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苗溪,经沙坪

2020 年五一节假日,我和三位本地朋友,从地处川西南的小凉山区峨边彝族自治县县城出发,前往雅安市芦山县的苗溪茶场;两地之间大约二百五十公里。我们之所以从峨边出发,因为本书的主人公牛立华的个人生活与这个地方有特别的联系。上个世纪 1966 年即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他春节期间从成都来到这里探望未婚妻,她正在峨边的沙坪茶场太阳坪中队劳动教养。在此之前,牛先生曾经的女友想逃出茶场,结果在大渡河边被抓回,命断沙坪。1966 年夏天牛立华被捕,送到芦山县的苗溪茶场服刑,半年多后,他收到来自峨边的法院文书,在沙坪劳教的新婚妻子被迫与他离婚。

我从牛先生处读到沙坪茶场幸存者汪孝直的回忆录《沙坪茶场——宋家山劳动教养纪事》,他是第一批被收容的劳教犯人,在 1957 年11 月被送往沙坪。这个地方最初叫沙坪农场,因为雾多霜重长不出庄稼,1958 年后改名为沙坪茶场。汪先生在这里劳动教养,时间竟长达二十五年;平反后才回到重庆定居。他称沙坪茶场这个地方是“民主的屠场”、“人性的战场”、“‘专制’的现场”,同时也是“毛暴政下的一处坟场”。①

我的朋友谢贻卉拍摄了《大堡小劳教》纪录片,故事也发生在沙坪茶场其中的大堡作业区,大约两千六百多少年犯在这里被饥饿折磨致死。至于沙坪茶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也只能看到大概的数字,据说这里的犯人过万,饿死者超过五千。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官方记录。我们那日是清晨从重庆发车,在乐山吃了中饭,继续行至峨边沙坪,接近五百公里,超过了十个小时。乐山之后山路居多,又有很长一段路沿大渡河边西行。途中还可看见牛先生书中所写那种架在大河上的铁索桥,桥面上铺就的木板已有明显的缺漏,入口处有危桥标志,禁止通行。如今这一带属于川西旅游区的大渡河风景道,仍有一些路段正在扩展和维修中。

试想六十年前,交通不便,那些饥寒交迫的苦役犯,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们,被军车武装押运,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从成都到这里也要走十来个小时;如果从重庆过来,非两天不能抵达。更不必说那时县城在沙坪镇,从县城再上到所谓的作业区,全程陡坡乱石,大人也要走一个白天。小朋友们,终于哭闹到坐在地上不走了。押运的士兵为任务交接,只好把他们背到目的地,那也是最终断送他们的生死场。

我们从峨边县城到沙坪,时间已近黄昏。友人丹陵实在是义勇,在沙坪镇里沿着狭窄的坡路,一路避险上行。此行的目的地是太阳坪,从导航看,沙坪镇离太阳坪也就八公里,但一路上山则感觉不止这个距离。其间还差点走错路,沿着中铁集团成昆铁路复线峨眉至米易段项目经理部竖立的道路安全标志,我们终于到达一处有小卖部的地方。导航标志显示,这里就是太阳坪。遥想 1966 年,本书作者牛立华从大渡河边的汽车站马嘶溪步行上山。如今按照高德导航,两条推荐路线分别为五十二公里和十三公里。在五十五年前,没有交通工具和平坦道路,而立之年的牛立华,尽管年轻也饿得几乎晕倒,艰难可想而知。他又想找到沙坪劳教者的埋骨之地南瓜山,以凭吊女友;但没有找到地方,胶卷也被干部没收了。如今我们只能凭文字想象当年深山的苦役人,时过境迁,山形地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在太阳坪,山风呼呼掀动衣襟,暮春时节也有深深的凉意。我们看到山边有农民的坟地,飘着祭奠的彩纸,但那里不会是南瓜山。五十五年过去,这一带,仿佛一个被抛弃的旧片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已经消逝不见。马路边上的小卖部主人说,此地就是原来的场部,不过她也是移民过来的,并不了解以前的情况。

早在十五年前,2006 年 2 月,沙坪茶场已经整体搬迁到眉山,那里修建了被称为“花园式、校园式、军营式的戒毒场所”。而在原来的沙坪,曾经作为劳动教养场所的楼房或者平房,均已空置废弃。一些来自美姑、甘洛等大凉山偏远地带的彝族农户自发地住进茶场空置的房屋里。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彝胞家庭聚集起来,开始新的生存。在茶场遗弃的茶园里他们种上土豆玉米;原来的办公室或犯人囚室,一些家庭用来圈牛养猪。

