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归国后创办了资助中国农村贫困教师的社会公益事业《烛光工程》，当时阎明复先生从民政部副部长的任上退休当了《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我们才得以“挂靠”在《中华慈善总会》，解决了“户口”，或者说“合法性”问题。阎会长把《烛光工程》看作慈善总会的两大拳头产品之一，每当国内外有重要捐款人来总会，他都要陪同观看我们的项目推广纪录片《拨亮烛光》，我太太赵燕英从旁观察，看见阎先生每次都会两眼泪光闪闪。这种发自深心的善良正是我最珍视的品质。我常说一句话，“一善遮百丑”，人只要善良，其它一切缺点都可以原谅——前提是别太蠢。因为，“通往地狱之路是由愚蠢的善良铺成的”。
阎明复先生千古！
閻明復（1931年11月11日—2023年7月3日[1]），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等職，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因在六四事件過程中「表現不好」被撤職，1991年復出，任民政部副部長，之後一直從事慈善事業，曾參與組織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工作。據維基百科資料，閻明復是基督教徒、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共產國際間諜閻寶航之子。
周舵｜我与阎明复先生深刻而生疏的奇特交往
不管在大的时间跨度上历史发展具有什么样不可更改的（“客观必然”的）定势，对于人类个体的有限生命来说，他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却完全可能被一些微不足道的因素彻底改变。有些事情是必定要发生的。有些事情是必定不会发生的。有些事情却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视具体情况而定。历史就是这样一幅用“必然”、“必不然”和“或然”三支不同颜色的画笔绘成的图画。
我下面要讲的五月十三号统战部的 “斡旋会”，以及其它类似的努力，大概就具有这种性质：它们本来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改变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但事实上却没能做到。现在来回顾“六·四”前后这一段历史，我仍然坚信，酿成大规模暴力流血冲突的党内强硬派的意见并不是必然要占上风。且不说邓小平的立场、邓与赵的关系等等这一类当时已成定局的事实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就是在这样一些既成事实下，假定戒严令发布之前，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能够多少有点政治头脑，多少懂得一点策略，及时撤出广场，结局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可能大为不同！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进程竟然会被这样一群少不更事的半大孩子所彻底左右，真是不可思议。
五月十三号，我去印刷厂校对四通五周年纪念画册英文稿本回到公司，部下告诉我，陶斯亮（统战部六局局长）来电话让我去统战部开会。什么内容，语焉不详。
这个会，本意是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在座的八、九人当中，我只认识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和李肃。那天统战部里同时在开两个会，另一个是胡启立和戴晴等一批新闻界老人对话。
“五· 四”大游行以后，我本已决定不再介入。我自认为搞政治太不够格。我对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 。我不认为自己的直觉判断在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混沌中能起什么好作用。另外，我觉得自己做得差不多了，可以心安理得作壁上观了。后来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卷进去，有一半是身不由己。实情就是如此。我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舍我其谁”式的大英雄。事实上，我真正“和闹事的学生们搞在一起”，是从五月十三号这个“斡旋会”才正式开始的。
因此，这次与会的所有人里，我的消息最不灵通。我听陶斯亮说起，才知道有学生绝食这回事。关于时局，大家都胡扯了些什么，我一句也记不住了——没有记住的必要。陶斯亮似乎坐立不安。后来，我们提议由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立即请示阎明复。不久，他从胡启立那个会上过来，一边和我们商量具体做法，一边让手下人打电话请示中央，即赵紫阳。上边很快答复“可以 ”，正式授权统战部主持此事。
阎明复说：
中央领导对目前的时局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性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国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常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治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砸死？《虎报》说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 ，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讲穿了：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们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的”。
