，一个不怎么样的人，除了学校的教育，家庭的家教却是塑造和强化个人“出身”的重要承传来源。
除非你真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只能从妈妈怎样教育她的下一代，特别是怎样教育我这个她所溺爱的小儿子，来粗略揣测妈妈从她的上一代所受承的家教，以及因此对于她自己的“出身”反射所形成的条条框框。我的记忆中，从小起爸爸是不大管教我的，妈妈负责我“健康成长”的各个正面侧面。
妈妈灌输给我的，平常日子里“做人做事的规矩”是不胜枚举的，从小做起，从细节做起。比如吃饭，要遵守很多的条律，嘴不许出声 (咂咂的吃相更在严禁之例，那分明是丧失脸面的穷酸相！)；从大碗或锅里舀汤盛饭不许弄得锅碗乒乓作响，尤其饭吃到最后刮饭锅的锅底，基本上是禁止的，非要刮就要和风细雨，不能刮得尖锐刺耳，人人起鸡皮疙瘩 (难道你成心要让周围邻居们听到，以为我们家的锅“见了底”，吃了上顿没下顿？)；饭粒掉桌上要捡起来不许浪费 (掉桌子缝里的饭粒要用手轻拍桌面将它震出来，爸爸所应声示范的动作，技术十分高超──哼，雕虫小技，还不是让厂里的工人造反派在风头上一锅端，把你的“技术厂长”位子给下了)；饭桌上夹菜时，筷子不许高高举起，更不许越过别人的筷子去交叉“远征”，形成阻隔(吃你面前的菜最方便最安全了，难怪现在的许多公私吃饭场合都有了旋转台面)；不许随意把汤浇在饭里头吃“汤淘饭”(那是蹩脚人的吃法，桌面上塌自己的台)；自己吃完了要离开，若在座的大人长辈还没吃完，放下碗筷前要对他们打声招呼；等等，颇为繁琐，不过持久练习自成体统。
现在想来，绝对好过没有体统或者成何体统！
身为小孩子，各种情况下讲话的行为规范也是严格要求的，比如，在家里家外不许多嘴多舌，尤其是当大人说话的时候，不管是当着家里的还是外面来作客的大人的面，小孩不能随便插嘴；公共场所不许大声讲话更不许无辜叫喊；开口招呼长辈时不许坐着一定要站好了并适当恭身；去别人家作客，若是那家大人客气，给你倒茶倒水，哪怕别人只是做个样子，给了你半杯白开水，你也要马上站起来说声谢谢。条例蛮多的。
也是现在想来，绝对好过没有任何条例约束的“野蛮熊孩”。
记得有一次一个已经从弄堂里搬走了的熟人回拜来访，我们叫他“阿福果”，因为他虽然人到中年，但为人随和，平日里肯屈尊跟小孩子玩耍开玩笑，我就和他表现得很热络，可是妈妈立刻板了脸叫我走开，说是她要和“阿福果”商量事情，不许我乱掺和。我悄悄走到旁边，假装在玩什么，实际是想旁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不料妈妈立刻发觉了我的企图，大声呵斥了我，我赶快红着脸到离他们远点的房门口继续玩我的──这样一来听不清楚他们谈话的内容了，只能边玩边象征性地打擦边球而已──这“禁不住想听听而已”的顽习也被妈妈进一步觉察，她实在是追得太紧了，当场大发脾气呼喝警告我，甚至作势立马要打我，“阿福果”打圆场都被她拒绝了，说小孩耳朵里听多了大人说的是是非非，长大了就会习惯于搬弄是非，甚而至于无事生非。于是我就被强行驱逐到隔壁的房间去了。而且我知道，等一会儿客人“阿福果”走了，我保不准会为了我的“软调皮”挨一顿严厉打骂。
所幸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们家的住房情况尚可，还没有被“外部革命群众”闯入进行大面积瓜分压缩，当时家里还有其它几个大小房间，可以让不乖的小孩如我之流，在必要时疏散回避；所幸妈妈还有足够数量的房间可以任意支配，从而来让她的儿子好好体验家道尊严和做母亲的一言九鼎。后来我们家没有那么多房间了，无处疏散回避了，不过好像事情是成反比的，也就没那么多客人来访了，也就省略了那么多形式主义的体面管教了。
从浩大的宏观的方面去思索，若是到了整个国没有规矩，整个国成何体统，那就真到了“厉害国”的阶段。整个国家∕全体社会的胡作非为和破坏折腾，彻底吞没和毁坏了全部人的“出身”根基。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那样的一个阶段。
有人笼统分析，几十年来，以至于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一直巡回往复地终会滑落到这样一个阶段，不知对否？
说到家教，说到被打骂被管束，不能不顺便提一提妈妈的那些骂词，不知为什么，它们大多保留了鲜明的“祖传”意味、“出身”意味，好像它们是有收藏和鉴赏价值的老古董，甚而至于是高雅别致的“风花雪月”。
