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可作为“妈妈的容貌”的姐妹篇。“妈妈的容貌”2016年7月27日刊登于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网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老祖宗老圣人的教诲说到了点子上。
2010年那年，我妈妈92岁。
那时，我爸爸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年近三十年了，而我妈妈活到了90岁以上，毫无疑问是我们家久经考验而弥足珍贵的“老独苗”（可不是金庸小说里的“老毒物”。不过，我老在想，金庸如果把欧阳锋塑造为一个女性，可能更入神）。
这92的岁数，是妈妈她2010年那会儿自己“更新”了报的。
为什么说“更新”呢？因为这些年，我们家里的小辈们，已经经历过很多跟她岁数有关的种种折腾，都有点老旧了，都有点痛定思痛了。反正，人人都知道她已经很老了，老到了坚定不移的程度，老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究竟老到什么“精确的程度”？这是个谜。谁都说不上来她的准确年龄，可能她自己最终都被弄得糊涂了──“年龄”或者“岁数”这些个东西，就像是屡教不改的“顽童”，一窜上老年人的身子，就变得又活泼捣蛋，又死皮赖脸。
首先，老妈妈本人很忌讳别人，特别是自己家庭里的“外人”，通过盘问打探的方式，来弄清楚她的实际年龄，哪怕表现出一点点这样的倾向都不行。那么，又何谓家庭里的“外人”呢？说穿了，语义循环，它完全是由家庭中的“最高长者”根据她心目中的那杆“秤”来随意定义取舍的──中国人的家庭伦理与其说是道德体系，不如说是心理网结。
说起来，那几年，我们几个做小辈的为妈妈她老人家庆祝90岁大寿至少庆祝了不下三四次了。
起先，大概是2010年之前六、七年，有一次，我和我老婆从新加坡回去上海探亲，那一天，一家人，哥哥嫂嫂和我俩，还有我们的老妈妈，一块吃完晚饭坐在客厅里闲聊，气氛颇为融洽，我嫂嫂大概聊得“热乎”了（还是“忘乎”了），一时兴起，问妈妈：“妈，您今年多大岁数啦？我们什么时候该为您庆祝90大寿了？”这随意的一问不打紧，意外地踩了地雷，立马引起两个后果：一是，老妈妈当场板下脸来，大发雷霆，丢了一连串“高爆”问号于全体在座的脚跟前：“怎么呀，你们看我过了几天好日子了，熬不得？要把我的年龄探问得这样清爽这样彻底做啥？巴不得我早点死忒可以为我致悼词对吗？我明天死都不要紧，我天天拜菩萨时对菩萨也是这样表明心迹的。可是，我一时三刻是死不忒的！你们这样没安好心，看你们有没有福气活到我这把岁数！”她这么一囔囔，弄得在场的每个人都傻了眼哑了嘴，很蔫巴很倒霉；二是，由口头迅即转为行动，她转身退席，回到她自己的房间，然后疾言厉色把哥哥和我叫到她跟前，向我们明确发出指示，马上安排一下，过几天陪她老人家去南京一趟（强调，仅我们哥俩陪她，两个老婆不许跟去）。所谓“安排一下”，就是提前通知南京方面她“娘家”的亲戚，特别是我姐姐的女儿女婿，也既妈妈的外孙女和外孙女婿，要他们立即上心打点准备，于近期内在南京给她庆祝90岁生日。利落地发完以上指示，她接着向哥哥和我晓明大义：她的确计划要过90岁生日，但她无论如何不要在上海过这个生日，免得整日价看见她不想看见的这些“小女人面孔”而气不打一处来，好日子都被作孽了糟蹋了。这一骂，好个笼统的“小女人面孔”，不但因了这事的起由把我嫂嫂归了类，连带把我老婆也捎上了。瞧，这就是“外人”的来历和含义了。你不得不说，我家老妈妈她骂人，骂小辈骂“外人”，遣词造句颇有章法，行动调遣颇有手腕，很得了以前我们伟大领袖搞历届党内路线斗争的要义──一定要虚张声势先将对方的阵营拼凑得强大了，最好拼凑成一个内外勾结的“反党集团”，否则不足以说明形势严峻逼人，以及阶级敌人猖狂于一时，不足以说明随之而来的坚决反击和严厉镇压的刻不容缓和英明必要。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实质上则是，“我”居高临下，有权有势，用如今的时髦话来形容，“定于一尊”，可以一直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犯人。
