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節特別奉獻 ·

【小義有言】「所有的朋友們。你們是我的救星,我的恩人,你們搭救了我的靈魂。在無邊苦海的風浪中沉浮掙扎,在無盡屈辱的泥濘路上翻爬滾打,我之所以沒有隨波逐流沉淪墮落,最終保持住了內在的傻氣、乾淨與善心,全靠你們的良知、真誠、正義感和憐憫心,全靠你們的器重支撐和托舉。我感到無與倫比的幸運,我無時無刻無窮無盡地感激!」

這是齊家貞《自由神的眼淚——父女兩代囚徒的真實故事》在台灣再版時,她的再版前言中的一句話(再版時台版書名改為《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這句話也道出了小義想要對包括家貞姐在內的所有相知的朋友們說的話。所以,感恩節這一天,小義是以給家貞姐編發稿件和寫這篇編者按的方式來度過的。就讓此期[議想天開],給遠在墨爾本病後康復中的家貞姐,帶去包括小義在內的所有朋友們對她最深切的問候。

時間彷彿在這一刻將小義帶回十多年以前的香港,彷彿又一次腳步匆匆地穿過路面濕滑、肉竹嘈雜、充滿人間煙火氣的筲箕灣露天街市,從電車總站沿著叮叮的鐵軌一路走到天悅廣場,轉左,拾級走過近15°角斜坡上的一間間沿街舖頭,跨過紅綠燈,上坡,扶手電梯把行人送往的第一站便是麻雀一樣小的耀東邨公共圖書館了。工作日那裡一直開放到晚七點——週四除外——因此,在小義單親帶娃全職工作時,那裡便成為可以就近安置女兒的課後周轉地之一。

就在那些窘迫、局促而又平常日子的某個傍晚,在閉館音樂重複播放聲中,小義走進耀東邨圖書館拉起女兒正要離開時,在桌對面看到一本敞開在書評頁的過期《明報月刊》,上面半頁篇幅印著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上那個梳長辮子的女孩跟小義形成了對視的關係。於是在閉館前那一秒,小義借出了這本舊雜誌,這是她接觸到《自由神的眼淚——父女兩代囚徒的真實故事》這本書的緣起。

這是一部一個女子九死一生百折不回夢想成真的人生傳奇,它被放置在跨越國共戰爭與共產革命、充滿政治動盪與迫害的宏大歷史畫卷裡面:一個「歷史反革命」的女兒,高考夢碎之際,年僅十八歲的她人小膽大,賣血、賣掉母親身上唯一值錢的浪琴手錶,隻身離家出走,兩度南下廣州,妄想偷渡「叛國」卻最終走投無路,被公安以槍抵頭從家中拘捕,以「反革命叛國罪」投入獄中長達十年,父親亦受其牽連「二進宮」坐牢。無妄之災滅頂般降臨了一個大家庭。歲月蹉跎,獄中歷盡磨難,出獄後面對將自己遠遠甩在身後的時代變遷,從頭做各種力氣活、學十八般武藝謀生,初心不變,終極目標還是圓她那個出走投奔自由彼岸的夢。終於,在年近半百時,她踏出國門移居澳洲。接著又是一輪從頭來過,做各種力氣活、學十八般武藝謀生,外加還要從ABC開始學英文。四十萬字的《自由神的眼淚》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她年屆花甲時寫出來的。

這樣超凡卓絕的史詩般的動人故事,給當年困頓中不免自怨自艾的小義很大啟迪與激勵。在當時小義的眼裡,這個充滿了英雄主義色彩的傳記作者兼故事的女主人公——齊家貞,無異於是個女版的帕斯捷爾納克,而她充滿感人力量的人生經歷則不亞於波瀾壯闊的《日瓦戈醫生》,只不過較之後者,齊家貞更真實、更以其性別弱勢和教育背景的局限而顯得難能可貴,是小義須仰視才見的。所以當時哪裡會想到,幾年之後的一天,齊家貞會從書頁中走出來,帶著她更多的書,和她源源不絕講述中的故事,跨洋而來走進了小義的生活,讓小義成為她的書稿編輯,甚至一度「字面意思」地、真實不虛地走進了小義母女生活的陋室,睡到了小義為她騰出的單人床上,朝夕相處了一個多月為書稿的翻譯和編輯進行近距離交流。