例如，我一出家门在外面喜欢快速乱穿，跑路跑得快，就经常被妈妈骂“你急着去充军啊”，我被骂得多了就知道所谓“充军”就是从前封建朝代里重要犯人被流放去不毛之地的意思；再有，去外面玩了回家衣服弄脏了，妈妈就骂“我又要帮你收作你的老衣老裤了”，所谓“老衣老裤”指的就是死人身上穿的寿衣寿裤，听上去骂得蛮恶毒的；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骂人名目，有些很难听，甚至会“反伤”她自己的形象，像是“讨债鬼”、“婊子养的东西”，以及“枪毙犯”，等等，还有一个骂词，“现世”，大概含有“现世报”的意思，骂时的语气和表情非常痛切。不过我知道，骂归骂，逞口舌之快而已，恨铁不成钢而已，其实妈妈的心底没有那么恶毒，乃至可以说，它们只是一些“私密的”口头用语，把我们母子俩的造化和“出身”紧紧联系在一起。
妈妈当年还在“汇文女校”读初中一年级时，她妈妈，就是我的“新女性”外婆不幸得了心脏病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可叹我外公娶的两位妻子都活不长。青春期的妈妈，由于早年丧母的不幸，心情肯定是孤苦自傲的。我的外婆去世后，外公家的家道也因社会动荡开始衰落。此后妈妈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就由仍和缪家生活在一起的外公前妻的妈妈接手照顾，妈妈也喊她“外婆”，我则要在冥冥中管她叫“曾外婆”了。世事轮回，妈妈的家教最终又落到了一个“老旧女性”的怀抱里。每当我听到妈妈用惯那些“恶毒语词”骂我时，我就坚信她的早逝的妈妈和她的非亲非故的“外婆”，也曾经用过同样的词语骂过年少无知的她。如今她用那样的方式骂我，效果上就好象等同于她和她的妈妈她的“外婆”齐声合伙骂我这个“下一代”，红颜遗事，纵向重叠，具有加倍“加辈”的惩戒作用。
我从妈妈的口头回忆和来信中偶尔提及的往事如烟，累积知道，与我的设想相反，当时她和她“外婆”这一对有家庭关系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渐渐相处得很融洽很温暖，感情日深，这位任劳任怨的“外婆”在生活起居上照顾了妈妈好多年，这想必总算给了青春期的妈妈一小片温暖的补偿和慰藉，也对妈妈的成长和为人施加了不容小视的影响。
下面是我前几年写的相关回忆片段：
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有这样的情景，天完全黑了，爸爸在厂里还没有回来，他由分管技术的厂长而被解除职务，“下放”木工间去干普通的木匠，整天还挺忙乎的。我和妈妈老是担心厂子里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让他回不了家，比如工人造反派又强留他在车间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或者哪个革命组织的头头约他谈话要他把“反动技术权威”的尾巴彻底割掉，或者按照某个头头的临时吩咐，加班加点赶任务来突出他们对被下放改造者的无上权威。我们家属能做的，就是提心吊胆地在家“等”。
多数时候，妈妈斜靠在床头闭目养神，我则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她面前。已定的程式，我捏紧我的不大的拳头替妈妈上上下下敲敲大腿小腿，帮她放松放松里里外外累了一整天的身心和筋骨。这时，妈妈就会抱怨，忙忙碌碌张罗家务活要比在工厂上班累好几倍，她身上时时刻刻到处酸疼发胀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一个人一双手操劳过度造成的“老伤”。一个轻轻的叹息和转折，妈妈就又微启眼目，忆述起她小的时候当她的“外婆”晚上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做外接来的成衣手工活计，以补贴她这个外甥女上女子学校的费用时，她也是这样握着小拳头默默地敲着“外婆”的腿脚和膝盖的。她放缓语气重申，她上的可是南京最好的女子教会学堂“汇文女校”! 她继续回忆往日的点点滴滴，窗外金陵城的天全黑了，屋内的煤油灯毕剥摇晃，妈妈应该是刚刚做完学校布置的功课作业，把书本讲义暂且放在一旁，和她的“外婆”讲讲知心话家务话女人话。