若粗略分析那两个同时铺排实施的废立行动，既昭告天下，身边的“小人”问话没安好心，随即快意恩仇痛加挞伐，让肇事者落个因言获罪的可耻下场，又立竿见影甩开“对手”跑去外地，要那些“娘家”亲戚在他们那儿隆重操办她的寿宴，这两者相联系的心理逻辑表面看来是蛮难令人琢磨的，不过仔细深入想想倒也方便理解。我嫂嫂的询问应该正中老妈妈的下怀，可能她老人家自己心里盘算着庆祝自己的90岁生日，已经有相当时日了，而家中诸人，特别是两个麻木不仁的儿子，居然一直没人问起这事，她正憋着一肚子老火呢，得，嫂嫂那样问了，正好撞在了老枪的枪口上；再者，听了家中的某个做小辈的女人，还是她不喜欢看见面孔而又不得不日常看见面孔的“小女人”，敢敢问起她心头纠结的大事，她如果当场表现得心花怒放满口应承，岂非掉了身为老长辈的大份量？这就有些像晚清时期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好比有天上朝时，某个她历来讨厌的大臣突然为表忠心问到她的寿诞大事，她听了内心咯噔一下，第一个反应是恨不得因此把那人拉出去一刀剐了，可是碍于满朝文武的面她又不能那么决绝地不通人情，于是──太后老佛爷当然比我妈妈是个角色多了，她是决不会拉下脸来不管不顾地破口大骂的──于是老佛爷端起庄重架子，和颜悦色地问道：“哦，某某，难得你有这份心思问起，哎呀，只是当今西夷环伺，社稷频乱，朝内急需整肃纲纪及各地克待平定的叛乱之事甚多，以你之见，这眼前似应闭眼罔顾这诸多朝廷之心头大患，倒究竟是奴家的生诞庆贺最为重要吗？”这么问着，她的炯炯厉厉的眼神早把那个不识相的家伙盯死在她脚下几十遍了。真的，也就是我嫂嫂那次问妈妈90岁生日的事而碰了一鼻子灰，引发她老人家含沙射影骂了两个媳妇之后，我和我老婆开始暗地里称呼我们亲爱的老妈妈为“老佛爷”了，即使回到了居留的新加坡后，也这样在家里叫习惯难以改口了，以至于有一次我们读高中的女儿好奇地问我们──她对近代中国的典故不很熟，只大概听出个意思──你们俩口口声声“老佛爷”长“老佛爷”短的，是说谁啊，奶奶吗？那称呼是什么含义呢？
什么含义呢？没什么含义，我们只不过很欣赏妈妈急中生智打的那手外地亲戚牌，玩得如此有心计心得，一箭双雕，既满足了她要及早庆祝90岁生日的虚荣心，又给上海家里她身边的每个人施加了难堪的压力。那又是早年“最高领袖”的错──敢情邓小平当年南巡放话意在敲打北京中央那几个不得要领的领导人的表演套路，我们的老妈妈也学了几分了。
说到这儿，唠叨几句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党的领袖，敬爱的老毛啊老邓啊等等，还有之前大清末年那万寿无疆的慈禧老太后啊，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帝王朝代到共和国，那几个高高在上、被亿万蚁民顶礼膜拜的伟大偶像，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普通老百姓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挺巨大挺持久的。如今这神州大地上，每家每户里的人民群众，要学好难上加难，要学坏容易了去了，跟伟人学跟“雷人”学，学习邪门歪道，以及跟着偶像跟着榜样学，学习礼义廉耻，更是没治了！唉，我这不孝儿子也如此这般把妈妈看扁了。别责怪我，共产党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嘛。
再扯些题外话：后来又有一次，大概是她病重去世前几个月，老妈妈突然对哥哥和我郑重其事地标榜吹嘘：“你们爸爸死后，到如今几十年了，我们这个家，全靠我独力撑持着！要是靠你们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这个家还不知怎样破落得不像话呢！”我们哥俩垂手肃立着，无以言对。话讲到了这份上，说她大言不惭一点都不为过！过后我们兄弟俩私下交换意见，再联想到几十年来她各方面“磬竹难书”的“败家”行为，联想到我们家的“现状”难道还不够“破落”吗？我们就进一步认为，说她厚颜无耻也很公道。人还真不能太实事求是了，太实事求是就大逆不道了。