在那栋三层红砖楼房的底层,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房间开着门,门内一个女孩正在切猪草,旁边一个男孩跑来跑去玩耍。女孩抬头看我一眼,她长得就像希望工程海报上那个大眼睛女孩。但她忙于切猪草,灶上一大锅水升腾着蒸汽。我问她话,她只是点头或摇头,似懂非懂。

路上几乎没看到什么成年人,被遗弃的楼房内也找不到过去的标志。我们只能进入到近处的房屋粗略地看看,半山下还有一片旧楼,因为找不到进路走不过去。

这些地方,折叠了半个世纪劳教的历史,以 1979 年右派改正为界,前后关押的犯人也属于不同的时代了。
在汪孝直的记述中,1957 年冬天来到这里的囚徒,最初住的是茅草房,睡的小树条捆绑搭成上下通铺。我们看到的红砖楼房显然不属于那个年代,它至少也是三十年后的建筑,很可能是办公楼了。

从红砖楼出来,我们的车调头行驶约三百米,在一个转弯处略为空旷的地方停下;路边坡上一处旧的院落吸引了我。院子很大,房子前停了一辆小车却看不见人。穿过院子进入到后面的山坡边,树丛内伸出一条小路,小路的台阶通向一处院落的拱门。我下坡沿路过去,再上台阶进到门内,便见到原来犯人住过的地方。

这里三面是平房,正对门的平房有两进,有人在后面的房子里喂过牲口。左右两边平房加上围墙入口,形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黑板上的标志表明,这里曾是一大队的四中队。黑板报上有一栏为“卫生考评”,粉笔填写的时间停留在农场迁出的那一年:2006 年某月的 21 日。黄色油漆的“月”字前,粉笔填写的数字已经不太清晰。

消失了茶场的沙坪,难道不应该有一个纪念碑吗?在这座毛时代闻名全川的劳教集中营,至少,应该有一些记事的历史标志。从1955 年到文革结束,曾经有上万人在这里披荆斩棘,垦荒种茶,历时超过二十年,带动了整个峨边县的经济发展;又有数千人葬身荒山,含冤而死……如今,我千里迢迢前来寻访,与我同行的大姐,父亲被划为右派,从重庆送到这里劳教,又被发送到四·一五筑路队修铁路,最终丧命于沙坪三百公里之外的凉山州喜德县荒山野岭。可这段历史,在沙坪现场消失得干干净净,遑论牺牲者的姓名和数字。归途中,我们遇到另一辆车,车里也坐着一位故地重游的老人家,他说是从医院出来回家过五一节的。文革中他在一个军工系统的工厂,厂里的五七干校办在这里。他说我们走的地方太少,当年还有很多中队,分布在不同的山里。从太阳坪下到半山,一个新的彝胞村落已经落成。这里是离太阳坪最近的松林坡村,属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集中安置点。时隔半个世纪,峨边,这个毛时代万千劳教者垦荒、受难和牺牲的地方,它依然是四川省四十五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如今检索峨边,松林坡村和附近新林镇的茗新村的消息比沙坪茶场更多。自2019年 1 月动土开建,政府累计投入了超过三千五百万的资金来打造这两个扶贫安置点。

我想,哪怕拿出一个零头,例如五十万,在沙坪茶场场部原址也能打造出一个劳教纪念馆。历史记忆,这是真正富有意义的旅游资源,它将是沙坪茶场幸存者、难友与后代魂牵梦绕的地方。但那前提是尊重人权,伸张社会正义,唯如此,历史记忆才会得到珍藏。而从松林坡村目前的设计来看,即使它可能发展成为新的乡村旅游点,它与这块土地上真实的悲剧却是隔绝的。

二、通往苗溪之路

我们上午离开峨边,驱车二百多公里,大约四个多小时后到达芦山县的飞仙关。如果从成都出发,也不过一百六十多公里。但如今交通便捷发达,与五十五年前的交通距离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前面讲到沙坪到喜德的路程为三百多公里,但是在公路不通、没有隧道的山区,步行山路的距离肯定不止三百多公里。回到本书的下卷开篇,1966 年 11 月,牛立华等囚徒被武警从成都押往苗溪劳改,早上天未亮出发,途径温江、崇庆、大邑,到名山境内黑竹镇下车稍息,然后进入峡谷,到达飞仙关。这个地方是他个人进入牢狱生活的一个地标。从这里他们进入芦山县境,下午到达苗溪十三中队管区。

我们在飞仙关吃过午饭,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此地号称“茶马古道第一关”,将要建成一个旅游小镇。我们走国道换省道,很快进入苗溪路,全程二十来公里。到达了一处街面,问街上小卖部主人,答曰这里就是苗溪茶场。后来我们改从一条小路上去,才到达有茶场标志的大门口。大门旁边有一条路,通往原来的女子劳改队以及高坡上的茶园深处。