坦率说，象阎明复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在中共上层实在不多见。这我在一份“书面交待材料”里作过简单描述，附在后边，供参考。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一位难得的现代型政治家。他具有那种个人魅力，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去为他做他所要求做的事情，丝毫不必强迫命令——正象那天晚上王军涛所说，他能感动上帝。
真可惜，中共上层似乎根本容不得这类杰出人物的存在，必欲去之而后快——“反淘汰”，汰良留劣。事实上，这样的人不必太多，共产党领导人中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是这种人，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去闹事。至少不会闹出大乱子。谁要是真的想推翻共产党，我奉劝他们一定得首先把阎明复一类人搞掉，千万别客气。
阎明复要求当天就和学生代表座谈，越快越好。这似乎不可能。学生的情况谁都不清楚。他们散在全市各处，而且行踪无定。谁是代表？他们能不能代表？到哪儿去找他们？这些都不知道。陶斯亮问：“谁和学生们有联系？谁能办这件事？”没有人应声。他们都面有难色。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还是因为不敢沾边。
我说：“让我去试试看。大不了不过是今天开不成会，总比不试好。”稍加考虑之后，我建议由我和李肃、郑也夫兵分三路，郑也夫去政法大学，李肃去北师大，我去北大、清华、人大。李肃再三说他谁也不认识，怎么去找？让我替他出主意。我建议他去找刘晓波，通过晓波找吾尔开希。又帮他打通了给晓波的电话，凑巧他正在家里，告诉他在家里等。我告诉李肃地址，让他直接去晓波家。他坚持让我带他去，然后我再去北大。惹得我好不耐烦。
午饭是阎明复陪我们一起吃的。简朴至接近寒酸的地步，比我们四通公司的工作午餐强不了多少。除了闲聊之外，他又一次强调：“你们说中央里边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这我不同意。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赞成改革的（我心想：您老人家就别来外交辞令了，谢谢啦！）。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
午饭后，统战部拨了三辆小车给我们。郑也夫去政法。我和李肃先去北师大。戴晴正好在我们快动身时出来，陶斯亮嘱我们把她送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不是学过唱歌。我回答说，看来人们很容易被假象迷惑。其实我根本不是唱歌的材料。我告诉她，有一次去家具店想买书柜，售货员猛然问我是不是在广播电台工作。我吃了一惊，忙说“不，我在北大当老师”。她连连叹道：“可惜可惜，糟蹋材料了！”——她以为我是电台播音员。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堂堂北大的讲师，竟然远不如一个普通广播员。
到了北师大，见到晓波，我们一起去“三· 一八”烈士墓找吾尔开希，据说他们在那里集合，然后拉他去天安门广场。校园里热闹非凡，到处是一群一群头扎白布条的学生。布条上用墨笔写着“绝食”、“民主”、“自由 ” 之类的字样。等了许久，也没见到吾尔开希的踪影。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叫梁擎墩的厚道小伙子。他把名字写给我们看，说这名字不好记，索性叫他“梁二”好了。这小伙子后来成了通辑令上那二十一个“高自联”要犯当中的一个，现在肯定是在秦城监狱里啃窝头了。在我后来见过的学生领袖里，梁二最讨人喜欢。
我等得不耐烦了，就撇下晓波，约好五点钟再回他家，便带着李肃和梁二去北大。梁二说“高自联”正在三十八楼开联席会议，必须赶快去，要是散了会，就没法再抓住他们了。从梁二那里我们才知道，当时造反的学生主要分成三大股势力：“高自联”、“对话团 ”和“绝食团 ”。
我们到底还是晚了一步，“高自联”的会已经散了。幸好，梁二撞上了北大自治学生会的一位负责人邵江。我说明来意，邵江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了一番话，几乎把我气死。他说：“我们不关心、当然更不想介入上层的权力斗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 ’，与我们无关。七六年大家已经上过一次当，这回不想再上当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想帮哪一个人的忙。再说，政府根本没有对话的诚意，我们已经不抱希望。”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看来，我的告诫毫无作用——我曾通过多种渠道一再告诫学生们，一定要把改革派和保守派区分开，一定要把邓拉过来，否则学运必败。我当时对邵江不便多说，只好这样讲：你不能作这种简单类比。当然，把一个人拥上台，给他绝对权力，这种事不能再做了。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帮改革派一把，然后监督和控制他们？关键在于谁控制谁，谁是谁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工具，还是人民是他的工具。说政府没有对话的诚意，这个“政府”指谁？你总应该知道，政府不是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意见一致。如果没有对话的诚意，上边让我们来干什么？……如此这般，又哄又劝。李肃也鼓如簧之舌，百般劝诱。最后总算说服了他，同意带我们去清华。
李肃说他必须去高等法院，约好晚上在统战部见面，就此告辞。我带着梁二、邵江去清华，费了好一番周折，找来一位学生头周峰锁。人大已经去不成，赶快驱车回北师大晓波家里。这时吾尔开希已坐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介绍了一下情况，说“绝食团”和“高自联”的负责人差不多都在广场。他包着一辆TAXI，晓波又叫了一辆，一行人便赶往天安门广场。车开到广场西侧停好，我让他们赶快找人，然后赶到统战部通报情况。这时，郑也夫通过王军涛、陈小平等人找来的“对话团”代表已到，为首的是项小吉。