“外婆”一边穿针引线一边对她说，她长大了也会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和手工，她的孩子也会替她敲背捶腿。也许年老的“外婆”成长于“老式家庭”，虽然她在日日夜夜一点一滴积攥辛苦钱供外甥女体面上学，但是好像在她心目中却早已知道，她的外甥女上不上教会学校，做不做功课作业，识不识字，学不学文化，做不做新式女性，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她也早已知道，家庭中有许多程式许多命运是一成不变因果循环代代相传的。“外婆”在煤油灯下轻轻发出的那些料定今生后世的唠叨，现在如此清晰地回响在妈妈的耳旁，仿佛是她的“外婆”昨天才对她耳语着说的。唉，穿针引线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就那样过去了！
接下来还有多少个“几十年”？
“日子是过的，不是算的！”妈妈换了换腿脚的姿势，以便让我敲得更踏实到位，然后就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她“外婆”的口头禅。我继续捏着拳头小心地敲着，听着，手没敢停，生怕一停下就会有那么一盏滚烫的煤油灯突然在我幼小的心里点亮，烧灼我的朦胧的心思。我觉得妈妈说是这么说，心里头其实禁不住要无奈地翻翻几十年的老帐，心肺疼痛地从头算一算，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是“算”错了“算”漏了。
哪怕是错了，漏了，可是无法加以补救。
妈妈的“外婆”是教导妈妈怎样在窘迫苦难的日子里“过日子算日子”的第一人罢，恐怕也是一生中如此真诚教导过她的唯一一人。这是她“家庭出身和出身观照”的极其令人感动也极其返璞归真的一部分。
人算不如天算，老掉牙的痛苦，闭上眼的枉然。
要强调指出，如前所述，学校教育和家教只是给一个人的成长，或曰其“出身”轨迹打下一定的基础，真正全面而深刻塑造人的“出身性格”的，应该是社会和时代的大熔炉。
对妈妈这一辈子来说，在她人生的各个时期，国家社会宏观的变迁动荡都十分剧烈和惨痛，导致她的“出身”延申大起大落，她的人格也受到巨大的伤害和扭曲。
无庸置言，她人格发展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在她经受了无数艰难困苦的的中老年阶段，有很多方面已经变得和她小时候以及年轻时候所受的家教和学校教育背道而驰，应了那句老话，人向上难，学坏很容易。
最突出的就是无缘无故的“好战”，无论是口头的“吵相骂” (吵架) 还是利用笔杆子打笔仗搞“文骂”，口诛比罚，她都得心应手，说干就干，欲罢不能，其乐无穷。
有点像是自己给自己找“话语痨”和“文字狱”。
我不由得出结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种已经深植于她内心的严重不安全感，还有在反反复复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反击本能。尤其是从青年到老年一路走来，作为一个女人──挂着沉重感伤的“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锁链，贴着有点像时代笑话的“新女性”的标签──是的，作为女人，要命的是，她的旁边还跟着她的男人。
这个话题怎么说呢？
以我们家为例吧，在爸爸厂子里的工人造反队来我家第一次抄家的行动中，有个工人撕了爸爸妈妈放在房间里梳妆台玻璃板下的结婚合照，爸爸当场看到了那一幕，却没有出声。造反队离开后，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照片拾起，重新粘上，放到另一张桌子的抽屉里，“眼不见为净”，不了了之了。这件我亲眼目睹的事，典型地说明了我爸爸，家中“主事”的男人，在遭到外部势力“入侵”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人身攻击和非人侮辱时，所能采取的“最高级别”的应对措施和捍卫手段了。
