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公交停运不过是盛世的一个缩影

8月13日,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公共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2022年8月13日6时20分,郸城公交恢复城市公交1路,2路,5路全班次正常运营,公交公司将严格按照防疫要求, 做好清洁,消毒,通风等防疫措施,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8月12日,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公交公司发布通告,称因经营困难,导致城市公交全部停运。当日晚上,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现确实经营困难,郸城县公交已经全部停运。

蔡慎坤:公交停运不过是盛世的一个缩影

郸城县在河南乃至中国都算得上是一个大县,总面积1490平方千米,辖3个街道、8个镇、11个乡。截至2021年,郸城县总人口137.23万人。

郸城公交公司共有6条线路,由于公司经营困难,40多辆车没能上保险,司机排班困难,于是只好通知停运。公司经理坦言:经营确实困难,也曾发不出工资,但公司一直努力借钱保证周转和给员工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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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郸城县公交第一次出现停运,自2020年开始,该公司已有6次停运,3次是疫情原因,2次是经营困难,还有一次因公交线路重叠停运调整。

据了解一辆公交车每天最低运营费用在200元左右,但郸城一辆车一天收入几十块钱,入不敷出。公司需要承担100多辆公交车的花销,还有上百名员工工资。司机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工资太低很难留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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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公交公司将单次乘车价格从1元涨到2元后,乘车的人大为减少,据悉单次乘车价格1元时生意相当好,每辆车上都站满了人,涨到2元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就比较敏感了。

城市公共交通,从来就是公共事业而非纯粹的商业,我国以前也是把它作为福利事业由政府进行补贴经营。但近年来,各地政府为甩掉公交部门亏损的包袱,许多城市纷纷取消或削减对公共交通的补贴,将公交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公共交通系统主要是为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发展公共交通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对公交予以补贴,就是要让一般市民坐得起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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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从来没有将城市公共交通完全推向市场,而是由政府财政税收予以补贴,用于弥补公交企业经营的亏损及进行公交基础设施的建设。各个国家对公交的补贴比例不尽相同,最多甚至达到公交企业成本的70%以上。

郸城县公交停运不过是盛世的一个缩影,在光鲜亮丽风光无限的背后,各地的财政状况显然已经捉襟见肘!郸城县上年的财政收入为13亿,算是比较有钱的县了,转移支付41亿,发债1.24亿,基金收入7亿,总计62亿,去年财政支出高达57亿(是一般公共收入的4倍),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只要拿出一点钱来补贴公共交通,也不至于让公交车停驶,当地的预算显示,对公共交通的补贴高达几千万,只是不知道这笔资金流向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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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各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收入都出现断崖式下跌,财政收入大户苏州、深圳、甘肃、温州、太原、中山、惠州、芜湖、长沙、遵义、鄂尔多斯、南宁、贵阳、合肥、吉林等更是明显下滑,比如苏州4月的财政收入几近腰斩,吉林省和温州市的降幅更是超过70%。税收收入下滑幅度更大,导致不少地区开始减少公务员的绩效工资甚至拖欠工资。

财政收支平衡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如果入不敷出,就要面临借贷以及还本付息。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8万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4.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7.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 可以看出,上半年我国各地处于财政赤字的状态,赤字金额高达5.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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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必须花钱但是又没有钱怎么办?除了过紧日子,就是借贷。中央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个人没钱可以用信用向银行(或者个人、其他金融机构)借钱;政府没钱通常情况下,可以用国家信用发行债券进行融资。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税收;或者出让土地,以最原始的土地财政获得收入;以及QE,即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投放货币(印钱),这会引起通货膨胀。除去发债以外,其他措施都不适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山大的国内环境。

财政最大的支出一直是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也就是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财政部国库司早年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在职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其他人员185.98万人。而现在时隔13年之后,财政供养人员究竟是多少,恐怕已经是无法探究的秘密!至于庞大的财政支出究竟花在什么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究竟是多少?一直以来都是一笔糊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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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这些年财政供养人员不断扩大,加上离退休人员,按20%老龄化计算,整体差不多1亿多人吃财政饭,相当于10个人养一个人。这些年不仅党政机关人数增长,街道、社区、村委会人员也纷纷纳入财政预算。中国有多少村委会,51.7万个,一个村委会吃财政饭的不少于5人,这就新增了250多万人,街道社区扩大了11.1万个,一个社区配套的人员不少于10人,意味着新增了100多万人。

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必然加重,其结果是加重全民负担,冗官多自然要挥霍资财,从整个社会来说,还有更大的隐患,那就是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管理无效率也导致民众生活无序失衡,权力之手疯狂寻租自肥。这种乱象在疫情防控时期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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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官吏暴增是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历史上“官满为患”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为一大包袱。到司马光时代,官吏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为严重。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多官员,而到了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二万四千多官员。和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过程,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员比开国之初增加了10倍之多。

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韩忠彦曾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了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也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也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10倍,国用安得不乏!”当时距离元祐,也不过三四十年,官数竟然扩张十倍。南宋时期,一个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难于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许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官吏官俸爆发式增长,大概没有什么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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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官员过剩最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在正常机构之外不断设置新的机构,以安排冗员。那些新增的机构纯粹是叠屋架床的赘疣,毫无必要,只不过是方便无所事事的官员鱼肉搜刮百姓而已。冗官是浪费和腐败的温床,历代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进行改革,裁撤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克服财政危机。

据学者王子今先生研究,在元朝80年统治期间,罢冗官的举措多达43起,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进行了19起,但最终冗员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经放出狠话:“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这样的威胁显得无奈又无力。明朝的皇帝也发起过11次“汰冗官”的运动,同样毫无收获。

冗官太多,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大捞好处。而裁汰冗官则要砸掉官员的饭碗,不言而喻会遇到官员抵抗。宋仁宗景祐三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结果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请愿,又到杜衍住所“诟詈,乱掷瓦砾”,虽然首要人物被处置,但是裁员计划也夭折。显然,靠官僚机构自身是无法克服官满为患这个顽症的。既然皇权政治无法自我消肿,那么,最终只有皇朝垮台,开始新的轮回,才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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