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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十几年间,中国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目共睹,因为农民负担过重而发生了一些“举世闻名(瞩目)”的事件——国际社会往往能够通过驻中国的外媒机构及时的了解到,而很多中国老百姓却毫无知晓,原因仅仅是因为中共宣传部门在中国国内“一手遮天”!

每年秋征开始后,全国各地的乡村干部纠集地痞、流氓、黑社会恶势力横征暴敛,到处搜刮和抢劫居住在农村的老百姓,有时候公检法“大队人马”也一起披挂上阵,做出无计其数令人发指的事情,很多农民因为反抗被打死打伤,还有很多农民遭到非法关押和拘禁。

为了搜刮、抢劫、掠夺老百姓,特别是为了强制执行计划生育,中共的县乡村三级体制一齐大力扶植豢养地痞、流氓、恶棍等黑社会恶势力,很多农家妇女、农家少女遭到了这些恶势力的强奸和轮奸(我在组织固始县农民“土地维权”时,一些受害者曾向我陈述自己被城郊乡派出所所长杨明孝等人、隔夜村村支书祝义林等人、六里棚村村支书汪志宏等人严重伤害的事实和过程,我劝这些受害人公开站出来指正杨明孝、祝义林、汪志宏这些作恶多端的人渣,但这些受害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公开指正杨明孝等人);绝大多数的受害人至今仍然不敢揭发、检举、指正作恶多端,一直伤害着自己的乡村干部、公安干警及其黑社会恶棍们——可见中国的法治问题是多么严重。

虽然经过了很多次所谓的“换届选举”,但这些“反法律(践踏法律)”、“反法治(破坏法治)”的黑恶势力、人渣却一直延存滞留在政府的体制中——以至于中共这个执政党在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异化为地地道道的黑社会恶势力、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了!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长期在老家固始县、商城县组织农民联合维权,后来自己家里一贫如洗。为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上学读书及一家人的生活,也是为了给那些因为反抗而受到打压和伤害的农民讨回公道,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广东东莞打工。我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机会与国际媒体及人权机构取得联系、以披露中国内地农村的黑暗与罪恶,一边用电话继续组织老家的农民维权抗争。

2002年元月2日,河南商城县伏山乡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伏山事件”,公检法“执法大队”因为搜刮抢劫老百姓而引发冲突,参与抢劫的警察被怒火冲天的老百姓打的丢盔卸甲、猖慌逃窜,六辆警车被掀翻并砸毁。

“伏山事件”发生之前的2001年,我正在广东东莞的“中兴公司”做钢结构工程联系业务,利用“工程业务员”的便利我通过电话与海外媒体(美国之音、美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并且通过外媒的介绍与中国劳工中心负责人韩东方先生联系上了,随后就把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材料转发给美国广播公司及韩东方“国际人权机构”。其中有两起最为恶劣的事件。一起是固始县往流镇某村(村名我忘掉了) 的一个叫尖黎园村民组的寡妇张开英因为交不起村提留,先是被乡村干部纠集的一群黑社会恶势力作为人质关押起来,紧接着乡村干部们又把张开英膝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从村小学里赶出去,硬逼着两个小女孩去向亲友家借钱赎回她们的妈妈。因为张开英长得漂亮,关押期间遭到乡村干部及匪徒们的轮奸,张开英释放回去后便上吊自杀了。另一起是固始县胡族乡叶台子村农民孙元海因为拖欠村提留,被乡村干部纠集的一伙恶棍上门强行牵猪扛粮,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孙元海被活活的打死。

张开英的事情是我根据周边农民的口述而写成的材料、附有很多证人的签名证言,孙元海被打死后周边的农民对其尸体进行了拍照,有很多照片成为扎实的证据。

那个时候的我一边打工养家糊口,一边争取海外媒体了解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农民负担过重、内地农民生存危机严重、法治状况恶劣等,一边用电话引导两个县的农民联合行动、共同维权抗争;“伏山事件”发生前后,国际上的很多媒体一直在关注河南固始县、商城县两个县的农民维权。

“伏山事件”发生后,为了保护维权代表洪茂先等人的安全,2002年5月下旬我特地从“中兴公司”辞掉了“工程业务员”(当时公司规定“工程业务员”请假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月,加上我用公司的电脑和传真机给外媒发过很多资料,在公司没有发觉之前我决定辞工),6月份我赶回老家固始县和商城县,特别在伏山乡的枫树村和徐堰村呆了好几天,搜集具体证据材料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具体安排,6月下旬我专门到北京与美国广播公司的老总齐先生见面,把很多具体事实证据交到齐先生手里,一再恳请拜托他想办法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把固始县、商城县农民所遭受的“严重人权迫害”事实证据递交到美国政府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后来改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些事情办好后我又从北京乘火车到东莞,应聘于高埗镇“高艺装饰公司”业务员。

为了促使中共尊重人权和进行政治体制(结构性)改革,我计划在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几天再组织一些固始、商城两个县农民维权代表在北京举行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再一次向全世界真实的披露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所以拜托齐先生帮我约了一些外媒驻北京的记者,我又分别的与这些记者进行了电话联系,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没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凌晨以后),以国家安全部韩处长为首的广东省安全厅、东莞市公安局、高埗镇治安队“大队人马”将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的住宿楼(该住宿楼还有其他公司合伙租赁)团团包围,一排排小车停放在住宿楼下面的大道上,高埗镇治安队的一伙人不由分说地将高艺公司办公室人员们一个个的拽到下面(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的住宿在三楼),还有几位女性,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好。张保、邓旭东两个人因为抗议,结果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饶,众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为不容中共抵赖!

