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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長江，中共中央黨校原一級教授，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專於政黨比較和中共黨建問題研究，長期從事中共高級幹部的培訓。對中共改革中若干重要黨內文件的起草亦有參與。撰有《政黨論》、《政黨現代化論》、《蘇共：一個大黨衰落的啟示》、《現代政黨執政規律研究》、《政黨的危機》等專著。 |
五、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去和現在
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上，中國共產黨接受的是列寧和蘇共的思路：強調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以階級分析方法評判知識分子的思想、觀點和行為。因此，雖然對知識分子的定性有過從最初的資產階級到當下的「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變化，但這些認識，都首先以給定的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為基礎，在確認知識分子只是一個階層而不是獨立階級的前提下，突出知識分子的被動依附性，認為他們是依附在不同的階級這些「皮」上的「毛」。無論是知識分子能在不同階級之間進行跨越的特點，或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由思想規律決定的超然性，最終都被納入這個「皮毛說」的框架裡去加以解釋。這種思維定勢，對於中共處理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乃至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都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
其實，即使在古代，為全社會思考的那種超然性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還是體現得非常突出的。這裡所說的古代知識分子，是我們稱之為「士」的那部分人。學者余英時指出，雖然「士」和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不完全相同，「但是無可爭辯的，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與創新自始至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1]「士」「必須深切地關懷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在這一點上，「士」的特徵和現代知識分子完全一致。所以他認為，「如果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2]按照古人的概括，這些古代知識分子承擔「通古今，決然否」的責任，即「以道自任」。「道」是中國政治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代表中國的先哲們對天地人進行思考的最高成果。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儘管各道其所道，但在代表「道」說話這一點上卻並無例外。「天下有道」，「道」就是他們價值判斷的依據。也正因為此，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最有「士」的精神的，是那些為了維護「道」而敢於「犯龍顏」的人。大儒家荀子就有「從道不從君」之論。當然，我們可以說，皇權專制條件下的「士」，本身依靠統治階級而生存，其所謂「道」實際上也不外乎皇權專制制度的秩序和道統，因而歸根結柢屬於統治階級。但很顯然，這裡說的是「士」的局限性。主觀而論，真正的「士」始終具有超然性，追求的是「道」的境界而非維護具體的「君」。這種「士志於道」的精神，也為後來的近現代知識分子所繼承。
正是「士」的這種「從道不從君」的傳統，使他們對現實能夠保持一種獨立批判的態度。我們知道，中國從秦以來的社會是皇權專制社會。從理論上講，國家是皇帝的個人財產，國家權力屬於皇帝，不受任何制約。但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太容易出錯，這是被歷史屢屢證明的。所以為長久計，那些比較清醒有理性的帝王往往希望有人出來約束一下權力。「士」這個階層的存在，補上了這個缺。「士」通常會以「道」和「理」為標，縱論大勢，評議政事，督促帝王守道遵理。客觀地看，「士」對皇權的監督，總是以帝王許可為前提，也意味著他可以隨時取消監督，所以並未改變制度本身的專制性質，但這大概已經是皇權專制社會下最力所能及的制度安排了。
把知識分子納入階級的思維定勢形成以後，直接的結果，就是知識分子的這種獨立性、批判性和超然性不斷被否定，知識分子對公權力的約束，轉而變成對知識分子的管束並一再得到強化。
毛澤東明確地把知識分子歸入資產階級。1952年6月，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的《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時，毛澤東將決定稿中的「中間階級、中間階層」提法改為「資產階級、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即雇有少數幾個工人或店員的小資本家）、一部分從地主階級分化出來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分子以及和這些階級、階層相聯繫的知識分子」。1957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更加明確地強調，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圍，並且在3月的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了一番理由：「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3]
比較一下前面馬克思、列寧、葛蘭西等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的思考，毛澤東講到的理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他提到了知識分子非勞動人民的「家庭出身」。儘管是順便帶過，但從後來的實踐看，「出身」無疑是他一直認為的給知識分子定性的指標之一。第二，最重要的是，他明確地把「世界觀」作為判定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標準。當時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也沿用了這個標準，並作了發揮：「世界觀的重要表現是為誰服務。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願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表示他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4]把世界觀作為給知識分子定性的標準，意味著可以根據知識分子的觀點，甚至可以根據其觀點對誰有利（即為誰服務），來判斷他屬於哪一個階級，這就客觀上為把知識分子整體打入另冊、為打擊所有對公權力有批評的人打開了方便之門。
