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坦克。
自1989年发生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至今三十四年以来，那些坦克一直不断地在我的脑海和心中滚过。今天，在这又一次到来的六四纪念日里，我重又在心里与一个人相逢。
1989年那个春天，成千上万的中国大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和平示威，抗议政府腐败，要求自由和民主。在北京宣布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也就是1989年5月19日，我暂时放下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的研究生课程，匆匆返国，加入了抗议示威活动。虽然我侥幸逃过了屠杀，但我在6月4日早晨目睹的残酷场面，包括坦克在长安街上追赶和碾压学生的一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此成为一名人权活动者，让自己将余生投身到确保天安门广场惨案不会重演的事业中。
自从那年六月那天开始，我的人生追求一直深受20世纪后半叶那位标志性人物的启发，尽管我对他的真名实姓一无所知。像全世界所有人一样，我只能称他为“坦克人”。
那些流传甚广的“坦克人”镜像拍摄于6月5日早晨，当时屠杀仍在进行中。他是一名身穿白衬衫和深色长裤的消瘦的男子，他两手中各提一个袋子，迎面站到了一长串正在碾过长安街的坦克——中国实力的具象体现——面前。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个身形脆弱的人站立着挡在那里，静止不动。
坦克里的装甲兵犹豫了一下。
然后坦克先是试图向右转弯，再试图向左转弯。最后它不得不停了下来，就像面前的那个咬住它不放的人一样，静止不动。
直到坦克人被突然冲上来的两个便衣匆匆架离，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之外。
这个坦克人是谁？
34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位坦克人的下落，但他的身份和命运至今成谜。历史之所以仍然迷雾深锁，主要是因为中共一直试图控制叙事和遮蔽真相的努力。伴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实力和影响力的急剧上升，中共一直在努力掩盖天安门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一切。在中国，公众记忆这一行为本身就面临着政府的残酷压制。
中共政权对坦克人形象持续的恐惧，充分折射了他所代表的含义：个体在面对令人生畏的国家暴力机器时挺身反抗。他成为了坚定不移的人类精神的象征。他是人类自由、正义和生而为人的尊严的化身。他的行为表明，即使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仅仅凭着坚定的信念，也能跟压迫性的体制对决。坦克人的英雄主义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逆境中站稳立场，为自己的信仰而战。
我花了34年的时间寻找坦克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虽然他的身份判定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和激励世界各地涌现的更多的坦克人。给予他们支持，甚至加入他们的战斗。
比如，乌克兰总统沃洛迪米尔·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就体现了坦克人的精神，尽管有些讽刺的是，他们自己正迫切需要坦克，以赢得这场捍卫乌克兰和民主本身的战争。但正是他们的坦克人精神给了我们希望。
另一个类似的坦克人是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Kara-Murza），他是俄罗斯民主反对派领导人、《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也是我个人的朋友。作为俄国总统普京的激烈批评者，他是个非常坚持原则立场的人，长期致力于反腐败和反压制，致力于推动祖国的人权和民主。卡拉穆尔扎因他不懈的人权和民主宣导工作而两度遭遇毒害。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卡拉穆尔扎返回俄罗斯。这位勇敢的异见者在2022年4月接受CNN采访时批评了俄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如他早有预料的那样，他被逮捕了。今年4月17日，他被判处25年监禁。
在我的祖国中国，坦克人也层出不穷。在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三天的10月13日早晨，一个孤胆抗议者对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独裁统治、人权侵犯和言论审查制度提出了质疑。他独自站到了车水马龙的北京四通桥上，悬挂横幅抗议习近平终身把持权力的意向和荒唐的COVID清零政策。他燃烧轮胎用熊熊的黑烟来引起人们关注他这些观点。这名抗议者的身份至今尚未得到确认，但他已被世人称为“桥人”。
去年11月，中国爆发了自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抗议活动，其起因是新疆的一场火灾，人们因专断的COVID隔离规定而被封困在一栋楼里活活窒息。示威活动迅速演变为一场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全国各地的抗议者都在流传着“桥人”的口号。抗议活动甚至蔓延到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
“如果我们因为对黑暗政权的恐惧而保持沉默，”一名清华大学学生在一次集会上说，“我们就愧对人民。作为一名清华学生，我抱愧终生。”抗议者们手持白纸集会，意在谴责当今中国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和对自由言论的打压。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坦克人。了解这一点，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追求对于我们内心最可贵的东西；去寻找和储备我们自己内在的勇气和同情心。
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具有坦克人精神。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勇气最终会钳住暴政的咽喉。
作者杨建利，天安门大屠杀幸存者和前中国政治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
（译者：言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