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赤朝开张之初,中共自我感觉超好,真以为天兵天将,刀枪不入。赤青小知“激情燃烧”,庆幸生逢盛世。实则中共自塑英姿,赤媒报喜不报忧,绝大多数国人(包括赤吏、共军)都不知道红朝实情。集权体制病的腐败,已随共军脚板迅速渗漫全国。

一、东北腐讯

地盘扩大,大镇、县城、中城、大城、省城,日子越来越好过,物质诱惑越来越多,原本就没有什么“阶级觉悟”的土共,一个个心旌摇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越来越松,肆志宠乐,纵欲而行。二战刚结束,在苏军帮助下,十万山东共军开进东北。很快,共军官兵就贪生厌战。1946年5月24日,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1902~1986)电函中央——

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负伤到后方抢扰打人嫖赌,(表现)很坏;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①]

1946年4月28日占领第一座省城——哈尔滨,林彪升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共军司令兼政委,真正“东北王”,叶群大摆夫人谱,“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②] 高干都把持不住,中下层自然更难羁束。等級制是當然的。「四野」營級以上發長筒皮靴,連級以下只能穿棉鞋。[③]

萧军《东北日记》——

可怕的“官氣”、做作的“嚴肅”的“黨氣”、說話的“八股氣”、態度的偽善氣……矜持、可笑的自尊……幾乎從每個人底行為和臉上發散著這些腐黴的臭氣啊!使人不能忍耐!暴發戶、新貴的氣派十足!(1948-3-6)

共产党员们堕落现象已见!要金馏子、要财产……(1948-4-16)

如今我感到一些人只是在作官了。看到一些后面跟着挂匣子枪的干部们,昂然阔步,这就是“革命成功”了!?(1948-5-19)[④]

二、进京了

1949年3月23日,毛周进京(自警“赶考”)。1949-3-27杨尚昆日记: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住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⑤]

1950年1月2日,公安军司令部“三反”动员会,供应处长当场为党委算账,特别提到跳舞招待费就花了3000万(折合新币3000元),当场炸锅,有干部愤曰:“我们家里连板凳桌椅都不齐,你们跳舞就花了三千万元!”[⑥]

1951年底~1952年6月“三反”运动[⑦],查实贪污1000万元人民币(旧币,合1955年币改后新币1000元)以上10多万人,贪污总额6万亿(合新币6亿),有期徒刑9942人、无期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⑧]仅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就挖出238名贪污员工,贪污金额10.09亿元(旧币)。[⑨]

三、腐情炽烈

1951年,各地贪案堆积毛泽东案头,贪腐数字与性质之恶劣超出老毛想象,惊呼:

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如十年内不“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⑩]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各地中央局——

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1]

湘东平江,一位二十年前农会会长、时任农协书记,分到土地与果实,住上地主的高大楼房,脱口一句:“这一下可给我过过地主瘾啦。”[12]

结语

人性存弱,本性难泯,革命当然只能革別人之命,“高标准严要求”只能对人,难以对己。欧美三权分立的精妙处就在于契合人性,精准针对人性弱点而灵巧设计,防腐于第一阵地,重在制止腐败于初,而非亡羊补牢惩腐于后。中国当今贪官燎原,贪额动辄上亿。2017年11月中共十九大以来,仅副省级以上落马贪官就111名。[13]

体制上,纪委书记只是党委副书记,能监督书记吗?那不是“犯上”吗?中紀委主持反腐,力度再大,仍类似外科医生为自己开刀,难下手呵!每揪出一名高干贪官,“伟光正”脸上就多一条疤痕,能没有一点顾忌吗?

注释:

[①]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206。

[②]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英男、姜涛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68。

[③] 姜桂林:《「新华社」十二年》,正声广播公司(台北)1962年,页60。

[④] 《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201、230、248。

[⑤]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64。

[⑥] 《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5。

[⑦] 1951年12月,中共发起“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⑧]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1卷,页109。

[⑨] 《当代中国的天津》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53。

[⑩] 何立波、任晶:〈“三反”:建国后反腐第一仗〉,《检察风云》(上海)2009年第7期,页67。

[11] 《文献与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4。转引自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页293。

[12] 王西彦:《湘东老苏区杂记》,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年,页8。

[13]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十九大以来反腐倡廉落马高官/2220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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