俗話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但小義實在無法預見人生可以這般有戲劇性,也不可能想到現實中的家貞姐會春風化雨般觀照了小義接下來的人生,成為她此後生活中一個至為關鍵的存在。豈止是對於小義,在仍然在世的中文作家、社運家和慈善家中,小義未見有比家貞姐更有道義感召力、更能以敢愛敢恨和敢作敢當的正直品行而贏得跨界、跨黨派、跨陣營的一致尊崇者。究其原因,正如小義在9年前為齊家貞人生傳奇三部曲的第三部《藍太陽——在澳洲重生》所寫編按中說的,齊家貞出獄後歷經輾轉,此時的她華已逝、兩手空空,年近半百才踏上自由的土地開闢新生。打、立足、並最終成家立業。但最不可思議的,還不是她以遲暮之年執著地實了少女時代的夢想,而是她做到的還遠遠超越了當初的夢想:用她自己辛苦掙來的錢去成基金會設立「推動中國進步獎」,去支持為實現中國的民主和公義而努力的人們。也因此,對於小義來說,家貞姐就是歌德筆下那引領人類上升的「永恆之女性」。

這裡選登自齊家貞傳奇人生三部曲中第一部《黑牆裡的倖存者》,是寫她父女兩代在國坐牢前後二十三年,其間全家的變故以及獄友的故事。選登的相關章節講述了齊家貞出獄的經過。內文及所附圖片都是修訂後第一次面對讀者。

——言小義

齊家貞 | 重慶來的「犯人小姐」

過墊江,汽車開始繞著盤山公路一圈一圈爬行,在巨大的馬達轟鳴聲中越爬越高。越高我越感到失望:我不相信母親能趕這麼遠的路,爬這麼高的山來同我接見,這剩下的最後四年多刑期裡,別想再見到媽咪了。

    爬上山脊,四周依然山巒起伏,群山成行,望出去一片霧海茫茫,茶樹就長在這種雲霧繚繞的丘陵地帶。「東印農場」就在這裡。除了勞改犯人外,還有龐大的就業隊。種茶製茶,并有農業稻田隊,煤礦廠,畜牧場等等。

  「東印農場」的見面禮是美好的,除了城裡聽不到的鳥聲啁啾外,泥土是美麗柔和的橘紅色。被削為光頭修成級級梯田的小山包,全是橘紅色,上面種著一圈一圈的綠茶苗,像綠寶石項鏈。我恍如置身童話世界,想起初中跳的「採茶撲蝶舞」和王大芹也跳過的「春到茶山」,輕快優美,充滿詩意。但願上面分配我們採茶就幸運了。

「東印農場」茶場一瞥,白點子是正在採茶的犯人。(齊家貞提供,下同)

    重慶來的一百多號女犯真的分配採茶,每人揹著個專供採茶用的收口背兜,嚴格按照師傅教的做,一尖兩葉,不能扯,不能扭,要用大拇指與食指的第一關節以巧力彈下來。採摘的動作與舞台姿勢有相似之處,只是,跳舞的人絕不會要求收工以後過秤,詳細記載採了多少斤,也不會為了充產量使食指關節裂口流血,也不會規定收工路上割牛草若干斤回家。勞改隊的採茶與舞台上的瀟灑是互不沾邊的。

「墊江農場」九十年代新修的牢房取代了二、三十年前的老監房。門口兩排豎行字:「揚改革風帆再造一代新人」;「樹開放大旗辦好文明監獄」。

女囚監房遺跡。

    夏天,天空還是深灰色,我們就被鐘聲敲起。瞇著眼睛用腳搜尋床下的草鞋,那怕大腳趾夾住的是鞋後跟,也顧不上換回來,先奔到發水的地方排隊再說。從清晨五時半起(冬天六點),我們便把心提到喉嚨口,緊緊張張地漱洗、緊緊張張地吃飯、緊緊張張地集合,緊緊張張地出工。一出門便是山,山連著山,一舉步,便是坡,上坡接下坡,要經過長距離的跋踄,才到指定的採茶地點,如果太遠,中午不回隊,有人送飯。身在農村,也就只能吃農村飯,常常是醬黑色的大麥粑作飯,青黑色的老梭邊為菜。老梭邊是花菜和蓮花白外面的腳葉,因為太老嚼不動,廚房把它煮熟斬碎,漂在一個直徑一米半,高一米的大圓桶內,每餐從桶裡濾出來放酌料炒一下。那段時間,我們像吃了中藥,解出的大便是青黑色。

