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李承鹏博客

小时候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讲战后日本关东地区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雪地里乞讨,在崎岖山路跋涉。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又让他先喝,两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痛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到现在也不知为何。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制带到医院。儿子流落街头,被一户好心的人家收留。再后来儿子逃到东京,机缘巧合学了钢琴并成为崭露头角的钢琴家,声誉鹊起,还认识了一名大金融家的女儿。正当谈婚论嫁时,早前的养父在电视上发现了他,找到他,让他去见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弟,为了掩盖出身他在车站把养父杀死了。后来的侦破过程很复杂,我不太记得,只记最后的情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麻疯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然后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最经典的镜头,没有之一。电影院的人哭得稀里哗拉,可我并没有哭,我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

《独唱团》约我回答关于父亲的一些话题,我便是这样回答。我们的父亲,没有圣批“一师是个好学校”的伟大领袖那么英明神武,也没有国产剧《至高荣誉》男主角那种不怒自威,甚至连油画《父亲》那古铜色中透出的勤劳坚韧,也不大看得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很年轻就显出衰老甚至猥琐,其中一些连感情也并不如意。可是他们深爱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次工作。

我家小区有个捡垃圾的大爷,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什么。他并非那种邋遢的垃圾大爷,衣着干净,见人就很有礼貌地打招呼。那辆板车总是精心地把纸盒、废旧电池、旧衣物、可乐瓶归类,不掉下任何垃圾。倘碰上尚存价值的小家电,他会掩饰内心狂喜,小心翼翼用手轻轻擦拭灰尘放进专门垫了软布的盒里,那份细致呵护,让人觉得他其实捡了一个新生婴儿。他儿子也在这城里打工。曾经觉得他儿子很不孝,后来才知他也极力反对父亲这么干,有次还把他关在屋里。可他总偷偷跑出来捡垃圾,还骗儿子说在公司找了差事。

他说,每回出来捡垃圾都要穿上好的衣服,保安就不会赶他了,也不会给儿子丢脸。他偶尔会到我家收一些纸盒,我妈会留他吃饭,每回他都要虔诚地向我家供的观音菩萨作揖,帮忙换些净水、供果。我曾跟他交谈过一次,他说:“儿子要在城里买房,再捡半年,差不多首付就有了,我也可以回老家了。”

半年过去了,很多个半年过去了,他仍没回老家,房价涨得太快,他捡垃圾的速度实在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佝偻的腰和房价相比,越发明显。

中国的父亲跟全世界的父亲有些不同,由于众所周知以及不周知的原因,他们牺牲尊严来养活家庭,日复一日捡着垃圾的大爷还算幸运。另外的比如违章小贩夏俊峰,这个父亲只是想让儿子学画,才上街摆摊,可巨大的城市竟容不下一个烧烤摊,被城管毒打、踢裆,他奋起反击最终竟逼至杀人。想象瘦小的夏俊峰挥刀刺向身形高大的城管时,蚍蚨撼树,内心该多悲凉。

我的父亲是个三流音乐家,形象和性格都有些像《虎口脱险》里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如不从或弹错,他便打。我从小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一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引发了床板坍塌,他鼻梁都砸出血了……他鼻孔塞着血纸头,一脸肃穆监督我又练了四个小时的琴,才满意地笑笑,下厨房给我煮了一碗拉条子。

那天晚上我俩并排躺在床上,窗户外是新疆惯有的满天繁星,他又念叨年轻时因出身不好导致音乐梦想破灭,又让我一定要去实现音乐梦想,猛地跳下床跑进厨房,抓起筷子对着碗柜,像卡拉扬那样挥舞双手指挥起《第五交响曲》。我看着他,卡拉扬有一头潇洒白发,而父亲是秃顶,他看上去很像一名厨子。

有一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因为天冷把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砍着砍着,我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鼻尖上全是雪花,问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怔怔听着,就默默哭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哭。