从“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十多年里，他这个小小资本家 (若是大资本家，大到像荣毅仁、胡厥文那样有另外的利用价值，共产党的政策和待遇又大不一样了) 已经陆陆续续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和“四清”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的“洗礼”，心理上态度上早就惶惶如丧家之犬，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只不过是给予他这样不堪一击的“阶级敌人”最后的致命一击，彻底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像我爸爸那样的男人，最象样的维护家庭和自我免遭灭顶之灾的办法和哲理就是: 受尽一百种一千种屈辱后，你仍然能够忍受新的屈辱，那也就是一份尊严了。
可是女人身体里的荷尔蒙就是不同！子曰: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注意到这句高贵语录里的最后一个字了吗？几千年前“天地开初”时的圣人断言啊，好一个“怨”字了得！
你看看“怨妇”的诗句：灯底裁缝剪刀冷。
女人受了一辈子苦，遭了一辈子罪，忍了一辈子气，看见自己嫁的男人一辈子直到瞑目死去都是窝囊废，看见在奋起反抗那强大无比的邪恶势力时，她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地比她的男人要做得无畏出色，然后遭受的罪责却是比她的男人有过之无不及，她胸中是会储满一股喷勃待发压抑凝聚的怨气的。
那次有工人撕了爸爸妈妈结婚照片的抄家行动是工人造反队计划的第一次，几天后他们又突然袭击实施了第二次。大部队浩浩荡荡开到我们“瑞源里”家门口，被妈妈挺身而出力争阻拦，结果就像当时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台词形容的那样“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过那台词是日本鬼子鸠山说的) ，非但没能阻止使我们家再次遭殃，她自己还被召之即来的红卫兵小将们押到了“瑞源里”对面酱油店门口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挨了通宵达旦的批斗，批斗中他们给她带了纸做的高帽，真是招摇“现世”。那次的批斗大会吸引了近千的邻里居民和过路者围观叫好。妈妈，一个孤弱的女性，一个自不量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小撮分子”的标本，独自承受了多么巨大多么恶心的糟践啊！
是的，自不量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妈妈她都非但做不到，而且还可能极为鄙视以爸爸为代表的男人的那套在强权政治下“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自守之道。说什么“受尽一百种一千种屈辱后，你仍然能够忍受新的屈辱，那也就是一份尊严了”的屁话？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
很多时候，女人因为本能地对出身对大局对命运感觉得更清更白，所以便不那么在乎虚荣虚伪的尊严，说得直接些也刺耳些，如果女人不幸生存在一个会无辜被人强奸十次百次到头来被强奸惯了的险恶环境里，那么她在生存选择中做一个妓女或者是所谓的“淑女”，在尊严方面会有本质区别吗？
自不量力鸡蛋碰石头，在家门口被揪上台批斗，无数个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在台下起哄看热闹──那样的场面和结果会打击折磨妈妈，让她痛不欲生然后“怀恨在心”从此“自暴自弃”吗? 我是在几十年后看到妈妈晚年出身的种种“精神状况”后，才来发问一个几十年前产生的问题。
迟了几十年才问的问题，却仍然找不到完整的答案。
有些问题，不如说，还是没有答案的好。