    下班時間到了,人累得要命,想起回去有這麼長的路要走,還要割牛草,恨不得不活人算了。重慶來的女犯擔挑走長路是行的,可是,東印農場的犯人個個擅長揹著重物爬山坡,連女人背二百斤走幾十里山路也一點沒問題。對比之下,重慶女犯就很「膿包」了。特別是我,下班時已經累得腳趴手軟,背上再加豬草,那怕只有十斤二十斤,也要把背彎平才馱得動,上坡的時候,我幾乎要把雙手放下來爬著走了。

    回到隊上,被汗水浸濕的衣褲把身子緊緊裹住,洗澡是當務之急。可是這裡的條件比三隊還惡劣,除了一間可容一二十人,平板上挖了十來個洞的「茅廝」(廁所)有四堵牆圍住以外,整個山堡朝四周敞開,不管你在哪個角落洗澡,這匹山看不到那匹山上看得到,這個角度看不到,那個角度看得到,你根本無法躲藏。只有豁出去了,看到就看到,反正自顧自洗,有什麼辦法。何況,山太大,距離太遠,看到的也只是一團肉,一個點,除非有望遠鏡。於是,每天下午六點之後,絕大多數重慶女犯在露天淋浴,成為東印農場一大奇觀,引起一片嘩然。當地男女犯人議論︰「莫看重慶來的犯人小姐,細皮嫩肉長得好看,好看不好吃。做事笨頭笨腦貪生怕死,外搭還不要臉,洗澡當眾辦展覽。」

    我們住的房間很大,空間很高,所有的牆壁被煤煙熏得漆黑,大白天裡面也是黑洞洞的,像做過煙熏臘肉的烘箱,想來是冬天太冷,犯人學習時在地上燒柴取暖而成。當了近九年的犯人,第一次不睡通鋪,是上下木架床。床上鋪有薄薄的谷草,一床草蓆。王大芹睡我的上鋪,對她而言,重慶墊江都一樣,她還是照常發瘋。去了廁所,她草鞋上掛了大糞,一路踩進來,房間一片屎臭,沒有人喊得住她。踏著我頭旁的蹬腳架上床,兩隻腳吊在床沿晃蕩一陣,才想起脫鞋,「屎巴巴地雷」從半空中扔下來,那麼多人都在圍著她忙,忙著為她擦一路進來的腳印,忙著替她洗乾淨草鞋。碰上她發雷霆,除了尖唱尖罵攪擾得人無法安生外,還「呯呯呯」拍床板出氣,灰塵、谷草渣雪片般紛紛掉下,我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無數次要求她換到下鋪,她哪裡通商量。

    夜晚,糞桶就在屋檐旁,半夜起來,深邃無垠的蒼穹蓋住你的頭頂,陰森森的黑暗包圍你的四周,一下子與威嚴的宇宙如此接近,心中充滿了莫明的恐慌,連遠處傳來的狗叫,也使你擔驚受怕牠會突然竄到你的跟前。

離女囚住處不遠每天經過的石碑,上面刻著:「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顛撲不破的毛澤東思想千秋萬代永放光芒。」

    星期天上午仍然勞動,改造生活環境,擔土抬石,砌堡坎修整操場。午飯後,一周來困頓疲乏已極的女犯們才有機會倒下床補瞌睡賬,一個個睡得腫眼皮泡,晚上是雷打不動的政治學習。動作慢的犯人,常常是下了學習之後,接著吃剛才來不及吃完的飯,接著洗剛才來不及洗完的衣服。上下班路上額外花費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加上起早睡晚,很快就使我們時時掙扎在勞累之中。

