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思良,新加坡

参照阅读:“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纪念什么?”(《议报》,2018年8月22日)  

前不久,我们大学班群的群主发了消息,明年(2022年)学校将会举办“恢复高考”后录取的首届生“毕业40周年”的返校纪念活动,并且就活动的举办日期、方式等征询同学们的意见。

我估计,这将是一波全国性的“庆祝”,尽管规模和级别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日子过得快,三年前的“恢复高考暨入学40周年”纪念活动的热闹情景记忆犹新,一转眼又要纪念我们毕业40周年了。说句不大好听的话,同学们都已经进入老年生活轨道,精气神不旺了,尤其需要各种各样不间断的“纪念”来给我们越来越乏善可陈的平常日子“打鸡血”。这不嘛,看了群主发布的消息,班群里立刻七嘴八舌活跃起来,不少同学对发放的征询问卷做了快速积极的回应。

三年多前我写过“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纪念什么?”的文章,当时拿它与班级里的部分同学分享,有表示赞同的,但也有不少感到不以为然的,后者又以毕业后在国内机构企业长期“混得不错”的居多,典型的比如,退休前“身居高位要职”,退休后继续被体面地“回聘”的。毕业这么多年,同学们之间,极端的两头,“三观”的差异变得很明显了。

记得三年前“恢复高考暨入学40周年”纪念活动高潮时,我们班有许多海内外同学写了回忆文章,过后被收集整理,出了文本(前面提到的我的那篇,因故不在其中)。近期,我把文本中的七八篇文章又做了一次通读,读后总觉得,整体上好像“缺少了一点东西”。

嗯,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回忆了当年听到即将恢复高考制度时的兴奋踊跃的心情,以及从艰辛备考到报考∕参考再到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种种经历和想法,那时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国家“分配”在社会“底层”,或在工厂车间,或在乡村农场,虽然处于各自的艰苦环境,却都始终渴望知识,渴望进取,更渴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公平的竞争,改变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

读着那些生动而激动的细节描述,还有少不了的,人生某个特定时期那种扬眉吐气和自得自傲,我人同此心,莞尔发笑。再三琢磨,忽然明白,那“缺少了一点东西”是什么了。

所有的回忆,都就事论事,“画地为牢”,忽略了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试问,若是没有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哪里有后来那许多名堂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记得1976年的秋季,我们作为中学生在上海郊区的某某大队学农,“双抢”正忙,某天同学们在食堂里聚首,互相确认证实了纷传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的消息,未完全成年的我们,之前的成长岁月里一直沉浸在红色教育的强烈灌输和干革命搞运动的高昂氛围里,那一刻“本能的反应”,却是有着说不出的内心窃喜。懵懂粗浅的“政治嗅觉”告诉我们,今后中国的前进方向要改变了,很有可能,我们这些青少年的人生前景会因而焕然一新。

交通大学校徽上的铭文是“饮水思源”──正本清源,其实1976年发生的那件大事才真正是“改变命运”的时刻!

今天想来,虽然那时我们知道,共产党的统治会持续下去,但是共产党内部“某些个最坏的人”倒台了,接下来,共产党内“某些个最实事求是、最有远见的人”可能会上台,那么,至少会开创一个“清算的”和“开明的”新时代。

历史经验证明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就不会有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结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也就不会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结论(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自然而然的,也就更不会有1977年颁布的“恢复高考”的决定和举措。

如果从所有那些蹉跎岁月走过来的我们,不去探讨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只讲“恢复高考”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和机会,我们就在意识和记录中隔断架空了那段历史(变成“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就基本上丧失了成年人∕知识分子的“政治嗅觉”,我们就“忘了本”。

至今我看到几十上百篇当年被录取的学子的回忆文章,大体上一个路子,大谈特谈“改变了一生的命运”,顺理成章的,就有“感恩高考”的口号。只能说,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明显有局限和偏颇。

我们一直在纪念,可是我们也一直在忘记。

真应了鲁迅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结尾的话语:“……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

另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更是因为,当前的中国,又正处在一个同样重大紧要的现实关口:人心所向,也许甚至党内也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意愿”,需要断然结束“新的文化大革命”,需要再度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

然而我看到的是,值此再度“回顾”和“欢庆”之际,我们自鸣得意的“首届生”,包括我们班级的许多“有幸而无辜的”同学,包括少数为当今倒行逆施的党国崛起现象站台洗地唱赞歌的同学,很可能要再有意无意地集体遗忘一次,很可能会再顾左右而言他地置若罔闻一次。呜呼!