有一回，我和我老婆从新加坡回上海探亲，在上海的老房子里，偶尔和哥哥嫂嫂进入了一场家庭事务的“坦率讨论”，我们一致认定，妈妈近年来的一些言行举止已经非常接近于“精神失常”，非常难以相处。嫂嫂因而责怪我们两兄弟一直以来对妈妈过于迁就，缺乏对她的错误行为的憎恨、抵制和批评。我老婆居然也持同样的观点，就是说，在场的女人们一点都不同情妈妈，对妈妈投下激烈的反对票，哥哥则用他的沉默表示中立 (弃权) ，在这个问题上，家里只有我这个“弱男”存有不同意见没有附和。倒不是“子为父隐” (有一点点罢)，而是我深以为，如果说妈妈从年轻时──从她在“汇文”读书到踏出“汇文”的校门时，从她做小学教师挣半袋败米霉粉糊口时，从她还在养蚕学校忍受着掌腕靡烂坚持半工半读时──如果说从那时起她就已经是一个天生的好斗分子和不顾别人的感受的人了，已经有了诸如爱耍小聪明使弄诡计、里里外外惹事生非、聪明反被聪明误、不通情达理、得理也罢不得理也罢都决不饶人、爱说谎、讲大话、自欺欺人、欺负自己人家里人，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坏脾气和臭毛病，那对她本人，对千千万万遭遇与结局和她类似的“蚁民信众”肯定是极不公平的，是完全抹杀事实真相的！
我们伟大的先圣早就指出了: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对于这个话题──回顾出身，历经乱世之年，不幸事件接踵而来，人轻易就变得像无根的飘叶，出身废止，价值转变，教养丢弃，乃至人格堕落──我还想进一步展开谈一谈。
外患是一个罪魁祸首──中日淞沪战争中方战败后，日本军队的锋芒直指国民政府的国都南京，大难临头，外公只得携一家老小仓促逃去和县乡下避难 (其时曾外公已去世) 。不久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消息传到乡下，人人吓得面如土色。后来，南京地区的局势稍微平稳了，外公想，与其在闭塞的乡下坐吃山空，不如响应日伪政府贴出的布告号召，回南京去做个“良民”，继续靠老本行谋个活计养家。外公带着几个人先回南京探探风声，到了缪家地盘一看，不禁整个人呆住了，垮掉了，“缪贵记营造所”的一整片房屋已经被攻城激战时日本飞机投放的炸弹轰毁了。
世间大凡创业漫漫长途，毁业却瞬息不费吹灰之力。这一切对我外公来说，却另有听天由命的解释和启示，他在后来卧床不起时对妈妈感叹道: “也许是老天爷认为我们‘缪贵记营造所’一开始做生意太容易太一帆风顺了，我们缪家也太不注意积德行善，所以它要惩罚我们缪家。”我的外公也像一代又一代老实巴脚逆来顺受的中国“良民”一样，只能把内心的绝望转移到外设的“天道神命”上去。
从和县回到南京后，外公就此一病不起。家底在战争中都赔光了，而且战火烧得正旺， 谁还要建造新房子！“缪贵记营造所”被迫停业，日子是加倍的坐吃山空。更糟糕的是，外乱未歇，内贼又生，外公前妻生的大儿子居然染上了赌瘾，趁外公卧床不起家中无人能够管教他 (也无人在认真管家)，把以前多年“缪贵记营造所”积累的家产和细软物品迅速地输到精光。世事如烟，不出几年，缪家的家道像国政一样败亡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到了1949年，内战胜负已见分晓，长江以南聚集了百万整装待发的“解放”雄师，政权的转换指日可待。外公恰在此时撒手人寰。早几年妈妈喊她“外婆”的那位外公第一任妻子的妈妈也已离开人间，带去了满心的烦恼，以及对她这位她喜爱的外甥女前途的深切担忧。外公去世后他那大儿子一不做二不休来了个釜底抽薪，将外公生前住的缪家仅剩的那间屋子也抵押给了债主，自己则逃之夭夭去向不明。外公去世前妈妈刚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姐姐和哥哥，被外公暂时收留在缪家，外公去世了，缪家房屋又成了别人的财产，妈妈姐姐哥哥他们变得举目无亲，更兼无片瓦立足之地，只能流离失所了。
外公死前预感到了妈妈会遭遇的困境，留了个“后备地址”给妈妈，要她“走投无路”了就速去投靠我外婆娘家在上海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外公生前的一个好友颜先生遵照外公的遗言嘱托将妈妈带到了上海。妈妈去上海时只带了哥哥，而把姐姐过继给了老家和县的亲戚做了人家的女儿，那时哥哥三岁，姐姐也才五岁，骨肉分离是不得已的选择。