    這裡的氣候說變就變,剛才還是烈日當空,藍天白雲,忽然間雷聲轟鳴,大雨傾盆。有趣的是,山這邊大雨不絕,透過雨簾可以看到山的那邊,依然是好晴天。不少青年女犯被響雷粗雨嚇得像天要塌下來,大叫「媽呀」,丟下手上的活路,雙手捧住腦袋沒命地奔跑回去。隊長們對重慶女犯自作主張收工和未把勞動看得至高無上非常生氣,說我們尖手尖腳做事,又懶惰又嬌氣,資產階級思想尚未觸動。他們說思想好表現在勞動上,勞動不好,思想絕對好不了,他們對重慶犯人的勞動,沒有一個看得上眼,沒有一個合乎標準,那怕我們每個人都很賣力。

    那裡的女隊長罵起犯人來,媽天娘地口無遮攔,有時候又像在罵自己的兒女。有個姓王的男隊長,據說原來是場部的領導,一次犯人開大會聽報告,他一刀戳進一個年青男犯的臀部近兩厘米深,只因為該男犯打瞌睡。

    這個王隊長找我談過一次話,他著重指出我犯的是「嚴重的反革命罪」,家庭出身如此壞,社會關系很復雜,又有海外親戚,我的思想改造一定要加強,否則,肯定沒有前途等等。他的講話使我意識到這個新地方,有新的法律,有新的尺碼,我過去近九年改造的好表現已經一筆勾銷,而今要「邁步從頭越」了。我把這麼多年積蓄的七十餘元寄了六十七元給媽咪,剩的錢買了一個臉盆,四尺棉布,一斤棉花,打算做件厚棉背心安安心心在這裡過四個冬。

    隊長暫時指定我下班後放小監裡的人出來倒馬桶。黃玉蓮失去了她吵架的對手熊興珍之後,安靜多了,小監房又恢復了一貫的死寂。

    一天,我放黃玉蓮出來,她把馬桶放在門口,不往廁所走,一只手指著我的臉蹦蹦跳跳地叫道︰「哎呀,齊家貞,你要倒霉了,你這個紅毛犯人當不成了。今天開了會的,你的末日來到了。」她反復這樣講著,看起來像是在說瘋話,可是我的心裡明白,這位前額寬寬的大眼睛的女人,她和傻得出奇的熊興珍正好相反,她是「烏龜有肉在肚子裡頭」。我領會到她是在暗示、提醒我注意,有人想整我。

    那天下午出工前,王隊長留下一批人開會,都是家庭出身好的,工人或者貧下中農,并且幾乎是清一色的刑事犯—「破壞軍婚罪」、「妓騙」、「偷竊罪」之類的。會就在小監門前壩子開的,大約黃玉蓮聽到他們嘰嘰喳喳的講話,涉及到我,具體內容我不得而知。對此,我並不在乎,我不踩扁別人的秤砣不掐別人的蔥,他們能拿我怎樣?在省二監,我被隊長們的「信任」奴役,拚命要帶頭表現好感謝報答他們,弄得自己非常辛苦被動,正如我前面形容的,車子駕上了高速公路,一時間出不來。現在,出口在即,我心安、解脫、輕鬆了。

    有一天早上出工前,我請求隊長允許我一個人回來得晚一點,因為頭天收工時,我在蓄水池洗腳,不小心,一只塑料涼鞋掉了下去,今天準備帶根竹竿把它撈起來。在這裡,「五固定」的要求是大大地放鬆以至於幾乎放棄了,因為沒有必要,任何人如果想逃跑,靠你的雙腳在走出這片連綿不斷的丘陵之前,你已經餓死了。所以,隊長爽快地答應了。

    下班後我到頭天勞動的地方,順利地揀回了我金貴的涼鞋,心裡挺高興。因為比大家遲回來約二十分鐘,我只好洗個臉先把晚飯吃了再說,臭身子留到學習後再洗算了,誰知我剛跨進房間拿毛巾,有人慌慌張張找到我:「快點,齊家貞,你們小組的人同楊菊芬打架了,你快點去勸開。」

    我急急朝那裡跑去,只見小組的戴伯蘭和廚房的夏仁蘭兩個人一夥正同楊菊芬打架,三個人扭做一團,我叫他們放手,誰也不聽我的,我只好盡量用手把她們分開,李隊長趕到時,她們剛剛罷休。「這還了得,重慶來的犯人打群架,無法無天了。」李隊長生氣極了,馬上把女犯集合起來在壩子上開會,四個人包括我這個勸架的在內全部站在台上。