而且，因了妈妈这句话，我就反过来想一个问题，老百姓模仿的“伟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问题。我们中国历朝历代，那些被厚厚的纸张大书特书得顶天立地的“伟人”和“领袖人物”，还有近代风行天下的“革命家”和“风流人物”，再就是那些被文人无耻地歌功颂德的“圣上”，道貌岸然的读书人反复鼓吹的“劳心者，治人者”，所有这些家伙，是否本来就都是一些如“妈妈”般厚颜无耻的、惯于破坏社会秩序和风俗而以“败家”来起家的，从来都不择手段将谎话重复一千遍使其变成为真理，标榜神化自己以拉拢民心愚昧民智，在人格上有严重缺陷甚至是“流氓成性”的人？
实际上很容易概括，只要我们有些起码的头脑。
历史学家陈寅恪不就说过，中国社会历来是“下愚上诈”，此为至理名言！
又从悲观的角度看，记得以前的“天安门诗抄”里有句著名的诗句：“……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似能改作“人民也就是愚不可及。”
而且，依我的观察，由于宣传和教育灌输上无与伦比的功效，“新社会”又把许许多多的普通“下人”塑造成了愚诈兼而有之的“中人”，或者幸运的，“上人”。
对不起，话说得重了。
那次在南京，妈妈“娘家”的小辈们，就是我姐姐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还有我舅舅的女儿女婿等，大伙齐心协力，把妈妈的90大寿办得很风光，妈妈因此很开心。这当然符合我们的社会敬老爱老的准则和风气。
副作用是，后来，她老人家一有机会就反复对我们两个儿子唠叨南京小辈们的能干和好处，意有所指：我们俩，上海的儿子加上新加坡的儿子，不及南京他们那一伙。听多了烦，我就对哥哥说了个比喻作调侃：“不是锅子里的水热，而是锅子外面的火热。”哥哥听了闷声闷气地答：“锅子里的水烧干了，锅子就会穿帮了。”
后遗症，这事没有完。好了，自那以后这“庆祝90大寿”的活动算是开了头，就又锣是锣鼓是鼓地搞了好几回，都是奉老妈妈的旨意办的。到后来哥哥和我都认为这么搞太劳民伤财了，一次接一次，就像建国后共产党搞政治运动似的。但是没办法，我们得做好切实的思想准备，精神放轻松也好，心底里紧张也罢，陪她再玩个三番五次的，陪到地老天荒。香港有明星喜欢称自己“永远的26岁”，表示一直年轻下去。我妈妈通过高调庆祝来达到“永远的90岁”，表示她一直不老。异曲同工。
记得，2010年的前一年，夏日的一天，我从新加坡出差路过上海，去家中探望妈妈，见了面她一把抓住我，激动莫名地叫着我的小名，贝贝，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这两天我天天给观音菩萨烧香进言，让你能有空回来一趟，还真灵验了！后天就是我的90岁正生日！
听懂了吗？妈妈特地大声强调她句子中的那个“正”字，仿佛之前举办过的所有生日庆祝活动里的那些个“90岁”都是不正的，歪斜的，扶不起的“生日阿斗”。我连忙答应着：“好的好的，回来得正巧，赶上了。那您要怎么办呢？”她听了摆摆手，意气风发胸有成竹地对我说，南京，去南京，把你舅舅舅妈姐姐姐夫还有表弟表妹还有我那些孙辈重孙辈的儿女们统统都叫齐了，叫齐了，让他们瞧瞧，瞧瞧你的能耐，好好办办！老妈妈稍停了停，喝了口水，展开道，南京的一大帮人，他们上次就都对我吹风，啊呀你们家贝贝在南洋赚了大钱，该为你这个做妈妈的用掉一些花费了，那么吝啬做啥！你有福活得这么长寿，大家有眼睛，菩萨也有眼睛，就是要让他们做小辈的知道，应该破费点尽尽孝道嘛。现在国内大城市的世道市面，一甩手用掉几十万几百万根本不希奇，贝贝可是“华侨”，也该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了。
唉，你看，她的说辞多么苦口婆心慷慨激昂，非要让我大张旗鼓地杀回马枪，杀到南京去，好争回一口气夺回一扇大面子。还巧妙地编织流言，给我背上一个来自南京和南洋两方面的大包袱，真使我哭笑不得。