壮士断腕──从来到旧上海的那一天起，妈妈就在某种意义上同“缪家的”南京或“南京的”缪家，同她的“出身”隔断了联系，不管是反映在她的潜意识里还是她以后的做人依据上。虽然那时她还年轻，却早已几经磨难和周折，她早已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了，她下定决心要在一个新的地方独立自主地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一开头在上海并不顺利，颜先生将妈妈带到上海后，就十分抱歉地对妈妈说他不能留在上海帮她找亲戚，因为战局和形势突变，他有生意上的急事要马上北上山东去处理。颜先生人不错，很负责的，虽然不能留下，但他给妈妈和哥哥安排了暂住的地方，留了一些钱让他们可以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捱一段日子。当妈妈独自拿着那张写了“后备地址”的纸页碾转找到那个叫做“爱文义路东亲贤里10号”的地点时，那里的邻居告诉她，我外婆娘家的那位远房亲戚李先生几年前已经去世，家里的其他人都去了香港，其余情况不详。唉，那年月好像人人都居无定所东奔西逃的，没有一件事是可靠的有结论的。由于投奔外婆娘家亲戚的幻灭，妈妈顿时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她在还未“解放”的旧上海滩遇到了许许多多好心人伸出手来帮助她，包括我爸爸，她和哥哥得以在最为险恶的境况中温饱地生存下来。
诚然，她还未见识新中国的曙光。
还有，她不可能预见到的，曙光之后的再度黑暗，长期黑暗，更加黑暗。
允许我由妈妈的“出身”引申出些题外话。
妈妈在经常说到她的“出身”和她的娘家，包括我外公外婆两户“显赫”家庭，他们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从发达壮大到家破人亡的往事时，我感到，明显的，她的绝大部分的丧家丧亲之痛总是被一种对“旧社会”政治批判的义愤填膺所取代所“矫正”了，以至于有时你不免会错觉到，甚至是先有了那样的政治批判才有了那样的家破人亡。所以勿庸说，“家破人亡”是一种妈妈既在“出身”的追忆叙述中也在现实生活的背书中想加以最大限度发挥的主观效果，尽管它的客观基础不容置疑。
进入“新社会”，“政治操作”变成了妈妈“出身”的核心议题，她懂，人人都懂。
解放后妈妈能在人生的阶段上更上一层楼，这一方面因为她是受过良好教育，年轻有朝气的“新女性”，当时这样的“新女性”，能够断然挺身而出抛头露面走街串巷做鼓动宣传工作的，在大上海的小里弄小角落应该还不多，在万事万纲都急需振兴，还有广大基层劳苦群众的人心也急需振兴的重要关头，党和政府急需罗致地方上的各类人材，她就迎头而上顺应了这股“解放”潮流。更主要的，是因为她具备“政治头脑”，她的政治倾向和政治热情体现了符合了时代发展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价值。
顺便一说，“解放”后，共产党组织最强调的一个筛选项目就是“家庭出身”。当初妈妈之所以在政治上可以那么快速成功，被新生政权接纳并被培养为基层地区的骨干力量，她在旧社会 (实际上只是“解放”前夕的一段为期不长的日子) “苦大仇深”的履历肯定帮了她的忙。要不是“缪贵记营造所”早就被日本炸弹夷为废墟，要不是外公的大儿子嗜赌把缪家的家产变卖完毕使得缪家的人都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和受害者，要不是无情的机遇将她在上海变成一个不折不扣自食其力的劳工无产者，事情就会“远不是那么回事情”。当然我猜想，妈妈在解放初期加入里弄的基层组织队伍，日益成为红色积极分子时，刻意隐瞒了自己“家庭出身”中不利的部分──缪家在旧社会的那段发迹史，她自己深受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教育影响，“缪贵记营造所”甚至还建造过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行政院大楼，等等。
在这方面她是做得成功的。可以说，在“新社会”一开始的许多年里，她的“出身”从来没妨碍过她的人生再造和前途进升，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但是在骨子里，她是无法完全摆脱她的“出身”的烙印的。最多，就像她的“外婆”在几十年前曾经身体力行教导过她的，她只是在不断“算计”自己的人生征途和前景。
人的归宿是人的前后“出身”的某种总结吗？
妈妈去世前一年，有次我回上海看望妈妈，她感叹着跟我谈起她前不久做过的一个梦，一个恶梦。