黨內周恩來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意識到知識分子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試圖對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地位加以肯定。1956年1月，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議的講話中明確表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他提出了兩個根據：一是，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二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5]這兩個根據，前一條落腳在「為社會主義服務」，引用的是前面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說過的標準；後一條則顯然是想說明，中共1951年發起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成功的，取得了實質性成果。然而，儘管周恩來是代表黨中央去作這個講話的，但從後來的情況看，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判斷並未得到毛澤東和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認可。會後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沒有寫進這一判斷，9月份召開的黨的八大，還恢復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提法。
1956年4月，中共號召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以「大鳴大放」的方式鼓勵他們向黨提意見。意見的激烈程度大出執政黨的意料之外。這種情況，觸動了黨內高層頭腦中的「階級鬥爭」那根弦。本來的提意見，旋即被判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對共產黨的「猖狂進攻」，「整風運動」迅速變臉為「反右派運動」。根據官方的數字，在這場殘酷的運動中，55萬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這樣的氛圍，把知識分子推回到「資產階級」的定位。1957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對反右運動進行總結和評述。鄧小平在會上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對知識分子的性質作出了論斷：「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多數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資產階級式的。所以為方便起見，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說。」其依據，和毛澤東前面的說法完全一致。報告全文後來發在1957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和過去不同的是，右派的性質這時已升級為敵我矛盾，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也被提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例如，報告強調，「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知識分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他們還有政治地位、政治資本和政治影響，而無產階級也需要他們的知識。但是如果他們不堅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同無產階級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6]。
此後，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中共黨內的觀點又有過一些反覆，但總體上沒有大的改觀。比較明顯地存在兩種傾向：一種傾向強調工農的優越性，自覺不自覺地把知識分子當做對應面來看待，不情願把知識分子看作和自己同階級的成員；另一種傾向著眼於國家建設的需要，希望給知識分子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信任。兩種傾向又和政治上的左和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出現左的錯誤時，往往同時也把知識分子當作異己力量；在政策出現所謂右擺的時候（其實是從左的錯誤回歸理性，因為建國後實際上稱得上是路線性的右的錯誤是不存在的），往往同時也意味著知識分子地位的改善。所以，到上個世紀60年代，在大躍進和「共產風」給國家帶來嚴重危害、促使執政黨進行反思的背景下，如何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又被重新提起。1961年中共中央反思大躍進的教訓，開始進行調整，先後制定並頒發了《工業七十條》、《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和《文藝八條》等，其中提到要糾正在對待知識、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片面認識。1961年6月，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周恩來重申他1956年關於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結論，並對當時對待知識分子的簡單粗暴現象進行了尖銳批評。1962年3月初在廣州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陳毅都明確提出要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在3月底的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周恩來在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我們應該信任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7]但是，黨內的不同聲音也很強，兩種意見之間顯然發生了爭論。