随后，我回到广场，把王丹、王超华、程真、吾尔开希等大约十余人带到统战部，这时已将近七时半。三方学生代表大概有三、四十人；刘延东又带来共青团及官方学生会的代表大约二十人，加上我、晓波、军涛、闵琦、陈小平、郑也夫、李肃等中间人，以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总有七、八十人，把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阎明复进来后，坐在会议桌的一端，打手势让我坐在他旁边。我没有去，和刘晓波、郑也夫、李肃坐在另一端。阎明复看我和刘晓波很亲密的样子，似乎不大高兴。我把晓波拉来，恐怕已经犯了大忌。我心想，活该了，既来之，则安之。非常时期，理应行非常办法，只好请陶斯亮恕我自作主张了。
阎明复做了个简短的开场白。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起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文革”中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秘书长，1985年到统战部。统战部是信息传达渠道。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建议他和同学们对话。
然后，他按照当时上边的口径，肯定了学生们的爱国热忱，但是，反对同学们的做法。他呼吁学生们顾全大局，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他说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就在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约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礼拜一决定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使同学们知道。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能不能顺利进行，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学生酝酿采取行动，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两、三万人，连欢迎仪式都不能进行，会有什么后果？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党中央都在研究，围绕热点问题，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同学们可以有多种意见，但要是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必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同学们的意见，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所了解的情况，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同学们，他个人的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
学生代表中吾尔开希首先发言。他说：“我叫吾尔开希，我的名字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听了这话，头皮直发麻）。我今天是以绝食团团员的身份参加座谈，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高自联常委。我认为我们应当对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作出积极响应，所以我们不准备在5月15号搞游行。绝食是大家认为最和平的方式，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目的在于迫使政府表现出诚意。绝食会不会延续到15号？同学们的意见是，只要问题不解决，一个星期也会有人坚持下去。 “4 • 26社论”导致4 月 27 号大游行，现在政府行为有改善，为什么同学们会没完没了？因为对政府诚意、对社论耿耿于怀。 4• 27 游行是我们高自联组织的，一个月了，提出的要求政府还没有答复，什么道理？5月15号是否还会游行，我只能说尽可能避免。根子是社论，“动乱”的帽子不摘掉，即使戈尔巴乔夫来访时不上街，以后也会上街。
对社论，我谈几点看法：首先，“这是一场动乱”，“这”所指是谁，“场”字怎么理解？就是指学生运动 。长沙、西安不在“有组织有预谋”之列吧！有组织有预谋的只能是指北京的学生。政府必须赔礼道歉，必须认错。《人民日报》要不要负责任？应当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来评论。新闻记者大游行 ，报上只有短短一百几十个字，冷冷的调子，我不认为这是小事，应当放在头版头条。新闻界动起来了，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 。前一段的新闻报道恐怕不那么确实。”
接着是王丹发言。他说：“赵紫阳似乎非常担心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有所动作。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这是国内事务，戈尔巴乔夫是国事访问，不必担心。4 • 26社论所定的动乱必须予以平反 ，必须以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纠正，否则学运一点成果也没有，同学们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学运不会平息。希望给中央一个忠告：一个政府、执政党，必须建立在民意之上，不要失民心。希望能认真考虑学生的意见，这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否则是很值得忧虑的。我只能点到为止。”
第三个发言的是马少芳。他说，“动乱”的帽子必须摘掉。学生5月6号提出要求对话，拖到下周一才进行，可是新闻界要求对话第二天就安排了，这不公平。（阎明复回答说：没有对话，是座谈）。
