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真相就不可能再惑于谎言,

达了真理就不可能再困于邪说,

存了天理就不可能再役于人欲,

执了中道就不可能再迷于外道,

见了大海就不可能再拘于坎井。

——东海律

X君上台之后,我喝茶机会就非常少了,至今一共才两次。蛮怀念过去经常请我喝茶(其实以喝酒为主)的那几位故人。他们修养远高于一般官员,对人亦热情有礼。除了政治立场不同,其它方面共识颇多,不乏共同语言。好久不见了,念及往昔茶情酒谊,真诚祝福他们。

从2005年开始到2013年为止,期间喝茶不计其数。那十几年间,耳闻目睹不少异议人士被刑拘和判刑,与我有交情和文字缘的自由志士,死于狱中者就有三位。山巅罪乃至巅妇罪始终悬于我的头顶。

钱穆说过一句话:“人固准备着随时随地可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来临。但同时,人亦该准备着随时可以不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还未来临。”

略改数字,就非常切合我的心态:我固准备着随时随地可以入狱,以待此山巅罪之来临。但同时,我亦准备着随时可以不入狱,以待此山巅罪之还未来临。

亲友们劝我无效,笑我天生的傻大胆,讥我是中国第一亡命之徒。

或许有天生胆大包天、大勇无畏者,吾未之见也。生平所知所见的胆大者,都是从小到大慢慢培养锻炼的。我自己就是如此,小时不敢打架,打多了就习惯了,不打反而手痒;开始不敢说真话,说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不说反而难受。喝茶也一样,多喝几次就家常便饭了,不喝反而寂寞。

我尝想,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不能打几次大架,不能说几句真话,不能喝几次浓茶烈酒,那也太无味了。想一想都为之不值,为之嘴里淡出个鸟来。一些鸟人也不知道活个什么劲,活着也是行尸走肉,白白糟蹋粮食耳。

曾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老子就算被卖进青楼,也要做头牌》,不由得失笑,不由得想起江与湖时期自己的一句豪言:老枭就是被关进监狱,也是个大哥!

反对极权追求自由,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积蓄已久的意志,为此做了多年力所能及的准备,包括物质、精神和法律各方面的准备,然后就义无反顾了。

二程说:“感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叶采集解:“一时感慨,至于杀身而不顾,此匹夫匹妇犹或能之。若从容就义,死得其所,自非义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东海常以此自勉。

除了危险重重,前途莫测,还有生活的清贫。从小诗人、小商人变成老枭和大反派,由小奢入大俭,开始颇不习惯。好在早有精神准备。诗人时期就曾想,如果能让亲友民胞和子孙后代少吃苦,我愿多多吃苦,愿一个人把天下后世所有的苦都吃尽。当然知道那不可能,但不怕苦、愿吃苦是实。

我深知,古来没有不能吃苦的豪杰和圣贤;我相信,于天下于自己,吃苦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渐渐的就习以为常了,不以清贫和危险为苦了。尽管有旧雨为我而忧,新朋感到我苦,我越来越无忧无苦。人不堪其苦,吾不改其乐。

佛门有苦修派,刻意自找苦吃,那当然过于极端没有必要,于佛教也非正道。不过,佛教亦倡正道苦行,主动舍弃物质享受和世间贪欲,以检束身心,刻苦精勤。儒家不需要、不主张修苦行,物质生活,随缘既可。但是,对于本来的贫穷、自然的苦厄,亦不必刻意摆脱之。

《中庸》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苦厄不期而遇,不求自来,不正好修行吗?不正好借以养浩气、明明德、致良知吗?连贫富贵贱都超越不了,还讲什么朝闻夕死、超越生死?那些因为贫贱而痛不欲生自我了断者,不仅不配为儒生,亦不配为佛徒也。

苏轼《洗儿》诗说:“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可能的。但一个人若欲无灾无难而立德成德,则毫无可能。

有志之士承受的苦难和风险越大,其思想、智慧、道德就越成熟,成德成圣的可能性就越大。百炼成钢,苦难就是道德之钢不可或缺的熔炉。故君子不贵无灾无难,唯贵超越和战胜一切灾难,转逆缘为成长之顺缘,化灾难为生命之营养。

傻人有傻福,那两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没有落到我头上。我应该是当年猖狂程度最高、喝茶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而最终没有入狱者。如果说我几个朋友是商企界不倒翁,自己就堪称异议界不倒翁了。

原因应该是综合性的,或与“护法”的得力、当局的“纵容”和东海的“迂腐”都有关。这里的“迂腐”与真诚同义。稻盛和夫说:“至诚所感,天地为动。”天地姑不论,至诚可以动人是一定的,这方面我颇多经验和体会。