说回妈妈的真实岁数的难以捉摸──依我看，妈妈把她的岁数特别是“90岁”搞到如此的扑朔迷离，不光是虚荣，不光是成心闹别扭，更主要的，是想通过这样别有用心的方式来“有效保护”她拥有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保护她自己的寿命，让自己尽量活得长活得够，活出滋味来，活出……套用一个现成的时髦用语，活出“和谐”来。这样的刻意“追求活法”很可能已经是当今咱们国人“沧海桑田、大彻大悟”后的某种通病了，只不过反映在妈妈的“岁数”上更见其喜怒哀乐的表现力罢了。再者，妈妈性格中本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人的毛病，随着她漫长人生中的无数坎坷带给她大量不堪回首的精神折磨，随着近几年她的生理年纪愈来愈老，这毛病愈来愈重，愈来愈走火入魔了。这方面她也很像那些皇帝老儿和到了晚年的著名革命家，总觉得，如果让埋伏在她身边的刘少奇赫鲁晓夫之类的人物伺机窃取了她岁数的准确情报，她内心就惶惶然少了一层政治保障，因为那些得逞的敌人就会在关键课题上变得“知己知彼”从而有恃无恐──还是得用以前伟大领袖毛主席谈党内斗争（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至今依然）时喜欢引用的老套话语来着重说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妈妈的岁数妈妈的年龄就是她晚年赖以安然生存的最坚强最牢固的堡垒，她故布迷阵，是因为她不容许在这方面有丝毫的闪失而为人所趁。我敢再说，在此别责怪我的妈妈，这绝非人生的“个案”，这种根植于意识形态日常化的人际关系的流毒，在全球各地所有姓“华”的高贵者卑贱者以及人上人人下人之中，恐怕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都会难以肃清。
那次被逼又一次在南京办妈妈的寿辰庆祝，我原有个想法，就是顺便找我在南京的舅舅查证一下，妈妈的真实年龄不就一清二楚了嘛。他们是同根生的亲姐弟，是年纪相差无几的过来人，舅舅的记忆力看来也还相当健全，这事应该不犯难吧。不料我南京的姐夫预先听了我的建议，却一叠连声地对我和哥哥说，操，更没谱。照姐夫的看法，这方面舅舅和妈妈是一个德行，在年龄那样的问题上从来不爱讲真话，“仿佛非那样才有得赚似的”。姐夫是一个退休了的高压电工，以前是孤儿，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对事理却看得明白，说话直击要害。他还嘲弄般地吐了一条土土的警句：“你舅和你妈，一个爹妈生的，牛马相像。”后来在庆祝的宴席上，我和舅舅姐夫同桌，舅舅年轻时曾加入过国民党，酒喝多了，依老卖老就给小辈们讲解历史，大声说道：“其实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同根生的’，……”，得，他还没来得及展开发挥，只听也喝高了的姐夫在旁边大声抢上：“所以这两个党牛马相像，落过同样的病，犯过同样的错，都该深刻反省，打平！”说完还朝我眨眨眼睛。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话题，让姐夫钻了空子，在高压电下工作久了反应就是快。
关于她的岁数的“差错”，妈妈还给我说过另外两件事，很有趣，不妨一起道来。
就是在那次我出差路过上海回家看望妈妈时她告诉我，她把自己的岁数故意“弄乱”的
用意，是为了让阎王爷手下的钩命小鬼对她的寿命无从查起。这故事其实有点老套，反复无常的生日庆祝活动成了一次又一次故布迷阵，施放烟幕弹，把小鬼的注意力引开了，使它再没依据去准确计算出哪年哪月哪天哪个时辰来找该找的人索命。妈妈就此严肃的问我，前几年有一回我大病一场，那时你们都以为我不行了是吗？菩萨保佑，我挺过来了！你没看我，这几年身体状况倒反而好多了？这不，贝贝，老法还是要遵从的，生日要多庆祝啊！听了妈妈的话，我不大明白那“老法”是什么，还包没包含其它的什么更折腾人的内容，只得附和着庄严声明，是的是的，老法老法。妈您现在的身体好着呢，越活越健了，这没错。