 「是怎麼回事,大家說﹗」李隊長問女犯們。當他弄清,先是戴伯蘭同楊菊芬口角,發展到打架,夏仁蘭跑來幫戴伯蘭的忙之後,他說︰「豈有此理,兩個人打一個人。楊菊芬下去﹗」李隊長把楊菊芬放下去之後,台下右邊傳來一片吼聲︰「齊家貞也打了的,是他們三個人打楊菊芬一個人。」我朝台下望去,奇怪他們怎麼這樣講話。突然,左邊的人群吼起來︰「齊家貞沒有打人,她是勸架。」講這話的主要是我們小組的人和一些省二監的老犯。右邊的答道︰「打了的,打了的,齊家貞邊跑邊撩衣袖,就是準備參架。」左邊的人反駁道︰「沒有,沒有,齊家貞從來不動手,從來不打人。」右邊揭發道︰「講這些話的人都是齊家貞的打手,貼心豆瓣,走狗。」左邊的人反擊︰「放屁,胡說八道﹗隊長可以到省二監了解,看齊家貞打過人沒得?」

    兩邊的人像打乒乓球一樣,擊過來擊過去,我站在台上像個觀戰者,眼睛跟過來跟過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覺得很新奇。我既沒有料到有人會這樣無緣無故地冤枉我,也沒有想到有人會如此自覺自願地為我主持公道。這時,右邊一個聲音很響的人叫道︰「齊家貞自私得很,她把錢寄回家去,好向公家伸手領東西。」我看了這個人一眼,她幫我想到了我不曾想到的事情——向公家伸手,我們打過照面,但從來沒有搭過白,我連她的名字都不清楚。她不到三十歲,進來不久,據說是盜竊罪,十足的造反派舉止。她和她周圍的一幫人,大約想利用今天的打架搞成開我的批鬥會。那天,王隊長留下開會的人裡就有她們。不料,對她提的事情,李隊長答道︰「寄錢的事,齊家貞向我請示過,是我同意的。」「造反派」回答︰「好嘛,這件事不提了。但是,李隊長,齊家貞一貫拉幫結派,她是打人的黑後台﹗」用的全是外面的文革術語。這話又引起左邊的一陣哄叫。

    早在開始時,李隊長已經命令人拿了三根長繩子甩在我們面前,看來「大扎」的刑法已經作為處罰犯人的基本手段在全國各處推廣。我既已從「奴役」中解放,心中十分坦然,望著幾根繩子心想︰「也好,反銬也銬過,警車也坐過,體會一下‘大扎’的滋味,增長點見識也未必是壞事。「所以,面對那幫人的裁誣,我很不以為然。

    但是,事情突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就業隊的段淑貞急沖沖跑到台上來︰「李隊長,你今天要是扎了齊家貞,你就真的是冤枉好人了,齊家貞從來不打人,我敢拿人格擔保。」她說得慷慨激昂,吐字響亮有力,又補充道︰「我剛剛端一盆水回房間,聽說李隊長要扎齊家貞,我撲爬跟斗跑來當證人。」下面右邊吼起來︰「李隊長,不要相信她,她是齊家貞的小圈﹗」左邊說:「小圈不小圈,她講的是事實。」我朝段淑貞恨了一眼,無聲地說了個「滾」,心想,要你當證人,授人以柄。

    李隊長有點莫衷一是了,正在此時,就業隊一個啞巴衝上了台,她五十年代初坐牢,我去之前已經滿刑,根本不認識她,只聽老犯講起過,這位兩個臉蛋像猴子屁股紅通通的啞巴,非常滑稽聰明,如果發現哪對男女有私情,她就把兩個豎起的大拇指並攏表示「拜堂」(結婚),如果與某人交惡,她就用拳頭連擊另一個張開的手掌詛咒他「坐牢,坐牢,坐到死!」她在台上著急地指著我比劃,意思是我沒有打人,又指戴伯蘭和夏仁蘭,意思是她倆才打了的,再指她自己,意思是一切是她親眼所見。啞巴表達的意思明白無誤,李隊長講話了。他問我︰「齊家貞,你自己說,你到底打了人沒有?」我非常鎮靜,本來一句話不打算講,很想看看這場滑稽戲到底怎樣演下去。既然問上了,我答道︰「實事求是地講,我是勸架,確實沒有打人。」李隊長說︰「哪你總有感情傾向?」我回答︰「是的,我不喜歡楊菊芬。」李隊長說︰「下去好生檢查。」我下台了,不知道這件事情上有什麼好生檢查的,我明白,這句話也是李隊長自己好下台,職業語言而已。