例如,2006年“天鹅绒”总统竞选,引起有关部门高度警惕,境内不少游戏参与者纷纷被传讯、拘留乃至判刑。东海作为夺冠者却始终逍遥法外,遂主动要求与入狱者同案同罪,并有文章《请抓首犯余樟法》公开发表于海外。有体制内人反过来劝解我,并为我开脱,强调东海动机是“真正的为国为民”云。

说我真诚为国为民,固然不错,却是把我看得小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儒之大者,为己为道。为己者,为了成德成仁、成就自己的道德生命;为道者,有机会则行道,无权位则传道。没有言论自由和传播渠道,就先传网上;国内不能传,就先传境外。天下很大,后世很长,总会有人听进去的。

至诚即良知,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这条东海律的提出,既有切身的体会,也有历史的经验。关键时刻,真诚和良知是可以救命的,这种故事史籍中很多。

例如,《明史》卷百三九:“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讐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諌曰:臣爲孟轲死,死有馀荣。时廷臣无不爲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

唐即钱唐,当时的刑部尚书。因为反对朱元璋罢孟子配享之命,几乎被杀。“帝鉴其诚恳”一句值得深长思。当时任何朝臣劝谏,只怕都无用,是钱唐自己心地和态度的诚恳救了他的命。此亦至诚动人之一例也。钱唐若是略有好声图名之心,必然难逃朱元璋这种老枭之眼,哪有命在?

君子和文人学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名利之心。一般文人学者,即使利心较淡,名心仍重。唯君子能够真正淡泊名利,诚意正心,以道为重,惟道是从。当然,这里的文人学者是指传统型的,马邦文人学者,普遍名心利欲炽盛,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什么假恶丑的言论都能出口和下笔,贱类耳。

东海名利之心淡薄,但文化道德野心炽盛。二十年前就对多位体制内友人说过,我没有政治野心,此生都不会有。同时又强调,我有文学、文化和道德野心。皈儒之后,文学野心消退,但文化道德野心越来越大。文化野心是要替天传道,道德野心是要成德成圣,与王阳明先生十二岁的时候一样大。

归儒以后,越来越不认同谭嗣同先生混杂的思想,但依然钦佩他大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依然深深牢记他的一句话。他说:“克己时当以蝼蚁草芥粪土自待,救人时当以佛天圣贤帝王自待。”虽非中道,何其难得!回首当年,深为其精神感染,深受其言论鼓舞,谨此拜谢!

立德传道,就应该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又包括以理服人,有其德必有其言、必有其理故。但对我来说,别人听不听服不服,有没有人听服,根本不考虑,唯一心一意把道理讲清楚。

道理指“性与天道”之理,中道之理,包括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别说别人不服,就是恶言相向甚至恶力相向,我也要千方百计地把道理说出来,不能让她们埋没了,更不敢把她们贪污了。

认死理,死认理,哪怕认理死,也寸步不让。这是东海生平一大特性,亲友们包括不少老前辈都知道。一切都可以退让,当理不让;一切都可以商量,道理没商量。亲友关系重在亲情友情,可以不讲道理。但如果要与我讲道理,就得遵守思想市场的规则:道理最大。进入思想市场,感情友谊就得靠边站。

有一段话讥笑国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感情; 你跟他讲感情,他跟你讲人性;你跟他讲人性,他跟你讲现实;你跟他讲现实,他跟你耍蛮力;你跟他耍蛮力,他又跟你讲道理。”某些文人学者也沾染了这个毛病,自己有理就讲理,一旦其理有误,讲不成理,就不讲理而讲别的了,仿佛讲道理只是争名夺利争风吃醋的手段似的。这种人自由门儒门中都有。

殊不知,讲道理是为了明道理,明道理是为了明明德。自立自达是明自己之明德,立人达人是明他人之明德。明明德于天下,就是王道大业。道理之用大矣哉。

论理的时候,我是毫不谦虚的。我一向强调,谦德有其适用范围。对弱势不妨谦虚,对强权不能谦虚;在平时不妨谦虚,遇危难不能谦虚;评德评功礼当谦虚,论道论理不能谦虚,当仁见义不能谦虚,责任承担不能谦虚。

批判社会、异议政治的时候,就更不谦虚了。杨一清厅友说得好:“要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才敢说。那是千人万人礼拜的,不实见得非,不敢说。”既要实见得儒家之是,又要实见得异端之非,才敢实话实说。对于极权主义,除了实见得是非,更要实修实得,实明得明德,实致得良知,才敢真言直发。

极权主义有三挟:一挟文化信仰之势,一挟权位武力之势,一挟民意舆论之势。在其势力范围内,可谓无坚不摧,无诱不从,无攻不屈。不淫不屈者,非仁智勇具备的真君子大丈夫不可。儒者就应该是这样的真君子大丈夫。

历代圣贤豪杰都是我的榜样。这是去年山居之时的一则日记:

“读《正气歌》三遍,有神完气足、心通天地之感。古人说好书好诗可以养气,信然。二十几年来大破大立,大立仁本主义真理,大破物本主义、两极主义和古今中西种种邪说,魔挡杀魔,神挡杀神,一志孤行,一往无前,所凭依的主要就是这股子气。大哉正气,大哉正气之用!”