不过，妈妈呀，我对天起誓，前几年那一回，我们当中谁也没人认为您“不行了”，我们全体做儿子做媳妇的一向都认为您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嘿嘿嘿，我，老妈妈的小儿子，已经从长期的曲折痛苦的历史经验中学乖了，跟妈妈说话答话你得拿捏得十分小心谨慎，千万别顺着她说的忽溜就陷进她暗暗给你下的套。妈妈听了我的回答，不置可否，只是哼哼，嗯，你拿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歌颂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口号来讨我欢欣是嘛，小滑头！接着，不知怎么，她突然动了真情，边抚摸我的头边感叹，阿拉贝贝头上也有白头发了，也见老了！一歇歇功夫，你也是过了50岁的人了，不是小滑头，是老滑头了。哎，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妈妈哪能不知道，你在海外打工多么辛苦多么不易！你去新加坡的时候已经35岁了，说起来是“半路出家”的。妈妈心疼你啊。罪过啊！妈妈懂的，妈妈能活到今天，都是由于你们做小辈的对我好，包括你哥哥你嫂嫂。哎，你爸爸死得早，他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才结束没几年，世界变化还不大，他没这福份。虽然说福气是我自己的，但是妈妈懂，妈妈即使以后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会记住你们的这份美德这份好心的，我会对菩萨如实陈述的！我现在每天清早对菩萨祷告敬香都会默默地求他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保佑你们。说着说着，妈妈的眼泪就下来了──90岁老人的眼泪啊，像人家评论陈年的酒液，浓郁得有“真正的历史感”。我不很善于品尝酒，我更不是“海量”，与其说我心里也有什么同样是度数很高的东西在忍不住翻滚，不如说我对此感到格外的烦恼和淡漠。
据妈妈说，她的年龄“被搞错”的另外一个原由要追溯到“解放后”街道里弄第一次实
行户籍登记制度的1954年，或1955年了，那时我还没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当年记录她呈报资料的户籍人员不知怎么的，把她的出生年月写成了1922年，而实际上她是1917年出生的。因为这偶然性的人为错误，她一直以来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就只能将错就错“扮年轻”。其实，当年第一次完成登记而后“户籍簿”分发下来时，妈妈就发现了弄错她的出生年月的问题，她想去找街道派出所的有关部门改正，却被我爸爸坚决阻止了。那为什么爸爸要阻止你那么做呢？我好奇地问妈妈。妈妈说，你爸爸怕。我更奇怪了，怕什么？那是完全正当的要求啊，有道是知错必改嘛。哦，贝贝，你毕竟年轻，没有经历过事变和危难。要知道，我们国家，什么事情一经过“组织程序”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当时解放了刚几年，形势错综复杂。也说不清楚你爸爸他到底怕什么，反正他就是怕。当时他曾严厉警告我，千万不要去没事找事向“组织和领导”反映错误啦，弄得不好组织反说是你故意谎报你的出生日期，追究你的动机和责任，那就很可能弄巧成拙，自己给自己添麻烦。你爸爸他还振振有词举例说他厂里有过那样的事，一个中年工人在向进驻厂里的公方代表讲述自己过去的过往时，有一处小的细节讲得前后不一，结果被说成是对组织“不老实”，隐瞒历史问题，再进一步针对性地深查，果然发现他以前参加过反动帮会。“厂里谁都知道那个工人是出名的老实人，但结果老实人不老实，不打自招，……”爸爸那样语重心长地劝告，妈妈唯有担惊受怕点头称是。实际上，我琢磨，爸爸那时深深的害怕，不仅仅是因为厂子里那个无辜工人的例子。