梦里她又回到了她读中学的青少年时代，她正在南京的“汇文女校”上学，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了警报，有人大喊“日本飞机来了”，“扔炸弹啦”，“日本人进城啦”！然后就传来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学生们吓得离开教室四散奔逃，她随部分师生冲出学校，挤破仓惶的人群朝家里跑去。家在莫愁路那边。终于跑到家，进了大门，静悄悄的，外面街道上好像也静了下来。她穿过前院，走进屋子，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房间里都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声音。她急了，再穿过厨房，来到后院，这下看到人了，但是看到了人她却一下子吓呆了，院子里有四个穿军装的日本兵，正齐齐地抓住一个人的两手两脚，将那人的身体高高举起，举直，然后松手，那人就从一人多高的空中平平掉落后院的地面。后院的地上铺的都是青石条板，家里是搞建筑出身的，造房子时，青石条板的选料都规格硬实，人从那么高处摔在上面还能见好！碰的一记，那人立刻头破血流，可是日本兵并不就此罢休，四双罪恶的手，又将地上的人齐齐抓牢抬起，高举，伸直，松手，一次又一次，碰的一记，碰的一记，血已经将青石条板染红，血凝固了，日本兵还在继续，……而惊悸中的妈妈终于看清了，那个束手被擒遭受残害的人正是他久病不起的爸爸，我的外公，他虽然奄奄一息，却突然从被日本兵高举的半空中转过脸来，看了妈妈一眼──啊！妈妈从恶梦中惊醒了。冷汗淋漓，热泪滚滚。
以前我小的时候，妈妈曾经给我讲过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是做梦，是真实的事。
当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到处烧杀抢掠，有几个士兵闯入了莫愁路上缪家隔壁的一处民居，里面只有一个不良于行的老太太，家里的其他人都逃难走了，她坚持留下守护房子，说，我一个老太婆，想那日本人也不会把我怎样。结果几个日本兵就那样将她活活摔死了，她家后院的地面不是青石条板铺的，而是夯实了的泥地，人摔在上面受的都是内伤，死起来更不痛快。当时附近有处楼房上边，躲着另一个邻居，看到了这残忍的一幕，人几乎被吓傻了。老太太死后，尸体就扔在了后院，等她家里人局势稳定后回来，发现她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爬满了蛆，暗红色的泥地干结了，表面仿佛有一层血泪凝固成的光滑的结霜……
现在，妈妈梦里的情景，非常逼真，甚至是那些青石条板，条理分明，呈现出记忆中她的出生之地，以往的忧患岁月，那恐怖的现场中，逝去久远的至亲的亲人，生动地作了受难者的替身──活了一辈子，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她的意识深处，“出身”竟然还原成了梦魇。
“梦里你外公的脸是那么清晰，特别是他看我的眼神，跟六十多年前他临走时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那年外面也在响着炮声，不过不是日本人的，而是解放军隔着长江从北面打过来的炮。”妈妈对我说道，“六十多年啦！我想念他，如此强烈的想念！可怜的人！还有我妈妈，你的外婆，我也十分想念她，她很温柔漂亮，却死得那么早，那么年轻就离开了她女儿。还有那个心地善良的‘外婆’，好人。……而我这个被别人包括家里人看不起的人，却活到了今天，‘现世’！”
“现世”──妈妈说她自己“现世”，在这里是指她活得太过长命了，到了招人取笑的地步。她对自己的出身和生命达到了一个认识的高度。
在妈妈的梦里──在家国的梦里，在“现世”的人的梦里──“出身∕出生”的主题，悲剧性地楔入了“死亡∕死难”的主题，一生中所有的经历和磨难都变得虚无缥缈。但是也因为这样，它被一个岁月老人的无意识赋予了悲壮甚至带点奇幻的色彩。
是的，这两个主题好像是同一座时钟上，指针和秒针相互重合的“永恒”时刻。而梦牵魂绕的“想念”，以及对于人世的抱怨和留恋，对于自我的辩护和指责，就是这座时钟的独特构造，以及它上面那永恒的时刻，在灵性敏锐的人们心中所传达的悠扬而感伤的钟声。
作者：陆思良 （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