国家安全部韩处长为首的一伙人不准许我在东莞打工了,他们让河南信阳市国家安全局的刘勇和固始县公安局的国保杨宗良、樊广宏等人把我押回到固始县的老家,行政拘留15天后,我又被信阳市国安局提押到信阳市,河南省安全厅的一些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门威胁(要挟)我,要我替中共的国安部门做事,继续与韩东方、等人联系,为中共的安全部门套取对方的资金和情报;如果我不答应,他们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红、吕皇银、邬文新等多名农民维权代表与我一块治罪判刑,而且还要取消(剥夺)我们这些人子女将来就读大学的权利、甚至还会限制我们下一代就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答应他们,我提出了“一大一小”两个条件,大条件是“希望党和政府善待中国老百姓,希望党和政尊重和改善人权,希望党和政府顺应民意、主动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小条件是“能够让我经常的去北京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请教他一些关于农民的问题,以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见识,这样也有利于为你们做事”(后来在于建嵘先生的帮助下,我参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广州增城大酒店举办的“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才有机会结识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中央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特别是清华大学的蔡继明教授,他们为我们固始县农民保护自己的土地做出了很多、很大的帮助),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盘算着如何与中共的国安们斗智、险中求胜,凭着感觉我有把握能“反过来利用”中共的国安继续为老百姓伸张正义、继续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

在中共国安的逼迫下,我写了“不再参与和介入任何维权”的保证书;我的要求(条件)就是“中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切实的改善和保障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中共的国安们只是口头上答应而没有给我写保证。

中共之所以“全面免去(取消)农业税”,全国各地农民的普遍抗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农民的抗争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虽然“全面免去(取消)农业税”,但很快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强占掠夺农民土地,并且不择手段的以武力镇压反抗的农民,全国各地的农村又继续上演了农民普遍流血的悲剧、惨剧,而且我老家固始县的血案、惨案、冤案更是频频的发生。

我不得不找到把我押回固始县老家的中共国安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兑现2002年11月份和我谈话时许下的“口头承诺”,他们居然抵赖和狡辩:谁承诺你了、承诺你什么哪?

但中国的宪法还有明文规定在那里呀,所以我要求中共遵守自己所制定的宪法,中共的国安们竟然反问我:就算共产党公然的违反宪法,你又能怎么样呢,自不量力。

——无耻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所以我不得不公开地站出来继续组织老百姓维权!

当今的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被中共随意强占、侵害、掠夺,人权被中共肆意摧残、蹂躏、迫害的不仅仅是农民,还有下岗工人及其他社会公民。

强占掠夺农民土地加上“高杠杆调节的金融垄断”、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制造了泡沫经济。这期间政府部门勾结大大小小的奸商们合伙搭建P2P平台(互联网金融)共同诈骗老百姓、导致三亿多的“金灾难民”上当受骗,可见当局从下至上“坑民害民”手段及行为是多么的恶劣!看看最近一两年发生的事:

山东平度的女乡党委书记王丽公开的声称:可以用一百种方法刑事(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老百姓,可以随便要(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老百姓一家人性命、包括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可以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收拾“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老百姓,王丽的话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湖南湘西永顺县的乡村女教师李田田因为中国教育问题写文章、说实话发到网上,遭到了绑架、被关进精神病医院。

当金光闪闪的奥运金牌挂上中国女子滑雪运动员谷爱凌脖子上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另一位中国女子20多年前就被铁链子锁住了脖子,一直关押在徐州丰县农村一个漆黑、冰冷的小屋里,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当初我在中共安全部门的威逼要挟之下,为中共的安全部门套取了中国劳工中心韩东方先生的资金和情报,也算是为中共做出了“不能公开的特殊贡献”(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公开了),但我要求中共尊重和保障人权、顺应民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放弃专制独裁、主动实行民主而造福于中国老百姓及全人类。

我被关进看守所和监狱后才发现,原来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正关押着很多“河南赵作海”。当今的中国,因为捍卫中国人权和拯救中国法治而被中共关进看守所和监狱的许志永、丁家喜、孙大午、张海滨父子、黄琦、秦永敏(还有很多)等人目前的处境与“铁链女”的差别多大呢?

中国的法律已经完全沦为当局坑民害民的工具了!

与之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在各方面的确是取得了发展和进步,第一是“自然进化”的作用,第二是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中共顽固派们的施舍和恩赐,更不能作为中共官僚“黑社会“组织“坑民害民”和“侵犯人权”的资本和理由。

作为“捍卫法律尊严”、“拯救中国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中国维权农民,为了给全国各地三亿多“金灾难民”追回损失和讨回公道、为了中国的下一代生活的美好幸福,我特地向广大的“金灾难民”们发出呼吁,只有大家团结起来维权抗争,“金灾难民”的维权才能取得成功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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