    幸好,我沒有體會到「大扎」的滋味,戴伯蘭和夏仁蘭扎在壩子上,唉喲連天地哀叫了幾個小時,最後解開繩子時,一人流一灘屎在褲襠裡。總不能為了體會殺頭的滋味去挨刀吧﹗

    後來,那堆右邊的人很不甘心我沒有被扎,議論說李隊長偏心。李隊長在會上指出「黨的政策是區別對待,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人家表現得好就得承認好。」李隊長一眼望去就很有點文人的味道,是個有理可評的人,這事要是發生在顴骨高突,滿口暴牙巴的王隊長身上,那就應驗了黃玉蓮的話,我齊家貞就倒霉了,而且也要有流一灘屎在褲襠裡的歷史了。

    改造得不好是個包袱,改造得好其實也是個包袱,現在,我已經把包袱放下了,心裡非常自在,一自在就想唱歌,想唱我真正喜歡的歌。「東印農場」空曠的勞動場地給了我廣闊的唱歌的自由,當然不是在大庭廣眾中放聲高歌,而是自己唱給自己聽,自我欣賞自我陶醉。

    通常我們採茶是一個人佔一壟茶林,誰先采完誰往後佔新的。這種排列方法,人靠得很近,矮矮茶林,每個人的頭部都露出來,彼此能看見,如果唱歌,也會被聽到。

    我分配每人佔三壟,自己儘量安排到小溝小路的那邊,這樣,與小組的人拉開距離,我就有唱歌的舞台了。像煙鬼一支接一支抽連環煙,非常地享受,我不斷地唱,一首歌接一首歌,非常地投入。我唱「小小的花兒快快長……」,我自己就是「把芬芳散到全世界」的小花兒;我唱《三套車》,我便是那個「唱著憂郁的歌」的「趕車人」;我唱《哎喲,媽媽》,我便是正在戀愛的俏皮姑娘;我唱《深深的海洋》,我就是被「不忠實的少年拋棄」的傷心的痴情女……,我把記憶中搜索得出的歌全唱出來,唱得唇乾舌燥,唱得頭昏眼花,好舒暢,好過癮﹗每一次唱歌,我都會想起德國電影《驕傲的公主》裡那個「半夜國」的鞋匠,他酷愛唱歌,可是昏庸的「半夜國」老國王禁止百姓唱歌,否則坐牢。幸好鞋匠住在與「和平國」相鄰的邊界上,「和平國」年青有為的國王鼓勵老百姓唱歌,所以,當他歌癮發作的時候,他就放下手上的活路,跑到“和平國”那一邊發瘋地唱,發瘋地跳,唱夠跳夠之後再回到「半夜國」自己的家裡,我覺得現在我就是那個鞋匠。

    我們住在山上,山外有山,山連著山,根本無法自己認路,無法按照隊長講的位置或者山名去到指定的地方採茶。起初,隊長帶我們去,後來,懶得頂著烈日爬山,要我們自己去找。無論隊長自認為講得有多麼清楚,什麼「半邊坡」、「牛滾凼」、「馬鞍山」、「新廠」等等,也無論我們自以為已經完全聽懂了,左轉右拐這裡插進去那裡穿出來等等,一走出門,這山那山看起來一模一樣,心裡一片迷糊,不走錯路那是絕對的奇跡。沒有時間在山里轉悠,再轉也是枉然,只好學叫化子「走到哪裡黑,就在哪裡歇」,就地採摘,結果是該採的茶長老了還沒有碰,尚未長到恰到好處的我們提前斷尖。不知是哪位隊長的主意,派我帶著紙筆畫板去畫山,今天畫這片,明天畫那片,回來後交給隊長標上山名(如果有的話),山名起坐標的作用,多少可以幫助初來乍到的重慶女犯認路上工。我過去的美術還可以,靜物寫生得的分數不低,這個任務我勝任愉快。一連數日我戴個極大的斗笠出去畫圖,一來遮擋烈日,二來躲避驟雨。聚精會神地觀察了每座山之後,我欣喜地發現,原來每座山的形態、走勢和位置都有它個別的特徵,它們並不相同,我儘力把特徵勾畫出來。