一路上我们都在感叹,毛时代的知识分子,从各大城市集中到川西深山老林各个集中营,强迫认罪,超负荷劳动,与家人亲情隔绝,那时别说网络,连通信都要经过检查审核;如此不是一天两天,从 1957 年开始,延续二十多年。如果是 1950 年代初期镇反肃反进来,时间甚至更长。这日子可怎么过,怎么能够生存下来?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政治家多么狂野,能够确定在如此边远的荒山僻壤,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监狱,“罪犯”大军浩浩荡荡,“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根据牛立华的记录,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仅在四川各地县,劳改劳教农场、茶场、各种矿产企业加上四·一五筑路队等,数得出名字的就有四十多个;每个地方都关押了少则几千多则数万的囚徒。他们中有民国时期的军政人员、教授、工程师、留学人员、艺术家……还有大量的因为不满大饥荒而发过牢骚或者谋生犯险的平民百姓。

苗溪,所有学习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尤其应该记住。和苗溪劳改有关的重要作家有胡风、章诒和;相关作品包括:胡风夫人梅志的《伴囚记》、《珍珠梅》,章诒和的女囚四书《杨氏女》、《刘氏女》、《邹氏女》和《钱氏女》;记者王地山回忆录《走出豆豆溪》,现在又有了牛立华的回忆录《梦断苗溪》……此外,可以再看独立导演谢贻卉的另一部纪录片《李盛照的饥饿报告》。前面四位作家和后面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全是苗溪劳改农场的幸存者。要了解胡风冤案始末,是必须把他的监狱包括苗溪经历纳入其中的。一个文艺家,为毛时代写出《时间开始了》的诗人,他何曾想过,诗中颂扬那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奋斗仁人志士的句子,竟然会是自己此后二十余年的缩影:

你在臭湿的牢房垂死过
你在荒野的乡村冻饿过
你和穷苦的农民一道喂过虱子
你和勇敢的战友一道喝过血水

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审了几百次,牵连几千人,先关十年半,再判十四年,文革中被判无期徒刑。如果不是毛的死亡带来政治的松动,胡风哪有可能活着走出监狱?历史的悲剧意味正在于此,胡风在诗中想象的是,毛泽东在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无数牺牲在他脑海里闪回;可这样的画面,不仅是对领袖的神化,更为讽刺的是,它属于以胡风首当其冲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一颗挂在电线柱子上的头颅
闪现过了吗?
一具倒毙在暗牢里的尸体
闪现过了吗?
一个埋进土里的半截身子
闪现过了吗?

我们一行四人,要论出身都属于所谓黑五类,他们三位是当年在川渝两地劳教者的后代。牛立华先生双目失明,行走都很困难,无法与我们同行。凭我们自己,则难以确切找到他书中故事发生的所有地段。苗溪茶场很大,作为是省一级的劳改农场,作业区跨芦山、天全、宝兴三县。我们足迹所至,仅到达场部所在地周边。从一家农家乐的招牌来看,这里就是原来的灵鹫山监管区;查看地图,牛立华书中所写的磨坊沟、胡家坪这些地名也还没变。苗溪茶场 1989 年升为四川省劳改总队,1996 年更名为川西监狱,2003 年整体搬迁到成都龙泉。2011 年一支叫“瑞福生”的团队接收了位于天全县大坪山的千亩茶园,以私家定制茶为主;企业简介网页上,竟然写着“苗溪私茶庄园始建于 1953 年”,“茶场六十年来”……1953,那是苗溪作为劳改监狱的兴建之年,和私家茶园的“始建”哪有始终如一的关系?历史被巧妙地改写,成就川茶的传奇,删除了当年数万囚徒拓荒的创业史。梅志在《珍珠梅》里写过一段:“这些茶巷子都是十几年前押着死刑犯和无期犯人开出来的,犯人死了就埋在这里。他们告诉我现在挖土时,还会挖出死人骨呢。”②

监狱迁出后十年,2013 年的 4 月 20 日芦山发生 7.0 级大地震,监狱的原貌因地震而毁坏或湮没,原来的办公大楼也都拆了。这个地方不再作为监狱至今已有十八年,距离牛立华等诸多毛时代的囚徒离开苗溪,也已经四十二年了。尽管如此,有着五十年监狱历史的苗溪,仅在场部附近,还是能看到大量的监狱遗迹。我们沿场部所在地的山路上行,有民工正在维修原来监狱残余的围墙,里面已经圈了很大一块地方,会派什么用场,没人能说出所以然。只是说这里就是原来女子队的地方。在牛立华的记录中,女子队正是在这半山腰上,三个队共有一千九百多女犯。我脑海里浮现了出了章诒和的名字,这位深刻描写了监狱里女囚众生相的作家,在苗溪女囚队里度过了将近十年;她也因此能将“刘氏女”、“邹氏女”这些寻常女犯的生死爱欲写得惊心动魄。

