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公有制与人权——与中国“左派”商榷之一

中国左派与西方左派并不相同。虽然左派多以代表底层民众利益自居，但西方左派帮助穷人，中国左派则打击富人；西方左派也主张富人多缴税以救济穷人，却不反对富人致富，中国左派则反对富人致富，认为这是穷人穷的原因；西方左派也要借助政府政策帮助穷人（如福利政策），中国左派则鼓吹国家对富人实行专政；西方左派与右派之争只是政策之争，中国左派与右派之争则是体制之争。

所以，当中国“右派”主张实行私有制与保护人权包括财产权时，“左派”理性一点的，说“右派”是在为富人说话，不那么理性的，则开口大骂，“资本家的走狗”。我就因为写了几篇主张私有制的文章，被人称为“资本家的走狗”，还有人质疑，我拿了资本家的钱，真令我哭笑不得。其实，主张私有制，并不是为富人说话，而是为人权说话。因为私有制，正是在人的权利，特别是人的经济权利不被剥夺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形成的。

社会个体存在差异。勤劳的，懒惰的；精打细算的，挥霍浪费的；聪明的，不那么聪明的，恐怕一万年之后还会存在。社会个体的差异必定带来个体创造财富的不同，表现为个体收入的不同，如果用暴力的强制的方法实行平均，对那些创造财富多的人是否公平？劫富难道不是对富人权利的侵害？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而剥削与压迫最本质的体现是侵害人权，包括财产权。劫富难道不是对富人的掠夺与压迫？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不是保护富人，而是保护人权。

有人说，我们不是反对劳动致富，而是反对依凭资本致富，因为资本利润是剥削工人获得的。资本介入现代工业生产，是源于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可以使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提高，或者说，可以使企业创造的财富呈几何级数增加。所以，资本利润，是因其参与生产，并因其参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的。有资本介入的机器化集约化生产，比之没有资本介入的手工生产小生产，多创造的财富，就有资本的功劳在其中。所以，资本获得利润是合理的。不允许资本获得利润，是对资本投入者收益权的侵犯。现代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资本的投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充盈程度成正比。所以，建立成熟的资本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通过市场确立一个资本的市场价格，是吸引资本的关键环节，而资本价格，就是资本收益的具体体现。

私有制与公有制最大的区别不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区别，而是有人权与无人权的区别。公有制剥夺人权。人有自已去讨生活求富裕的权利，这是天然的，你可以说在政府领导下可以更快富裕（能不能更快富裕另论），但你能用不允许做这个做那个，强制人民接受政府领导，来剥夺个人自主发展的权利吗？机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可带来高效率，个人用自已合法的收入购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使自已更富裕，也是人的经济发展权利，所以允许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不被剥夺，正是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保证。你能用这会带来剥削（是否剥削以及怎样消除这种剥削另论）的借口，去侵害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吗？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常会产生差异，人的流动和资本流动，可以使人包括资本所有者能够趋利避害，减少利益损失或追求更大利益，你可以用计划或审批或户籍或编制来阻碍这种流动，侵害人的迁徙权择业权投资权等经济行为自由权利吗？等等。

所以，私有经济是在人的权利特别是经济权利没有剥夺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无政府强制，则无普遍的公有制。要消灭私有制，必侵害人权。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要防止私有制的重新出现，必限制人权。主张私有制是主张人权，鼓吹公有制则是反对人权。曾经的社会主义，农民家多养一头猪，想生活更好一点，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人还能有权利？一旦个人的求富权，收益权，经济行为自主权等不被剥夺，私有制必然出现，公有制必然瓦解。

私有制是社会的自然形态。资本主义首先不是什么理论主张或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不是两种主义的对抗，而是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然的对抗。因为私有制是天然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泊来品，中国社会几千年就是私有制，倒是社会主义确属泊来品，它来源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私有制可能确实存在某些弊端，如何解决这些弊端，西方的左派右派争论激烈。比如福利国家之争，比如凯恩斯主义之争。但西方国家都小心的避免侵害人权，人权是他们的底线。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虽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手段只限于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主张侵害人权的微观经济活动干预。美国自由主义虽然反对福利国家，却在人道主义面前止步，因为实行人道主义就是保护人权。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北欧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趋向一致，北欧的“社会主义”掘弃公有制，美国的社会福利则实际上是在向北欧靠拢。在保护人权和增进人权的道路上，西方国家的左右差异在缩小。

公有制最根本的是剥夺了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技术，包括运用资本去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剥夺富人，表面上看，是剥夺富人的财产，包括生产资料财产，实际上是剥夺每一个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他的钱说话，而是为他应有的天生的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说话。正如为拆迁户说话，不是为他的补偿金额说话，而是为他应有的天生的讨价还价的权利说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