    一天,暴雨驟至,為了保護辛苦勞動的成果不被淋濕,我趕緊躲進了一個廢置的守茶棚。過去有人偷茶,茶山到處設有草舍,晚上派人守夜,我躲在最裡面,朝門口望去,一片大雨濛濛,什麼也看不見,一時間感到自己被整個世界拋棄,心裡十分害怕。進來不到兩分鐘,一件令我更害怕的事情發生了,有個年輕壯實的男犯熊一樣慌慌張張地沖進來,也來這裡躲雨,看見裡面早有一個人,他就只在門口蹲著。我嚇得要死,要是這個農民模樣的男犯對我起歹念,我哪裡反抗得贏,又根本無法求救,那麼,黃玉蓮又說準了,齊家貞的末日來到了。我一動不動,用眼睛悄悄盯著他,心裡一點想不出對付意外事件的辦法。這個男的在那裡也一動不動,好像他更加害怕我,雨稍稍小了一點,他便連滾帶爬地跑了。呵,我相信我的祖母,我離開看守所前站在我頭前的祖母,她在冥冥中保護著我。

    有時,隊長也叫我修理縫紉機,幫勞改隊生活組修,也幫隊長私人修,這類工作不用翻山越嶺,也不講定額,靠一點手上技術,當然輕鬆很多,那怕只是偶爾一兩天,實際上是喘口氣,對於每天下班衣褲濕透感到極度勞累的我不無好處。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犯人們已經集合好,隊長點名後便依次出工。我站在隊裡,夾著畫板,按照頭晚隊長的布置去遠一點的地方畫山,我覺得隊長們對重慶女犯的態度客氣一點了,他們大約感到這批人體力窩囊,但腦子管用。那天是王隊長點名,點過我的後,正要跟隨前面的人往外走。隊長說︰“齊家貞留下來。”我想,肯定是要我修縫紉機。等到所有犯人走了,王隊長叫我回寢室。

    寢室門口站著王隊長的老婆余隊長,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婦女,面貌姣好,說話溫和,與她的丈夫是兩個極端。她說︰「齊家貞,把你的鋪蓋收拾起,我等下再來。」說完便走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心裡一陣怨憤,剛來兩個月多一點點,辛辛苦苦把壩子填平擴大,勞動、生活剛才適應,地皮還沒有踩熱,又要把我開拔到哪裡去,而且只有我一個人。

    戴伯蘭溜了過來,她牙齒痛醫生開了假條輕勞動,幫廚房理菜。她問我︰「齊家貞,你是不是有餘罪沒有坦白?」我沒好氣地回答︰「胡扯,我多的都交待了。」她馬上斷定︰「那,肯定是提前釋放你。」我反駁︰「想得個美,還有四年零一個月的刑期,就這樣把我放了?說得輕巧。」她說︰「好,好,好,你不相信,咱們等著瞧。」最後這句話,她用的普通話,十句四川話里夾一句普通話,這是她講話的特色。我懶得費神同她爭論,反正我不相信。我懷著滿腔的不情願開始整理九年來積蓄的破爛,照舊把所有雜物,芽菜肉餡似地包裹在鋪蓋皮裡。我雙手握著一雙洗幹淨的勞改布鞋猶豫著,鞋底前後掌穿了兩個洞不舍得扔,本打算補一下再穿,一直沒有時間,考慮到新地方可能比這裡還艱苦,決定所有破布爛片一件不丟,一律帶走。

    余隊長剛才讓人拿了兩根繩子給我,現在她自己提了根扁擔來了。見我把行李弄成散垮垮一個大包,她嗔怪道︰「還是學生出身,怎麼連鋪蓋卷都扎不好?打成兩個,挑起走多方便。」我為自己的蠢笨感到不好意思,解釋道︰「我是想揹。」「揹?重慶來的人揹得起幾兩?」她迅速地從我的鋪蓋卷裡抽出一條床單,把所有東西一分為二,手腳麻利地打好兩個緊緊卷卷的行李包。我不無遺憾地把沒有畫完的畫交給余隊長,按照她的指示把小組的學習記錄和替王大芹保管的七塊多錢交給戴伯蘭,忘記最後看一眼我們住的黑「烘箱」,也沒有向戴伯蘭傷心地說一聲再見,並且請她把我的「再見」轉達給晚上收工回來的、與我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的女犯們。