我们在苗溪询问:胡风关在什么地方?感觉遇到的大人小孩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他们指引我们去往山涧小溪旁的一处院落。原来,这就是王地山和牛立华都曾写到的磨坊沟,我们面前哗哗流淌着的正是王地山书中那不舍昼夜的“豆豆溪”。

磨坊沟在场部山头的另一面,我们要绕一段路,沿着路边“福鑫欢”山庄的标志走,从山上开车下到山沟里。在靠近福鑫欢山庄的地方,有一段狱墙围起来的监狱工厂遗址,不知是不是过去的修理厂。墙内遗存着高大的厂房框架结构,一楼一个进口处还留着“女浴室”的标志。两边的平房看上去像是宿舍和库房,但都已弃置多年。

车间外那处宽大的平房里,有居民在其中生活的迹象。狱墙虽不完整,仍然高大坚固,上面有一块很大的广告牌,广告写的是芦山县名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对新冠病毒的管理制度。显然,和其他监狱遗址一样,附近的农民开始利用这些空余的场所和房子。

1966 年 9 月 8 日,囚车在深夜里将胡风夫妇带走;那时胡风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他十四年刑期的最后四年原本是作为监外执行的,这年却先从北京发配到成都,然后文革开始了,他与妻子这日被押送到苗溪。从梅志的《伴囚记》来看,磨坊沟的这个房子,是农场专门为关押胡风夫妇而建的。1967 年初春,他们搬入专门为他们盖的新居:

房子建筑在一块刚开辟出的山坡平地上,所以后墙仍是山。我们住的是旁门的两间,正门似乎有好大一个院子,有好几间房子,这是和我们隔断的。而在这两门之间,盖了一排三间房,应该算是看守室。因为靠着我们屋里的那间有一扇门与我们相通,老冷他们就住在这三间房里。③1967 年 11 月初,胡风突然被带走,梅志孤零零地住在半边院子的小屋里,等待胡风回来。等到 1968 年,来的是抄家者,并强迫她外出劳动。她先在苗溪医院洗血绷带,补破烂;后又被拘禁在小院内,要她种一小块地自给自足。到1970年 8 月底,场里将她安排到山上女二队,与就业人员一起劳动。梅志在苗溪度过了七个年头,直到胡风年满七十后的 1973 年,她被送往大竹县第三监狱,照顾已经被迫害得精神失常的胡风,并和他单独关押在一起。在理想的情况下,胡风在苗溪的囚室应该像安妮·弗兰克在阿姆斯特丹的故居一样永久保存和开放,供人们反省历史。但现状却是这样,它被一大片杂树、灌木丛等野生植物包围,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屋顶和露出来的围墙。我努力跨过了与小溪相连的水沟,依然无法靠近。眼前的灌木丛十分茂密,让人无法判断哪里没有水沟可以落脚。要接近屋子,首先要开出一条路才行;这却不是我们一个下午能做到的了。因此,我们只是以它为背景与它合了影。如果要将苗溪开辟成一个承载历史记忆的场所,这里有很多地方都应该作出地点标志啊。女子囚犯队、就业队、山谷庄关押“反改造”者的集训队、位于十三队单独关押不认罪者的小监……胡风、章诒和,他们当然是影响了中国文学的两代重要作家,然而每一个蒙受冤屈者都有自己的生命悲歌,有值得我们细读的个人故事;我们对个案了解越多,越有机会进入历史悲剧的深处。

三、权力的任性与一个青年的命运

牛立华在苗溪服刑十三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因划右而被劳教三年,强制留厂就业六年,前后二十二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年仅二十一岁的牛立华,是完全没有理由经历这么一场无妄之灾的。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不是出身不好,不是学文科的,更不属于民主党派。作为军工厂的一个年轻技术员,他正是属于国家迫切需要的人才。而且,他又好学向上,热爱专业,并且正在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方向如此坚定正确,怎么会被划作反党分子和厂里的第一个右派呢?我这么说,好像暗含了一个前提,其他人就有理由被打成右派吗?在苗溪,我们找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带路上山,这个孩子说他的爷爷就曾经是苗溪茶场的犯人:“我爷爷说,这里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冤枉的。”有很多研究、很多幸存者的回忆录证明,反右是一场摧毁民族精英的政治运动,而从书中牛立华的经历来看,这场运动不仅错误的,更是荒谬的。他的个人悲剧,很大程度在于思想专制到野蛮、权力任性到荒谬的程度。荒谬就是如卡夫卡小说《变形记》那样,没什么理由,突然在一个早晨,小说主人公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还保留着所有正常人的感受、思维和意志,但他的存在已经与外界割裂,隔绝,无法交流和理解。他被亲人嫌弃,最后只能是孤独地死去。