爭論到底有多激烈，沒有看到確切的文字材料，但還是可以間接地感覺到。例如，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用的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概念，明顯是要避開使用「工人階級」可能會帶來的刺激。即使如此，這個提法也仍然沒有被反對者接受。遲至11月，周恩來還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准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麼錯誤。」[8]這句話的口氣，帶有很強的辯解和反駁的意味，說明連周恩來都不得不直接面對反對的聲音。尤其是，面對爭論，毛澤東用沉默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保留態度。胡喬木後來這樣評述這段歷史：「黨中央對思想政治上的『左』傾觀點沒有做出徹底清理。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在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示態度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這個情形是後來黨對知識分子、知識、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現大反覆的徵兆。」[9]這裡的「後來」，自然指的文革，它讓知識分子再度經歷了極其悲慘的遭遇。直到改革開放，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才停止下來，知識分子才重又回到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知識分子地位的任何改善，都值得充分肯定。把知識分子看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對於知識分子的地位是一個很大的提升。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無論把知識分子歸入哪個階級，都依然是對知識分子本質的壓抑。把知識分子歸類於資產階級，使他們成了改造的對象，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幾近完全喪失，這一點無需論證，歷史早已有證明。更需要指出的反倒是，即使把知識分子歸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得到的依然是同樣性質的結果。其中的道理，其實也顯而易見。一方面，雖然成了「一部分」，但知識分子既非可以和工人階級平起平坐的成員，更不是葛蘭西所說的工人階級的領導者、組織者，而是依附者，需要不斷改造自己、脫胎換骨，才能被接受和認可。在這裡，知識分子的身分是改造對象（後來稱作「統戰」對象），而另一部分原來意義的工人階級，才是改造的主體。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其實是分成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兩部分的。這樣，領導著工人階級的黨理所當然地要擔負起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使命。另一方面，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都不可避免地是對共產黨而言。這在理論上就更無立足之地了。皇權專制社會的知識分子雖然依附於皇權，但尚可依「道」而行其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但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執政黨就是「道」的化身。服從這個「道」，知識分子才能生存下去。這樣一來，獨立性、批判性和超然性也就再無法存在。如果在實踐上繼續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批判性和超然性，就很容易被等同於挑戰黨的執政地位。當然，不能說對權力的批評和監督就完全消失了。批評和監督仍然存在，但不能不承認，這種批評和監督只是被允許被批准的行為，即缺乏功能性，更缺乏制度保證。
中共執政以來屢屢遭遇挫折，一個最為關鍵的原因是權力缺乏監督和約束。而知識分子由於長期處於被壓抑狀態造成的缺位，又是關鍵中的關鍵。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最應該汲取的教訓之一。
簡短的結論
通過以上從政治學角度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反思，不難得出結論：讓知識分子回歸應有的地位，重新擔起應有的責任，使之確實成為當下國家治理的多元主體之一，對國家政治社會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大主題。為此：
——需要重新確認知識分子的主體。
思想的生產和意識形態直接相關聯，因而在出現對知識分子的壓制和管制時，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往往首當其衝。於是，幾十年下來形成的局面是，一方面，知識分子的概念被泛化到腦力勞動者的範疇，進而被泛化到文藝工作者的範疇，使人們誤以為知識分子就是識字的、文化程度比較高一些的人，就是掌握著科學技術的人，就是文字工作者，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和社會責任被大大淡化。能自覺承擔社會責任、有人文情懷的知識分子反倒在人們眼裡成了社會的另類。另一方面，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為了降低生存風險，主動去批判性而強化依附性，與公權力和既得利益聯姻，自貶功能，放棄應有的社會政治責任。自貶的後果是，人們講到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發揮他們的作用，往往更多指的是自然科學及相關的技術工作者，或者最多擴大到文藝工作者，指的是為他們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普遍看到的是，對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認知度較高，對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認知度較低，甚至對文化藝術工作者的認同也要高於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知識分子的認同。這些已成為中國特有的文化病徵。
