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绝“异议”声音的政府不是好政府
“记住，持不同意见就是爱国”，这是“茶党”在美国选举中一句充满古典意味的口号。早在十八世纪末，当中国人还处于文字狱时代，美国已然初步建立了一套“尊重反对派”的现代政治伦理。从此，美国人对反对派的合法性达成了全民共识，从而在根本上维护了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反对派成熟起来，并能有效地批评、监督政府，社会才能健康而又秩序地发展。
反对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目前，世界多数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无不承认反对派存在的合法性。反对派的存在对执政者的来说，具有监督和制衡、防止腐败与滥权的基本作用，反对派的批判声音，是对执政者执政能力的砥砺、矫正和锻炼，有利于执政者长期执政；而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反对派的存在是他们维护权利，保持压力，甚至合法性地更替政府，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
反对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反对者或“异议人士”的发声，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民主新论》一书中写道：“随着19世纪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这取决于强调什么）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因此关键在于，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价值和作用。多元主义不管是什么，它首先是对多样性的价值的信念。相信多样性——相信多样性的辩证作用——与相信冲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论从其多元主义母体中推论出来的不是，也不能是对‘冲突’的赞美，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基于这样的原则：无论自称为正确或真理的是什么观点，它必须经受批评和异议，并因此而获得活力。”
崇尚“异议”的美国国家精神
美国自1966年以来，在总统每每发表完咨文以后，反对党便会在电视上质疑、反驳总统的咨文报告。例如，1970年，民主党员就在一个电视上节目上对尼克松发表的咨文进行反驳；1973年，美国电视又播出了对尼克松发表的国情咨文的反驳稿；总统里根于1982和1985年发表国情咨文之后也遭到了反对派的公开批判。最近的一个例证是，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26日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尽管他充分展示了雄辩的才华，但获得的掌声却并不多。在美国国会中，永远有一群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他们中既有必须保持公正的姿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有反对派的议员，他们都是用沉默的方式向政府表态。这就是美国议会整治中，极其可贵的永远“不起立、不鼓掌”群体。
人们不该忘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的大悲剧。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要求国会对日宣战。当时参议院以82票对零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然而，在美国遭受无端攻击，全国上下群情激愤的时刻，竟有如此“不识时务”的唯一反对票。这个孤独的，却是“胆大妄为”的反对者竟是一个小女人，她就是美国国会议员杰尼特•兰金。兰金是个和平主义者，她当时坚持反对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反对任何战争。投票时她明确宣布：“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也反对把其他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不是必需的。我投票反对。”这张聚焦舆论的反对票，当即引爆了一部分美国人的愤怒。为了避免她受到伤害，可贵的美国政府，竟把唯一公开反对自己的女议员，派车安全护送回家。具有民主精神的美国执政者们深深地懂得，无论她的做法能否被人接受，她毕竟捍卫了作为一个议员真实表达“异议”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讲，她没有错。后来，正是这位敢于触犯众怒的女议员兰金，继续积极进行反战活动，越战期间，她在华盛顿领导了数千名妇女参加的抗议示威。为帮助低收入妇女，她还建立了杰尼特•兰金基金会。她于1973年去世，享年93岁。为表达对兰金的敬仰，举国崇尚“异议”精神的美国人民，将她的铜像安放在美国的国会大厦，以示永久纪念。
从不反对或弃权的中国“议员”
然而，在当今中国，被官方媒体一再宣扬的“唯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竟“自豪”地声称，从25岁到80岁，整整55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理由是“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更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泄露当今中国“议员”的议政谜底：“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理由是她爱国。他们共同给出了中国伪代表、伪委员之所以会被权力者相中、当选的理由，直接展示了中国特色代议制度下的“议员”群体阳萎状态。