换言之,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区分谁应该被打成右派,谁又不应该,这就落入了荒谬的陷阱。事实上,在一个现代社会,无论是那些批评和建言的民主党派高层人士,还是如牛立华这样仅仅是希望“肃反”讲究一点方式方法的青年,他们的权利都是毋庸置疑的;哪怕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同样如此;人们在民主社会不仅拥有表达自由,更应该积极地参政议政。悲剧在于,连胡风这样资深的左翼文学家都没有想到,他对领袖和新时代的敬仰和追随,不是通向民主,而是通向奴役之路。

思想专制,正是极权主义时代权力的特征,这方面,牛立华的同时代人,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王书瑶敏锐地写出了他的预见。他根据苏联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带来的危害,强调“反对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文中指出: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④

王书瑶的文章代表了当时北大“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达到的思想高度,结果却被他不幸而言中。他被划为极右,劳动教养四年;后来更遣送到新疆,再返乡务农。1979 年右派改正后,他才回到学术界。

牛立华被划右的罪行之一恰恰相反,他不仅不反党,而且,他赞成、支持党天下,并且认为就是要党天下。他说现实中不正是党员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吗,这就是事实啊。如果讲点道理,完全能明白牛立华这个观点是没有任何反党含义,他不过是想从事实出发来呼应反右中的大批判。

可是思想专制不仅要消灭一切异声,而且任性到连呼应同意也不能由着你自己。反正要打右派,打谁也是打,逮着谁是谁。牛立华的观点被断章取义,曲解夸大,批判者凭自己的主观推论来定性反动……总而言之,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一样,一个人在某一个早晨,突然就变成了大甲虫。在牛立华的处境中,他就成了厂里右派首恶。

其实,放大来看,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平反委员会”这些知名的论点定性为向党进攻之类,不都是一样的主观任意、一样地显示了独裁者的傲慢吗?当然也是,但针对牛立华的定罪,却是格外令人费解的;把一个正在批判右派言论的青年打成了右派。

要到几十年后右派改正,牛立华才看到自己档案中的记载,才知道,根据档案中的毕业鉴定,他就被挑出来作为右派嫌疑人了。然而即使在那个鉴定里,他说的几句话也是被张冠李戴,剥离原意的。按照那种恶意联想的逻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脱政治运动的绞索。换言之,所有这些运动无非都是按照政治需要把敌人制造出来。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和它所推动的政治实践。牛立华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将假想敌制造出来,使得专制的力量可以立威畅行,这就是政治需要。

如前所述,牛立华和王书瑶,同为右派,假如评价他们当时的观点,可以说全然不同。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反对极权,一个据实辩护说就是要党天下。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把支持它的人也当作敌人对待?这一点是牛立华很长时间都想不通的。他的困惑也反映出了另一大批右派的处境:他们当时还不是像林昭、张春元、王书瑶这样较早觉醒的独立思考者;而是因为纯真,因为信任,因为热爱党而落入陷阱。

我们今天再来看后者的命运,一方面是看到其中的荒谬,因为他们被归入敌人一类,更充分地表明了这场运动非理性。它不是因为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或者批评而去绞杀他们,而是根据假想的敌意去消灭他们。

这也就回到了乌托邦社会的根本问题,乌托邦,本来是关于一个理想的群体和社会的构想。在中国,我们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是它走向了反面,成为反面乌托邦的典型。那就是说,表面上看,一切话语都表明这个社会的人群和理想,已经完美无瑕。而实际上,它对未来和现在,对朋友和敌人,都充满任意假设。它反理性,反经验,也反文化。它是纯粹理念的天堂,现实的地狱。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共产主义的信徒,受害者的个人悲剧又在于,他们被意识形态教育驯化,对极权之害没有警觉和防备。在反右之前的政治运动已经造成了大批的受害者,但他们彼此的经验也是隔绝的。这也使得这些年轻一代的受害人继续忍受迫害和孤独,而且,在遭受迫害之后,他们长久地使用着毛的思想和语言来为自己辩护,但这显然也是无效的。

四、虚无的法律与真实的奴役

牛立华的冤案经过了所谓的开庭审理,但仅仅是形式上的审理,根本不允许辩护,也没有走完法律程序。实际上别说文革破坏法治了,1949 年以后到1957年,执政者是明确排斥法律的制度建设的,法都没有,何来法治?当年在上海担任过中院民庭庭长的何济翔指出:

一个堂堂大国,建国八年,除了因实际的迫切需要,于1951 年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1952 年颁布《惩治贪污条例》以及于1950 年颁布的《婚姻法》三个单行法律外,人民日常生活迫切需要的民刑法和民刑诉讼法则还不见影子。⑤