回忆跟“恢复高考”有关的往事,我的另一个切入点,想谈谈当年我所见识的大学里的师资状况以及教学∕科研的一般情形。

1977年恢复高考,我作为应届毕业生,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

看当年的毕业照,我们班共37位同学。后来只有我留在本专业任教数年(1984年9月~1992年10月)。另有一位同学留专业短期任教,后出国留学,不知何故失联了。

我八十年代初研究生毕业,进入“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教研组后,经过短时间的观察“摸底”,得到的深刻印象是,教研组的教员队伍,背景和成分非常复杂,“专业化”水准参差不齐,总体上感觉,不怎么达标。

其中的分布:

一位老教授(学校首批博士点的领头人),解放前美国麻省留学学成回来的,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器厂的总工程师。当时他已经处于退休和顾问状态。

另一位教授(名义上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解放前的学运分子,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初被选送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教研组行政和学术领导。也因身体原因处于半退休状态。

以上两位在文革中都深受冲击,年老体弱,不能做具体工作了,只是声望还在,尚有挂名利用价值。

然后是十几位中老年副教授,中坚力量,这部分就比较杂乱。

首先是文革前毕业留校任教的大学生研究生,本校和外校毕业的、各相关专业的都有,年老的居多,合起来约占教研组教师总数的二分之一,里面不免有派系之分,有学人相轻之举,更有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而结为冤家的;另外占总数二分之一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主要是文革前与文革中各行各业“半途出家”,从不知什么门道进入大学的专业教研组任教的,比如以前什么高端培训班选拔的优秀尖子、厂矿企业的财会人员、某种某项的技术专家、升级的大专(甚而中专)教师和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造反派(甚或工宣队?),甚至还有个别的基本不懂业务的党政老革命,等等。后面这二分之一的人,年纪相对较轻,精力相对旺盛,在教研组的能量很大,只是为新的形势所迫,似乎难以占据主导地位了。

最后是近十位讲师和助教,其中半数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的,其他几位来路不明。这部分本来是承上启下的少壮派,对于“恢复高考”的事多少采取保留态度。

从这样鱼龙混杂的师资结构可以看出,中国的正宗大学教育,即使是理工科大学,它们的根基,“以人为本”的根基,从建国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被严重地干涉、“渗透”和动摇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遭受了颠覆性的打击,积重难返。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教员的素质底子呈现粗糙的断裂和散乱,梯队建设面临青黄不接的危机。

我们专业当时在全国同类专业中还是号称“重中之重”的。而毋庸置疑,即便不考虑我所看见的另外的大问题,既硬件设备的严重短缺和大幅落后,纯粹以那样的人员人才状况来衡量,其教学和科研的质量,同世界顶尖大学同类专业的先进水平相比,能够处于并维持在二流三流都算是勉为其难了,要赶超更是谈何容易。说两件同我切身有关的事为例:一是,记得我即将离开教研组时(1992年暑期),读到刚在国内重头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是我的实任导师和他新带的研究生联名的,被评为优秀成果奖,里面有句极端“自我吹嘘”的结论:“……达到了国外八十年代中期的先进水平。”二是,那时我在导师指导下所做课题的研究方向是电火花加工(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简称EDM),目标是在理论和试验上进行探讨,怎样实施方案优化,使得加工效果提升和稳定在某个“高精尖”的范围内。可是我出国去到新加坡的某个上市的半导体企业做设计工程师,一开始就实地了解到,他们的生产制造部门里已经使用了多年的瑞士和日本的EDM机床,常规(指不用专门调整参数)加工所能达到的质量效果,比我们在国内试图研究突破的那个“高精尖”范围,要高一到二个层级。你可以推想差距有多大,也可以推想,当发现了这种差距后,我内心的惊愕和尴尬。

但是话说回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国家社会,重新高调提倡要“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高等院校的各项规划和发展,包括教职人员的充实和调整,待遇的提高,都渐渐走入正轨,教师队伍的精神面貌是振奋积极的,努力向上的,成就也有目共睹。比如教学方面,以那样不算雄厚的师资力量,教研组那时就面向本科、夜大以及合作的地方院校,开讲了十多门专业课程,内容涵盖从传统的“机床、工艺和刀具”,到比较前沿的“特种加工、测试方法和数控技术”等。

以我待在教研组工作八年的亲身履历,更不用说我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接受过很多教师精益求精的授课授业,我对教研组的绝大部分的“前辈”怀有诚挚的敬意。

大概是上世纪末吧,我在新加坡和一帮以前同是交大出来的朋友聚会喝酒闲聊,其中一位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系任教的教授,跟我谈起他因项目协作,近期造访过一次我们原来的教研组,时节是大冬天,气温在零下几度,教研组的办公室依然还没有安装空调,他看见许多我熟识的老教师,一个个穿着“老棉袄”,佝偻在桌前,边做事边冷得脸色发青……

听了那消息,我不胜唏嘘。真的要骂娘,那已经是“恢复高考”多少年了?

如果一个权欲熏心的专制特权,刻意把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身心,在高压冷肃的环境下冻成“冰雕连”,尤其是想到《夹边沟记事》里记述的那些冻饿而死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怨鬼亡魂,那么,你不禁对受害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你也很难再苟求他们普遍地拥有和保持崇高的气节。这也算是我转而对我的“首届”同学们的一丝丝谅解吧。

作者: 陆思良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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