不應當把知識分子和腦力勞動者完全混同。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但不是腦力勞動者都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特別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社會管理日益精細的今天，許多人，例如技工、職員、公務員等等，都可以是腦力勞動者，但嚴格說來並不屬於知識分子範疇，更非知識分子的主體。知識分子是指腦力勞動者中那些積極介入社會公共事務、具有深切的人文關懷、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群體。一句話，知識分子應當是人類價值的守護者。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發揮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首先應當是發揮這個群體的社會政治功能。
——從觀念上制度上維護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
思想的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是知識分子區別於其他人、特別是區別於其他腦力勞動者的本質特徵。如前所述，這裡所說的獨立性，並非要求知識分子必須與眾不同，而是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這裡所說的批判性，也並非要求知識分子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持批評態度，甚至為批評而批評，而是以自己的專業性形成洞見，用以對實踐和探索作出判斷；這裡所說的超然性，更不是要求知識分子脫離實際，而是充當社會良心，努力從全社會和全人類的角度，尋求能使最多人受益的發展方向與解決問題的答案。
保證知識分子思想的獨立性、批判性和超然性，既包括觀念的轉變，也包括制度安排。從觀念上看，縱觀我國幾十年歷史，對知識分子階層最具摧毀力的是革命黨思維。革命黨思維是俄共模式與中國武裝鬥爭模式的合成物，為在殘酷的暴力革命階段奪權成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執政後，這種思維隨之也變成了執政黨思考問題的習慣方式。革命黨思維模式的典型特徵就是用非對即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看待事物，追求思想的獨斷性、排他性，與知識分子思想的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恰恰是不相容的。所以，在革命黨思維模式下，執政黨提出唯一正確的思想之後，知識分子只能作出二者居一的選擇：要麼放棄獨立性、批判性和超然性，表示順從，同時也就意味著放棄責任，客觀結果是喪失知識分子本質；要麼堅守本質，客觀結果是與公權力對抗。這是幾十年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終極根源。放棄革命黨思維，就是認可知識分子的作用，接受他們對公權力的獨立評判。唯此，把權力關進籠子才會有現實可能。
從制度著眼，就是要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批判性和超然性提供制度的保證。知識分子的局限性，一方面是由他們的能力、水準、眼界所致，另一方面由制度決定。腦力勞動者若受雇於軍閥，他當然要竭力謀劃如何讓軍閥多打勝仗；若受雇於資本家，當然資本家只希望他生產資本家喜歡的思想產品。現代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產生和發展，皆因為對人才的需求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大量的學校和研究機構成了知識分子聚集之地。現代民主國家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國家和社會為知識分子提供了這樣的空間。在制度設計上給知識分子留下足夠的空間，使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只受憲法法律的約束，才能使知識分子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開放思想市場，涵養良好的政治生態。
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具有獨立性、批判性、超然性一樣，每個時代、每個知識分子個體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前所述，這種局限性是造成知識分子身上應然和實然矛盾的原因：主觀上為全社會，實際效果卻可能是損害了多數的利益；本應為人類，實際上可能只對其中少數人有利；應該是獨立的超越階級的思想，實際上卻對某個階級表現了明顯的依附。更不用說，還有相當一部分純粹為私利而無公心的腦力勞動者混跡知識分子之中。也正因為存在這些問題，知識分子角色往往免不了為人們所詬病。本文無意為美化、拔高知識分子形象而刻意迴避這些局限。恰恰相反，在筆者看來，由於種種可以言說和不可以言說的原因，目前的中國知識分子正是局限性暴露得最為徹底的時期，和他們應當擔起的責任之間有相當大的差距。
但是，無數實踐證明，為消除知識分子的局限性，由某些權力機構劃定標準來判斷哪些思想正確、哪些思想錯誤，哪些思想應當弘揚、普及，哪些思想應當限制、取締，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如果公權力成了思想的裁決者，那麼，接下來就是一個無解的問題：權力機構是否正確又由誰來決斷？所以，能夠得到人們普遍認可的思想，只能在不同觀點、不同角度、不同思路的相互碰撞中，通過逐步吸收來自其他思想的營養，才能產生出來。也就是說，思想的問題，要靠思想市場的繁榮來解決。應當讓思想按照自身發展的規律去淘汰不合時宜的觀念、觀點和主張，消除其局限性、降低其依附性。一如商品靠通過健康的市場競爭提高品質，思想的品質，同樣需要在思想之間的攻防論辯中得到發展和完善。
注释：
[1]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自序〉，頁1。
[2] 同上，〈自序〉，頁2-3。
[3]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09。
[4]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89。
[5] 龔育之，〈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4。
[6]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0月19日。
[7] 龔育之，〈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6。顯然是因為黨內有不同看法，這段話並未被收錄到《周恩來選集》的有關篇目中。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007。
[9]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5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