也就是说,八年间,国家没有致力于完成并颁布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调整的民事法典。杨兆龙、何济翔这样的法学家、司法工作者,怀抱法治梦想,曾大力敦促尽早立法;但不仅当时被拒,其后更是受到残酷打压。1957 年以前,金陵大学校长吴贻芳看到土改中的问题,建议杨兆龙向政府提议,制定一部《土改法》,结果杨兆龙的建议遭到南京市委领导的批评。1957年鸣放期间,杨兆龙终于应邀写出重头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他强调立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的重要地位,并指出,法制,就是对于阶级敌人,也是不应该有例外的。

杨兆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在表现形态上,它的大部分规范必须用成文法。”如果不制定一套法律法规,专靠大家的革命法律意识或者从实践中慢慢创造出法的规范,那就要造成很多矛盾。他还针对有关立法的十种错误观点,逐项予以批评。此后他又在法学界人士的座谈上即席发言,坚持国家应及时完成和颁布一些重要法典,使政府和人民都有法可依。否则,“政府机关的人员即使胡作非为,一般人民也无法判断其有无法律依据”。这种状态的恶果已经显现:“过去几年所发生的错捕、错押、错判、错执行等事故,与一般行政机关‘无法可依’或‘无完备精确的法可依’实际有很大关系”,⑥何济翔在其回忆录《沪上法治梦》中称这种状态是“‘左’的法律虚无主义”,⑦杨兆龙、何济翔后来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别送劳教、劳改。杨家更是株连多人,满门罹难。由此可见,以党代法是多么方便有效,一旦罗织成罪,根本没有途径挣脱。

我们在官方文本中是看不到那些政治运动的牺牲者去了哪里的,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名字、坎坷和内心屈辱,不知道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命运。我们大致了解划右的数字,它是五十五万,或者由媒体后来披露出来的三百多万。然而在此前后,土改、镇反、肃反……受害者有多少?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这类答案并不清晰,也还远没有成为公众的一致追问。

感谢牛先生把他的亲历亲闻写了出来,我们从中看到——第一,从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文革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扫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罪犯”(罪名五花八门)失去人身自由,也脱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这其中,除了知识分子居多的右派,还有大量平民“罪犯”,他们和牛立华等右派一样,都是被滥捕滥判的,所谓的罪行荒诞不经。第二,通过政治运动制造出来的“罪犯”,全部用来壮大了劳教、劳改企业的队伍。他们成为最卑贱的奴工,在他们的血汗之上,兴起了茶园、矿场和庞大的制造业。他们的奉献,不仅让劳教劳改系统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为当地的农林业或者机械制造业打下了基础。解除劳教或劳改释放后,除了失去劳动力的人以及个别有特殊关系者,他们的命运都是强制留厂(场),人身自由依然受到限制,也依然是廉价劳动力。

第三,在人们比喻中的“大监狱”即没有民主法治的社会之外,劳教劳改场所是一个更隐秘而残忍的世界。其隐秘在于,囚犯没有通信自由,因而他们的遭遇外界不得而知。其残忍在于,所谓的改造充满了血腥的暴力。饥饿和超负荷的劳动摧残了囚徒的身体,认罪悔罪更是经年累月的精神折磨。这一切都是在暴力胁迫下进行的,精神和肉体的暴力肢解人性,脆弱者有的精神崩溃、失常;强悍者或者被镣铐加身,或者被利用,成为残害同胞的帮凶。1957 年时二十岁的人,如今也是八十四了。一代人渐次隐没,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见证。正如如章诒和所说:

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牛立华在回忆中详细描写了他所亲历的劳改工厂的兴起和发展,劳教、劳改人员的生活状况、工作环境,还有管理者的水准、恶行和暴力手段。他所提供的小监关押的实况是骇人听闻的,假如后世的人要拍摄有关题材的电影,书中的准确描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没有光,没有换洗衣服,缺水,便桶十天倒一次,过了二百七十个解大便没有手纸的日子……这还没有包括镣铐和饥饿的折磨。牛立华被关九个月,同队难友如李盛照、费宇鸣等人,关押时间更超过七年,费宇鸣几乎丧失视力。有的囚徒不堪忍受,在小监里自尽,还有的人被关押后惨遭杀害。曾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软弱,为什么他们忍受着奴隶般的待遇忍受了二十二年?