爸爸“解放前”是一家规模不大的铁工厂的老板，小资本家，从1949年上海“解放”到1954年至1955年搞户籍登记制度这短短几年间，他本人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多少已经遭受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于人身的打击冲击攻击，已经极度感受到了“组织”的不可动摇的强大厉害和不容争辩的正确性权威性。任何个人，哪怕是极其不起眼的事情，一旦同组织打交道，就要抱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否则，除非，你想自取灭亡。“夹起尾巴做人”，少惹是非──从“解放前”的国民党时代一直到“解放后”的共产党时代，这大概是爸爸一贯奉行的行为准则，形势使然──写到这儿，姐夫对两党作为的冷嘲热讽言犹在耳。
所以，我同妈妈开玩笑说，在年龄问题上，你敢“欺骗”阎王爷，却不敢去和共产党组织“说老实话”，难道共产党比阎王爷还可怕？妈妈拍拍她干枯的手掌，瘪瘪缺牙的嘴巴，说道，共产党来了，扫除一切封建迷信，共产党当然比阎王爷狠呐。
对了，说起迷信，妈妈在岁数问题上的含糊其词肯定还有其它同迷信有关的考量。前面提了，她2010年那年更新了，报她93岁，且附带申明她的生肖属兔子。“生肖属兔”是她给自己的最新“定位”，一个暂时比较自满自得的定位。以前有一回，她偶然当着几个人的面报过自己的某个不同的岁数，有好事者当场推算出来她属羊，她听了后脸当场黑得像乌云，因为“属羊的女人苦命”是民间相当广泛的共识，她马上改口说，不不，那个岁数要按照农历算，而且是“虚岁”，但是那好事者当真顽固，又快速算出她应属蛇，蛇又好到哪里去？把妈妈气恼得无以复加。那场合我正好在，那好事者是个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年轻女子，其时来我们家串门打麻将，隔着麻将桌坐在妈妈对面的位子。当时我同情地看着妈妈的动静，如果说妈妈脸部还尽量做到不动声色，但她捏麻将牌的手又分明在神经质地颤抖，那一刻她肯定拼命咬紧了牙关，觉得生活中像麻将牌这样，用她苍老的手指使劲了捏舍命了捏都捏不软捏不碎的小小怨念实在太多了。同志们，那会儿我心中顿时十分通达地理解当年大清的老佛爷为什么要当机立断，把大难当头时兀自在大庭广众多嘴多舌顶撞她的珍妃干脆扔下故宫的深井里头去──既然口贱命贵，为了防止人性可预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拿命来抵“口头债”的话，就保证能做到两不相欠了──那真是长远地为了双方都好都能消停。
不过，有时迷信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所有费解之处──如果说她不要自己生肖属羊或属蛇而加以任意篡改，是事关自我形象和运道的话，那么她心底里不爽两个媳妇的生肖属相就有些些到病态的地步了。在我和我老婆出国去新加坡前，有短暂的一阵我们和妈妈哥哥嫂嫂一起住在上海弄堂的老房子里，那时候妈妈虽70岁过了，诚然远比她90岁时元气充沛，时时可听见她在她的房间里，隔着打开的房门，怒声恶气地消遣两个没啥事招惹她的媳妇：“哼，呸！你们一个属龙，一个属虎，龙虎斗，斗到老娘家里来啦！你们不要欺人太甚，老娘什么风浪没经过，是不会怕你们的！”瞧，又来了，每次叫板，“怕”字当先？“斗”字垫底？难怪有人寻思我们的国歌唱得大不正常，“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平民百姓若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怀着危机感纵声高唱，就没有感到不危险的时候了。
我手头没有资料来查明“老佛爷”和珍妃的生肖是属什么的，互相犯冲？毛泽东和刘少奇，以及毛泽东和林彪、彭德怀、贺龙他们的生肖属像呢？请高人算过吗，生前事后？一个家庭的瓜葛和猫腻与一个国家的传统和史实有没有共同的解释交汇点？
缩影！
那时新世纪的头十年过去了，快到2011年了。在上海我们家那间老房子所在的弄堂里，从超过半个世纪前的“解放”前后起一直住到现在，仍然没搬走的，或者没被生老病死“请走”而依然健在活着的“老邻居”，可想而知已经寥寥无几了。那几年每次从新加坡回去上海探亲，总听到弄堂里我熟悉的某某老太太或者某某老伯伯“走忒了”，“不勒亥了（不在了）”。呜呼，放眼那个叫“瑞源里”的弄堂里，几十户家庭中仍然在“坚守阵地”的出色老人，除了我妈妈，大概就只剩下靠近弄堂底部285号的叶鞠林叶老伯伯了。一代双娇。
