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赤潮呼啸全球,重大致因之一:借倚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因此,辨识真伪理想,提高人类对各种学说的辨别能力,百年赤难须应收回的“利息”。识穿共产主义荒谬性、廓清红色迷雾,不仅有助中国送客马列,也有助亚非拉防堵赤潮(以免他们再缴“学费”)。近年,中共借助人民币之力正向非洲输出变异赤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追求理想乃人类天性(青年尤甚),此为马列赤说之所以肆虐一个世纪重大致因。也可以说,马列邪说觑着重大人性弱点。那么,如何鉴别各种理想型学说?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实践既需要时间更得支付现实代价,如人类用了一个世纪、至少一亿死难者,才证伪马列主义,代价实在太大了。因此,检验学说的关口必须前移。但辨识是非义理并非易事。宋儒吕祖谦(1137~1181):“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东莱博议》)

赤说新艳

托庇彼岸朦胧的“时间差”,马克思主义以新艷而勃兴。“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诱召大批壮怀激烈的五四青年。北洋大学工科生陈立夫(1900~2001)一度也向往赤说:

我倒很向往于共产主义所说的一套,共产主义一向很容易煽惑青年人,所以同学之间,经常在传阅着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些同学还赞成了共产主义……[①]

1929年,湖北省税务局长吴国桢(1903~1984):

有一度我竟认为不管共产党有什么毛病,看来他们总愿意更多地为国家的福祉而奉献,因此我打算暂时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到苏联去实地研究共产主义的运作。只是由于意外的天命,我在最后一分钟未能成行[②](按:赴俄船只被军方临时征用)

国府军统要角谷正文(1910~2007),“九•一八”后曾入赤营:

英国文豪萧伯纳说,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若不曾对共产主义产生热情,必然只是一个才情平庸之辈。我不敢自夸具备何等才情,不过我年轻时代,确然曾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狂热振奋,我也不便批评我们的总统李登辉先生才情多寡,只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且被我跟我的调查局同僚以共谍罪名逮捕下狱[③]

1920~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共产主义“相当同情”、“希望苏俄成功”,尊奉马列“伟人”,为赤潮渗华大开闸门,发放“通行证”。

北伐时期中共“拉伕”动员语——

三民主义不彻底,要革命还是得加入共产党。[④]

1927年2月下旬,杭州西湖边,中共党员陈志一探问23岁薛暮桥:“是否愿意加入国民党?”薛断然回答:“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再问:“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薛:“国民党好像是火车开到嘉兴就不走了,而共产党一直开到上海。国民党革命不彻底,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彻底。”3月1日,陈志一带薛暮桥去见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宣传部长张林、组织部长徐雪寒(16岁),接纳薛暮桥加入中共。[⑤]

1938年1月29日,驻美大使胡适日记:

看Prof.Samuel Northup Happer,谈了一点半钟。他精通俄文,常到苏俄去,每日读俄文书报,故通俄事。我1926年在Moscow见他,以后甚相知。Happer不诋毁苏俄之“清党”(Purge)……[⑥]

西方也被忽悠

1940年代后期,七旬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也被忽悠:

在共产党当局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们在整个大陆建立政权为止。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各种各样的“专家”那里发来了许多赞扬共产党人的报导。许多外交官、实业家和传教士都确信新政权现在而且将是对旧政权的一大改进。[⑦]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而非真正共产主义者。[⑧]

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Hewlett Johnson 1874~1966),1930~50年代访俄访华,不断为赤色革命高声辩护。1953年,八旬大教长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说在中国看到20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齣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

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把冰冷的技术变成人与人之间温暖交流的渠道。当一个人走进他的实验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厂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对于社会和生活的全新概念。他和他的伙伴成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⑨]

稍后,中共全面封禁宗教,“正确”回答了大教长。

宋子文也挺共

1958年中共“大跃进”,宋子文(1894~1971)在香港发表挺共言论:

  • 对毛周极为佩服,中国空前强大,因而有了民族自豪感。
  • 世界终须走向社会主义,因而不反对思想改造与人民公社,只是搞得操之过急。在人民公社展开之前,对大陆印象一切俱好。
  • 从经济上看,中共政府绝不会失败。
  • 国民党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 [⑩]

结语

从史学角度,国际共运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次试错,但学费实在太高昂。国际共运证明人类很容易被理想引偏,因此,总结沉痛教训,我们应对一切革命学说抱持警惕,社会变革宁慢勿迫、宁缓勿速,必须兼顾与传统文化的衔接性。为防止赤潮再起,“告别革命”也就成了对国际共运的凝炼性结语。

11/04/2021 Princeton

 

注释:

[①]《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页29。

[②] 吴国桢:《夜来临》,吴修垣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10。

[③] 谷正文口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独家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241。

[④]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55。

[⑤]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1~12。

[⑥] 《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第7册,页472。

[⑦] 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页271。

[⑧]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24。

[⑨] Ci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New Brunswick:1977, Fourth edition), P.318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89~190。

[⑩] 新华社(北京):《内部参考》第2671期(1958-12-29),页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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