如果从监狱外面的世界来说,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体制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而人们生存的基本要件——户口和供应票证都掌握在政府各级部门,被体制排除的个人很难独立谋生。

如果就劳教劳改者而言,监狱场所的管制极为严酷。逃离被抓回来,就意味着新的折磨、加刑或处决。牛立华描写的难友罗国英、尹显慧之死,起因不同,都同样惨烈。以牛立华的亲身经历而言,相比索尔仁尼琴的描写,中国的劳改营无论是日常生活环境还是管理,其残酷性都远远超过前苏的古拉格。

五、镣铐下的反抗

说知识分子整体软弱,其实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因为有关1950 年代以来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大量档案并没有解禁,有关研究还有出版禁区。在右派改正后的几十年里,很多幸存者自费印制或与与出版社合作印制过回忆录,由于印数少、发行渠道受到严格限制以及在境外出版物国内不易获得,因此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影响。那些反抗者的故事被有意遮蔽,至今不为人知。牛立华在回忆里记录了他艰难的觉醒和反抗。他先后在重庆和成都劳教劳改企业工作了九个年头,创建了两个理化实验室,承担了厂里重要的技术工作。像很多人一样,他忍辱负重地做出奉献,期望重获尊严和自由。然而,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右派、劳教和就业员的贱民身份。文革开始,厂里为揪斗“走资派”,先把他作为“走资派”所重用的右派而严加惩处,又因为他不认罪,被判十五年长刑。

从这一刻开始,他再也不能忍受强加于他的认罪悔罪。他被送往苗溪劳改,还是因为不认罪遭受酷刑:多次被绳索捆绑,单独关小监九个月。在劳动中骨折都得不到休息……

在小监绝境中,他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数万字的申辩——狱中自述,并在离开小监后千方百计地寄了出去。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文本,是根据收到申辩的亲人——他的两个妹妹的手抄本转录的。它是一个宝贵的监狱文本,因为大量的犯人都很难把自己在狱中写下的记录保存下来。和牛立华同一时期在苗溪监狱蒙难的章诒和,如今已是知名作家,然而 2006 她到成都,亲自到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一本也要不回来。她说,“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这些日记,从 1958 年开始写起,其中也包括她在苗溪的劳改日记。法院不发还这些属于受害人的手稿,实际上是继续侵害他们的权利。

可想而知,当时能将狱中文稿送出监狱,是非常困难的。而拒不认罪以及写出申诉,这就是对所谓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的抗议。从很多幸存者回忆录里可以看出,大量的犯人都是内心不认罪的;因为各种原因蒙冤入狱者实在是太多了。但公开表达不认罪者是不多的,因为直接挑战司法机构的权威,必然遭到致命的打击。

自述的内容以及书写、投递和保存下来的过程,牛立华在回忆录中都有描写。尽管如此,我还是将其全文收入在附录里了,目的是在于提供一份难得的史料,供后人研究那个时代与反抗者的思想矛盾。

在牛立华当时的思考里,是下面的具体办事人员有问题,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办了冤案。因此,他寄希望于“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这里,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来分析量罪判刑的对错。

反右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杜光指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以党代法,以言定罪。那么从这个文本就可以看出,以党代法,不仅表现在党的领导有决定权;而且毛主席语录、共产党有关反右、劳教和文革的政策条文,直接就拥有法律地位。换言之,替代了具体的法律条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要向现有司法部门申诉,还要考虑到自身安全,只能以毛主席的思想与自己的言行进行比照,或者引述毛主席语录为证。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心崇拜,一种是功利目的的引用。无论那种情形,都反应出毛时代的囚徒的背负的精神枷锁,即使是牛立华这样不认罪的人,他的政治认同也是不能不与时代保持一致。

今天的读者或许要问:不正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牛立华等一代人被送进监狱了吗?这种申诉行为,难道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

首先,像牛立华这样在红色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也包括笔者的经历在内),青年时期与民主教育是绝缘的,因此没有能力对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书本上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符合年轻人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也承载了他们青春如火的热情;他们对共产主义一整套说辞都是全盘接受的。即使到了监狱,这种建立在无知上的信仰也依然保持了很长时间,它是党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还有,在监狱的暴力管制下,除了极少数觉醒者如林昭、黄立众这样的斗士,思想的锋芒直指独裁专制,普通人在抗争行动里必然有规避风险的考虑。原有的认识局限加上政治高压直接威胁生命,引用毛主席语录、共产党的政策文件,是通行的让申辩合理合法的途径。

但在这种思想镣铐下的反抗,注定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反抗。为什么?因为它必须符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崇拜,必须采用造神运动那一整套思考逻辑和措辞,当事人甚至自觉地付诸行动,去维护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在自述中,作者列举了三十多条事例,陈述对毛主席的态度,其中不乏今人所说的“愚忠”表现。