“解放前”那一带虹口区的房子归英国人的“业广公司”拥有和管理，“解放后”有一段时间，城市内的部分房产仍然是“私有制”，包括“瑞源里”的房子。爸爸妈妈在1952年搬到这里时向“业光公司”办理租赁手续，顶下随后住进直到新世纪妈妈还在住着的“老房子”时，是付了若干条金条作为租赁费用和押金的。而现在住在“瑞源里”285 号的叶老伯伯，当时是“业光公司”老板的什么远房亲戚，兼做“业光公司”的业务推销职员。后来，经过“解放后”短短一阵过度时期以及历次“改造”运动，国家最终全面接管了城市里的绝大部分房产，租赁权也就归公家掌管，租户每个月将租金交到地区的房管所。“业光公司”不复存在了，那些以往各家各户付出的金条也不复存在了。
照“解放后”有章可依的成份划分，叶伯伯是“英帝国主义的买办”，所以“解放后”他没少受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和他们家，一个是资本家家庭，一个是买办家庭，都属于弄堂内遭受冲击和斗争的“重灾区”。然后一晃眼，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叶伯伯退休了，他的成份不再是“洋行买办”而是国营企业的“高级职员”了。他文化程度高，能说会道老当益壮视野开阔心态优越，在参加和筹划里弄里的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他的杰出表现和诚恳心愿，加上成份业已合乎政治要求，就在那时由里弄党组织发展他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可谓为晚节增色不少。而我家老妈妈的情况和叶老伯伯的正好相反，从“解放”初期开始，也是因为当时急需有文化有觉悟的年轻人参加新社会的街道里弄基层建设工作，她就被招收培养成了一名里弄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以后虽然没有入党，但十几年不计报酬跟党一心一意地干也可略表寸心了。不计报酬的意思是，当年做里弄干部是不拿半分钱薪水的。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段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爸爸被上头美名冠为自觉跟党走的“红色资本家”（这称号怎么看都有点像一个广告品牌），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妈妈呢，被任命为“瑞源里”这一区的居委会副主任，兼管文宣，标准的里弄干部，另外，她还被推选为区法院的其中一名固定的“人民陪审员”。这是他们夫妻双双体面的鼎盛时期，好像一辆最终注定要走下坡路的老爷车，于承受厄运人仰马翻的结局之前，捞得一次意外的保养和出彩机会，在它的破引擎里添加了一些花俏的叫得出品牌的润滑油和爆发剂。果然，必然，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来了，老爷车最终没有逃脱“报废”的命运。这里不说爸爸只说妈妈的情况，妈妈遭到了野蛮的冲击批斗，被街道里造反的“革命群众”一夜间就解除了居委会的一切职务，以后就一直“靠边站”。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虽然对广大受害者有所谓“落实政策”一说，但具体的人自然有具体的待遇和结果。街道党委迟至1980或者1981年才非正式委派了一个中年同志去家里看望妈妈，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委屈表示慰问，并殷切希望她“向前看”，过好人生的老年，若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找组织，等等。