我现在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我母亲离异,我回到四川,从此聚少离多。再后来知道他过得落魄,再婚也不幸福,女儿与他隔阂竟至离家出走……多年前我俩有过一次隆重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又郑重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还对镜子里行了军礼,仿佛自己对自己进行检阅。

他把西服扣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我并不提醒。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一个写字的人。他又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儿子却成为网球运动员。为此他黯然神伤,觉得人生理想栽在了下两代人手里。那天他回河南时,在车站拿起珂仔的手认真看了又看,说:“这么长的手指,韧带这么开,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我爸越发老了,吃面条时前襟滴落的汤水越来越多。我是在他八十大寿上发现这一幕的,他已拥有很多假牙,胃口差很多,整个人体积忽然缩小很多,像被针偷偷扎泄了气似的。我计划跟他好好待上一段时间,并带他四处走走。小时候他带我走,现在我带他走,等我老了,我儿子再带我走。所谓人生,就是上一代人带着下一代人的徒步旅行,前面的人走不动倒下了,后面的人就成为前面的人,然后,再后面的人又顶上去。

在车站,他说:好,这样很好……骑着一辆绑着各种铁丝和胶线赖以加固的自行车,走了。他八十岁了还骑自行车,没人能劝阻,以决裂要挟也无法劝阻。那是开封城的冬天,风卷起漫天树叶和纸片,我担心大风会将这干巴瘦小的老头连人带车卷飞,可是没有,他是整条街最稳定也最神速的骑手,路线清晰,却倏尔就不见。

那个背影,是我在这个时空维度看到他的最后一眼。14个月后他遛完那条奇丑无比的串儿哈巴,上楼梯时就倒下了。火化的时候,天空漫卷浓烟、树叶和纸片,但没有出现一辆破自行车,也没有一个老头骑着车倏尔不见。

不过,按照我对《金刚经》的理解,人生就是重复的车站,下一站,还能再见。或许某一天在某个车站,一个顽劣之极的男孩正哭闹着向父母索要糖果,这男孩正是我的父亲,而我,则是那个默坐长椅上的流着口涎前襟满是汤水的老头。

所以你问,“你和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以为我和父亲有很多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在儿子面前假装从容不迫,其实内心惊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江边小城奔袭而去。

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此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中途他曾醒来,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我不知其他父亲是否有同样感受,见孩子第一眼,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自己有种手足无措的迷茫。我曾对他半夜哭闹烦躁无比,对他把家里风卷残云般弄乱,怒火中烧。可渐渐的,不知何时,不知何事,他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便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带他前行,看世间风景,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谓父子恩情,前面的你牵着后面的我,四处看风景,总有别过,你便成了风景,而我是下一个风景。

我觉得拿一身洒满北美阳光的父亲来要求中国式父亲,并不公平。早些年,你看春运期间那些农民工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长途车车窗翻进,动作粗俗、表情难看,抢到一个座位必大声招呼,刚坐定便忙着用开水泡面,用粗糙的手擦拭苹果让孩子啃吃。这些年,你看那些所谓“中产”的父亲,为了还房贷为了给孩子攒够择校费打了鸡血地加班,忽就猝死在办公桌前。为了给孩子拼起跑线,却抵达自己的终点线。他们像狮子一样打拼,像狗一样活着,他们爱孩子,还得在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因为,倘孩子发现我们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那一年,因为我参选人大代表发生了一些事情,让珂仔哭了,说再也不要练网球了,我为供他练球天天写作挣钱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钱的,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银行卡,还有这个……”他很相信,深以我为傲。

所以你问“李大眼要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让他移民吗”。我的回答是,我必须小心翼翼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一个不必回答此类问题的条件。

就是,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潇洒和浪漫,不甘人后,不敢人前,走在人心叵测的大街,腰板挺直,成竹在胸。

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因为,我已是父亲。

(2011年6月18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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