在中国如此的特色议会现实中，伪代表、伪委员们不仅对诸如反右、文革、反自由化等反人类政治运动全都赞同，从不反对，致使我们的民族灾难连连；“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甚至在涉及经济、民生等问题上也都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例如三峡工程、高铁工程、核电工程。如此一项项关系到中国环境和后世子孙的庞大大工程都可以急功近利，大干快上，以至于造成严重后果，而那些代表、委员却只会歌功颂德。即使有一个黄万里经过严密的科学调查论证，证实三峡工程给中国带来严重生态后果，却只能被不断排挤、打压、边缘化。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也仅仅是因为连续提出“阳光法案”，便被终止了代表资格的连任。今天，如果能有人像美国议员或者海峡彼岸的台湾议员那样，在人大、政协上大胆炮轰高烧发热，妄争世界第一的“高铁”政绩工程，又何至于发生动车追尾，至少致死35人的特大悲剧？由此可见，在一个没有反对派生存空间的国家里，悲剧不断发生是注定难以避免的，而且还决不会问责到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的执政高层。
封杀“异见”的衰败气象
近些年来，中国民间虽有“异议人士”，但凤毛麟角，且都以个体形式出现，并采取和平的形式，发表一些反对性的政见，最多也不过是诉诸法律推动维权。然而，一向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执政当局，仍不放弃敌视“异议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是“麻烦制造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狱。仅近几年来，国家就先后逮捕审判了杨天水、许万平、师涛、郑贻春、力虹、张林、陈树庆、郭起真、高智晟、严正学、胡佳、刘哓波、郭泉、黄琦、谭作人、朱虞夫等，这个名单正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加长。去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正在狱中服刑的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零八宪章”运动发起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这一新闻立即引起中国外交部连发抗议，照会挪威驻华大使表达愤怒。国内官方媒体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摸黑诺奖及刘晓波文章。一例一例人权迫害案铁证，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为数不多的民间“异议人士”处境的艰难与不幸的命运。
中国古代,尽管是帝制传承，但凡开明帝王，无不重视言官、诤臣、谏吏的作用。正所谓“家有贤妻不败家，国有诤臣不忘国。” 满清后期尚能崛起“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之争；北洋政府都允许民间办报；蒋介石再独裁也还容纳了鲁迅，如今的国民党再也不会干出镇压反对派的伤天害理事情。而21世纪的今天，要与时俱进，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国，竟容不得几个民间人士的的异议与批判，至今坚持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稳定。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国，竟把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受任何制约地用于严酷镇压异己力量，不断封杀“异见”声音的维稳中，真真实实地展示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精神上都没有丝毫自信的衰败气象。
100%的赞称，是100%的假象
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与精神层面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谜底不仅在于资本机制推动的社会竞争，更在于它的人民是批判的群体，它的国会是批判的大脑，它的媒体是批判的喉舌。异议颠覆不了美国的制度，反而成为了他们不断创新的国家精神。美国的强大（我们可以不认可美国的完美，但却无法否认他的强大），是与他们的人民敢于开诚布公地批判政府，和政府勇于开诚布公地容纳批判分不开。人类社会发展史实一再印证，谁拥有最彻底的不断批判与更新的国家精神，谁就会创造出最先进的自由制度与科技体系，谁就无庸置疑拥有领衔、影响全世界的凝聚力。
反观中国的执政意识，一再宣扬要民众“听党话”，当顺民，唱颂歌。如此衰败的国家精神，又如何与坚持批判立国的先进国家竞雄世界文明之林？全世界都心知肚明，中国经济再四肢发达，也无法在精神上与民主大国并驾齐驱。万众媚颂，没有反对声音，这并不是和谐的表现，更不是兴旺发达的象征。100%的赞称，是100%的假象。这一点今日的朝鲜、古巴、叙利亚、前伊拉克、前埃及、前利比亚都能做到，但他们做不到的是道德正义与科技领先，反而最终都要为禁绝反对声音的沉重代价买单。昨天的齐奥塞斯库、米洛索维奇、萨达姆，今天的穆巴拉克、阿萨德、卡扎菲都在为这种“100%赞称”假象的悲剧性谢幕做出诠释。
做一个勇敢的反对派
在普世价值观看来，现代社会，容忍政治异见和反对派团体的存在，应是所有先进、文明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而民众批评政府，监督官员，表达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当下中国国家精神衰败，社会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异议人士”力量极其微弱，缺乏一大批不依附党派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与民众表达“持不同政见”，以承担起社会的建设性反对派角色。
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时代。一种民主的制度，一种和谐的社会，一个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反对者异议与批判的砥砺，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文明的政府应有勇气面对，有海量包容。本文这是从这一意义上导出判断：一个禁绝“异议”声音的政府，绝不是一个好政府。中国社会如不能生长出成熟的建设性“反对派”，现代化大国崛起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愿我们的民族摒弃恐惧传统，有更多的人大胆发表出自己的“异见”，充分发扬现代公民的担当精神，做一个勇敢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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