    就這樣,我像在夢游,挑著行李到了壩子上,那裡停著兩部吉普車,余隊長叫我把行李放在車旁,先到隊部去。

    我沿著通向隊部的石級往上登,心裡沉沉的,實在想不出他們有什麼必要把我一個人弄走。跨進隊部,我吃了一驚,他們來幹什麼?

    三位重慶來的幹部坐在那裡,一位是王連輝,一位好像姓何,還有一位我不知道姓名,都是省二監管教股的。王幹事講話了,按照常規,他問我在墊江兩個多月,改造怎樣。我當他們專程來聽我的思想匯報,於是不厭其煩地講開了︰改造開倒車,對前途悲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學習了毛主席著作《敦促杜聿銘投降書》,毛主席說︰「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唯一出路。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我說我認識到我的改造沒有回頭路可走,最近稍有起色等等,發現他們並無太大興趣聽我嚕蘇,我快快打住了。

    王干事向我宣布,基於我改造的表現,政府決定提前釋放我,並且特別強調釋放後不戴反革命份子帽子,恢復公民權,現在接我回重慶。

老天爺爺啊,你天眼大開了呀!

    提前釋放已是不易,不戴帽子絕無僅有,回重慶難如登天,這三條一條比一條困難,一條比一條精彩。省二監兩千多名犯人,有幾個得到提前釋放?反革命帽子,哪個人不在它面前發抖,這頂無形的帽子比有限的刑期還要捉弄人,「改造好了揭帽」,這條彈簧似伸縮無定的標準使戴帽人終生受困,一輩子坐牢,被釋放的反革命份子贈送帽子一頂,幾乎無一幸免。而且哪裡黃土不埋人,把人從農村墊江提回城市重慶,這簡直是江水倒流。我真的是連中三元,一步登天了。

    老天爺爺啊,我還能盼望更好的事情嗎?

    吉普車開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監獄在這裡,此地才是真正的電影裡看到的那種監獄,監房同關老虎的鐵籠子一樣,犯人在籠子裡一舉手一投足,外面洞若觀火,這裡關的全部是死緩無期重刑犯。

    我一個人在一個鐵籠子裡過了一夜,通霄未眠,不僅因為九年集體睡覺慣了,一個人睡覺我忐忑不安心神不寧,還因為我仍然不能相信這已經發生的一切是真的,擔心是在做夢。我用手掐自己,覺得痛;天亮了,我看見一個男犯打猴拳竄到我的鐵柵前,突然發現有個女的坐在床邊,趕緊縮了回去;我聽見起了床的犯人們在外面什麼地方洗臉漱口,人多水響,像在打水仗。我能感覺,能看見,能聽到,我還是半信半疑。

    第二天上午,吉普車多了一個乘客,從三監裡提出來一個年青男犯,我以為他也是提前釋放,忍不住想同他攀談幾句,可是他一副刀斧不入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我意識到他是減刑,還要坐不少年的監獄。

    下午,汽車向重慶進發,我在車裡朝外張望目不轉晴,又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擁擠的街道,熙攘的人群,繁忙的車輛,嘈雜的集市,我像個鄉巴佬,樁樁事都新鮮。那些穿的確良的女孩子,特別引起我的注意,衣服平展無皺,兩片形狀挺括的小方領像驕傲的花托,托住年青的臉,好看極了。那天,我九年來第一次進餐館,而且進了三次,干部們吃一桌,我和那個男犯同兩個司機吃一桌,估計他倆是滿刑就業員,吃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快,放下碗就跑出去了,可能是同犯人吃一桌的待遇他們難以接受。

    晚上,回到省二監,感覺正如《南征北戰》電影裡的名句︰「又喝到家鄉的水啦﹗」我擔著行李,一位女隊長帶著我向三隊走去。從過路的坡上往下看,就業隊燈火通明,正忙著開方凌、陳玉峰的批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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