但是，对于妈妈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在政治上，并没有贯彻所谓的“拨乱反正”的方针而给予她一个明确的交代或结论！是的，她也仅仅是听一句象征性的说法就会心满意足的，然而很遗憾的是，她没有听到。顺理成章的，组织上也不再恢复她以前担任过的任何里弄职务了。她就此延续性地一劳永逸地“靠边站”了，成了那场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性文件正式定性为“灾难”和“浩劫”的政治运动的“永久陪葬品”。
我们做小辈的，曾经就这件事安慰妈妈说，1980年你也60多岁了，都过了退休年龄了，所以组织上也不便再提恢复你的职务了，要不，他们怎么进行新陈代谢呢。妈妈听了之后冷笑一声，断然否定我们的答案，放屁，你们看看叶伯伯！
我们无话可说，是的，叶伯伯那老东西是个出类拔萃的坏榜样。
就是这样，这样一来，叶伯伯退休后于里弄里“飞黄腾达”之时，正是妈妈被组织以慰
问的方式“隐性宣布”边缘化而再无机会出头之日。因此不难明白，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妈妈对弄堂里那位退而不休的积极分子叶伯伯的举态是反感的、厌恶的，那动机基本上是出自于“泄私愤”。我去了国外后，有次回家我嫂嫂告诉我，不久前某天上午，由妈妈挑的头，叶伯伯幸然奉陪，他们两位“一大把年纪”的老人为一件小事在弄堂里大吵得不可开交，直吵到中午，旁边的人，很多都是近几年陆续搬来“瑞源里”而不知原来“里弄背景”的男女老少，起劲地围观他们的那场“白戏”。我听了那故事浅浅一笑，这其实是一次迟早要爆发的“对决”，说不定叶伯伯心里对我妈妈也有某种成见，这年头没有“无辜的人”。那次激烈“吵相骂”过后，两位老人在弄堂街道互相见面形同陌路，不理不睬。
后来又是十年十年的过去了，日子流失得比人的想象还要飞快。不知不觉中，妈妈和叶伯伯都更老了，真的很老了，千正万确都老态龙钟了。叶伯伯患了中风，再也没法瞎忙里弄居委会的事，整天由他的儿子推着轮椅在弄堂街道或附近公园里滚来滚去地散散心而已。有一天，推轮椅的叶伯伯儿子悄悄对偶然撞见的妈妈由衷感叹道，阿姨，侬晓得吗，我自己也75岁了。妈妈听了顿时心里一酸。
心酸之后，妈妈看见坐轮椅的叶伯伯又开始热情打招呼了，叶老伯伯神志尚清醒，便也得体地回应，两人前嫌尽释，又都恢复了民国老人的风度。当然，妈妈的心理依托是，到头来，她毕竟还是占了一点点上风，因为她自己还可以走，还不需要轮椅代步，尽管她走到弄堂对面的小店买东西也是走得很力不从心。不管怎样，这“一代双娇”的他们，内心里真正认识到了，他们已经老到了那个份上，老到了可以正面（或者反面也无妨）地代表一个里弄时代，老到了所有以往（包括“解放前”和“解放后”）他们所经历过的、忍受过的、害怕过的、伤心过的、痛苦过的、争吵过的，还有，如果有的话，憧憬过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他们迷茫的内心里化作了容易辨认的、有点平淡无奇的80岁、90岁和随之将来的100岁那样的时间概念和时间凝结。在不期而遇的“最后听证和审判”中，整条“瑞源里”弄堂到了新世纪开端的十年悄然结束之际，只剩下他们两位上了岁数的“孤寡老人”才是值得骄傲和庆幸的胜利者。他们有理由惺惺相惜，彼此客气，彼此尊重，而那理由，那理由里所含的岁数的总和，要比那些伟大领袖们在他们的伟大著作中阐述过的所有经典的条条框框更高尚、更纯洁。
其实，他们之间无所谓和解，他们只是因为足够老、共同老，老得其所，老至豁然开朗的阶段，老到忘怀一切的程度，而自发产生了一种近乎属于“乐龄病理”范畴的智慧，终于懂得没有必要再将个人的所作所为去充当时代的无谓牺牲品，更没有必要让无知的下一代看他们的笑话。
我认为，在这层意义上去推陈出新，理解并发扬光大我们古代先圣的教诲，喜也好，惧
也罢，父母的喜惧也好，我们自己的喜惧也罢，都应摆脱桎梏，回归到做人的本性，回归到岁数的人生本义──那么，毫无疑问的，妈妈的岁数，人的岁数，是如此的值得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