在监狱故事中,牛立华也写出,以维护伟大领袖形象的名义,成功地收拾了帮凶打手;但对这种搞法里的文革色彩,似乎缺乏一点反省。当然,理论分析上我可以这么说,同时我也深知,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来做道德判断;囚徒为了遏制酷刑,争取生存权,以小恶抗大恶,情有可原,迫不得已。然而另一方面,无论犯人之间怎样确定暴力的边界,那个真正应该对这一切负责的元首,他的权威终是没有被撼动,否则也就不值得借用了。感谢牛立华先生对历史的尊重,他提供了这份文本,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个人和时代的复杂关系。反抗命运必须首先向独裁者输诚,这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在于,表面上的归顺只是形式,作者借此机会辩冤白谤,表达出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和不屈的生命意志。

像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样,《梦断苗溪》也是一个单纯的青年如何被政治的冰雪暴席卷,在饥饿和死亡威胁下战胜逆境而幸存下来的故事。时代的列车驶过 1979,在命运发生改变后的岁月,牛立华将过去苦难的经历转变为自我启蒙和民主追求的动力。晚年的牛立华,用了将近六年时间来研究反右前后的历史,从而完成了一场个人对时代的判决。

后记

我最初是在铁流先生处读到牛立华先生的自印书稿《阳谋简史——六十年风云透析与述评》,那是一部当代史性质的鸿篇巨制,电脑计算字数足有一百四十八万多字。牛先生显然有着气势恢宏的写作构想,他的个人经历只是穿插在若干章节里,对中共建政以来以来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论述常常淹没了个人故事,也打断了其连续性。而那些有关重大人物和事件的论述,有很多属于报刊特别是网上名家文章的编选荟萃,其中涉及的作者众多,仅确定著作权使用许可,就会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

我非常理解牛先生这样做的初衷,在互联网时代,很多老人家还不能熟练上网,他们中间的行家,会将网上的信息下载来重新编辑,在朋友间交流信息,继续对历史和时政的探讨。这是幸存者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他们在耄耋之年,聚会时最热烈的话题,依然是苦难和社会公正。

我读牛先生书稿时还没见过这位老人家,后来他的难友告诉我,牛先生希望修改这部书稿,压缩精简篇幅,增强其可读性。但他力不从心了,最大的身体问题是视力障碍,而且,双目失明已不可逆转。他希望我来帮助牛先生,完成他改稿的心愿。

基于牛先生给我的信任,也出于我对牛先生个人经历的重视,我开始做这个改稿工作。我先从牛先生一百多万字的原稿里将他的个人故事筛选出来,重新进行了章节的组织。在此期间,我也两次到重庆,和牛先生做了前后一个多星期的访谈讨论。

因为牛先生已经接近八十五了,身体也不好,我们每天的交谈也不可能时间太长。但是牛先生的记忆力超强,有关往事他陈述起来非常顺畅,语言也很简洁。我们第一次见面,先确定了本书的体例和重点,它是个人的回忆录,而不是当代史的概论或者文选荟萃。这对读者来说倒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牛先生那部编著稿已经被志愿者上传到网上了。

我现在编辑完成的书稿有三十万字,在第二次和牛先生见面时,我通过阅读软件让牛先生听完了重新组织的章节内容。回来之后,我对文字做了修改,主要是删去重复的文字,也将新的访谈内容补充进去。

在前后半年间两次见面时,我主要询问了有关牛先生的家世和童年经历,还有他青年时代的友谊、爱情以及女友们最终的结局;此外我也问了他与李盛照等难友的交往。这些访谈都已整理出来,补充到了相关章节里。牛先生改正后回北京探亲、父亲为他平反所写的信件、他在狱中所写的长篇《自述》和那封回顾一生感人肺腑的情书《别了,诗慧!》也都是新编入的。全书内容确定之后,我再一次对各章节文字做了逐字逐句的审阅。并与牛先生电话交流,确定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本书的插图来自牛先生的老照片,我为他拍摄的近照一并补入书中。我代牛先生重走了沙坪和苗溪之路,故此,本文的开头从这趟旅行说起。我和牛先生讨论过几个书名,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想到苗溪这个地方断送了牛先生和无数囚徒的理想才华和青春岁月,我最后以《梦断苗溪》作为书名。在当代中国人痛史的地理标记上,我希望人们像记住夹边沟一样记住苗溪。不仅如此,而且,所有现在我们尚不知其名的劳改集中营,都应该由幸存者重新标记出来,构成一部苦难记忆的地图志。书写个人痛史,是重铸民族记忆的重要工程,它需要更多幸存者的参与。感谢牛先生以这部回忆录带我们重返苗溪,他的心声一定会在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中引起回响,那就是以史为鉴,绝不要重返奴役之路。

2021 年 7 月 26 日

1 汪孝直:《沙坪茶场——宋家山劳动教养纪事》,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 年 8 月。
2 梅志:《珍珠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71 页。
3 梅志:《伴囚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年 2 月,第139 页。
4 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赢得的教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社会注意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1957 年10 月,第87 页。
5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21 页。
6 同上,第 15 页。
7 同上,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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