或谓我过于猛烈,不像儒家。殊不知,儒家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我想,如果孔孟生于今生今世,也会一样雄猛刚烈。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但各国还留存着礼乐的碎片,故孔子温良恭让。战国之时学绝道丧,故孟子泰山岩岩。而这个时代,不仅学绝道丧,而且邪说恶制,故东海不能不狮吼棒喝,真言直发!

东海胆大,然生平亦有所怕,最怕者三:一是报德不足,临走的时候还欠着某些承诺没能兑现,某些人情债没有还清;二是尽心不足,没有把自己最大程度地仁义化美好化;三是传道不足,没有把真理最大程度地说出来说透彻。

真理最大者二:一是道德真理,用于立人达人成人;二是政治真理,指导王道建设。道德真理必须准之又准,政治真理必须正而又正,来不得丝毫偏差。前者略有不准,就无法通往圣境;后者略有不正,就不能开出王道。

论理义之准确中正,非儒学莫属,儒学又须以经学为准。欲正确理解把握经学,又非下一番审问慎思和诚意正心之功夫不可。思有不慎,意有不誠,便不能正心,不能契合圣经也。东海不敢不努力,不敢有丝毫马虎。大破大立,大破极权主义邪说,大立仁本主义真理,吾有责也。

这是一条东海律:论道德自信,儒家道德诉诸于圣贤君子自身的生命实践体验和良知实证。论道路自信,儒家的人生道路和政治道路都具有三正性,其人生即仁者,其政治即仁政,历代仁者无数无量,古典仁政举世无双。 论理论自信,儒家允执厥中,抓住了性与天道的大象,对所有正学具有覆盖性优势,对所有邪说具有压倒性正义。论制度自信,古典家天下礼制已经创造了数千年的文明辉煌,未来公天下礼制创造的中华文明新一轮,自当超越古典,赶超美西,直达大同。

王道政治新时代的重建,中华文明新一轮的开启,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政治基础,还需要一个优秀的儒家群体。优秀的儒群又具备三个基本特征:较好的道义形象和精神,一定的道德和政治共识,共同的政治和制度追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样的儒家群体和适合王道的条件和基础,都很难在短期内形成。

从王道仁政转向极权暴政,中间必经霸道;从极权暴政转向王道仁政,中间也必经霸道。霸道固然远逊于王道,不足为训;却又远优于暴政,不无可取。

桓文是春秋霸道,美国是西方霸道。霸道必有霸术,管晏派法家是先秦霸术,自由主义是西方霸术。某些杂家文化如果落实于政治,也有望开出现代霸道。某些杂家文化,包括儒门杂家,佛门杂家,儒马结合、儒实马虚的杂家。

博而不精,杂而不纯,大而无当,支离而无本。这是所有杂家的特征,程度不同而已。无本,没有基本立场也。儒门杂家本不牢固,近乎无本。其它派别的杂家,根本有误,不如无本。但比起两极主义原教旨,杂家又不无可取。例如,马门杂家、马家儒者和其它所有杂家,都远远好于马左。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王道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美好的政治构思和制度设想。从马时代进入儒时代,必须有一个渐进的、量变的过程。这也是王道从理论落实为实践、从理想落实为现实的伟大过程。东海甘为通往王道过程中的一颗铺路石。功成必定有我,成功不必在我。

哈维尔有一句名言:“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同样,我们选择做一个儒者,坚持尽心尽力辟马弘儒,就是因为坚信,这样做是对的。这是最关键的。古今中西伟大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把正确和正义进行到底。至于效果和结果如何,听天由命。

哈维尔之言让我想起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位大师一中一西,一古一今,所说异曲同工。哈维尔,这位著名哲学家,捷克首位民选总统,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虽曰非儒,吾必谓之君子矣。

从追求王道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此生不可能拥有亲自实践王道的机会,只能是为下一代更下一代作嫁。但我心甘情愿,相信功不唐捐。

吸收古今中西所有好政治好制度精华的新王道,将是一束崇高的火炬。这是思想的火炬,理想的火炬,道义的火炬,希望的火炬,一经举起,就会自放光芒,可以照亮体制内外越来越多有志之士的心灵,为人生指引最美好的道路,为社会指引最正确的方向。

2021-8-28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余东海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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