然后是项小吉发言：“我们5月6号提交请愿书，5月8号中办信访局郑幼梅局长和我们接触，5月1号通电话，昨晚信访局同志到我宿舍，我不在，约我今天上午十点谈了一下，告我星期一对话，要求提交20名代表的名单，我带去了，并且告诉他，我们要求现场直播，以免被剪接，歪曲真相。下午得到消息，下周一对话的不完全是我们，我们只是一小部分（阎问：哪里的消息？）。北方交大的消息，已经证实，郑幼梅说大部分是学联代表。这种做法引起同学们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们要求与对话代表团单独、公开对话。我们是充满诚意，充满善意的。我们想谈三大问题：一、学运的性质、背景；二，4.26社论；三，宪法35 条，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高自联的合法性，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信访局的同志只说出面对话的是中央和政府的负责同志，任何细节都没有。我们不反对下周一的学联对话会，我们欢迎政府这种态度，但我们要求单独、公开对话。”
对话团的沈彤说，5号学生们要求对话的请愿书交上去之后一直得不到答复，才有自行车游行和绝食行动。同学们急切盼望对话，很多同学都是从紫阳同志的讲话得到鼓舞，才参加对话团。今天绝食的出现，不是5月15号戈尔巴乔夫来访这个日子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动乱”的提法，连改变的姿态都没有。
吾尔开希要求听听阎部长的意见：“二十多天了，才得来今天这个机会，真是机会难得啊！ ”
阎明复说：“同学们的意见，我会一字不改向中央汇报。关于对话，从4月27号中央就在认真思考。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同学们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采取什么措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答复的，如果采取敷衍态度，我们可以马上同意对话。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败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决定审计五大公司，等等。认真、严肃的答复，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的。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大家都看到了，对国务院审计五大公司，人大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也不排除请同学们参加的可能性。信访局的答复我不知道，我想不应当把我的意见强加给你们，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以前没有贯彻十三大决议，你们推了一把。我们已经反思了，在座的中青年学者可以作证，就在这个桌台，我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今天下午，大中企业的代表说大中企业始终没搞活，当前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有矛盾，如何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不滞后，新闻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都在认真准备。政府对话的诚意，同学们发生怀疑，我感觉我们首先应当作检讨，没有及时把4月27号以后的思考传达给大家。当然也有困扰：用什么方式来传达呢？昨天香港《镜报》的徐四民问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阎明复把上午对我们谈话的有关内容复述了一遍）……我认为4月27号和5月4号的处理方式是成功的。
中央的确担心（我希望我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同学们的心愿）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中苏关系的改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我对徐四民先生讲：我今年58岁，还能干几年？过几年就是他们（指学生们）来推进改革，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但客观事态的发展往往会影响结果。我不想讨好同学们，但将来确是要由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岁的一代之后就是你们的一代。你们注定不是享乐的一代，是忧国忧民的一代。我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诚意。”
学生代表沉默了一会。王超华接着发言：“我代表高自联常委会作个发言，表明我们的态度。一、对话代表团5月3号成立，是项小吉、沈彤召集的。我们协助作了组织准备工作。三个团体——高自联、对话团、绝食团——都是学运的产物。我们向中央作了让步。我们是考虑到我们的责任的。报刊上多次提到非法组织，对话团的成立就意味着不一定要以承认我们高自联为前提。对话团事实上是更广泛地代表了同学，今天请我们没有请学联，就表明政府承认了我们……”
阎明复马上打断说：“我会把刚才你们要求单独对话、公开公正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我不认识同学们，我们是请几位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
王超华说：“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同学，是自发的、强烈的反应。9号召开高自联全委会，到会只有二十几所高校代表，今天的绝食一下子就有四十多所学校参加。我们很愿意合作，同意紫阳同志意见，但并不是我们就能控制学生的情绪。对学运的处理，假定4月20号不出动军警，4月21号能出来对话，4月26号不发社论，4月29号不搞那样官方导演的假对话，学运是能够平息的。这是促使‘五·四’大游行的重要原因。5月4号以后政府比较明智，为什么还有绝食？因为‘动乱’的提法没有改过来，同学们深感忧虑，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使同学们不能不顾虑秋后算账，外地同学至今不敢告诉家里。应该让同学们理直气壮地说：我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不然同学们还是直不起腰来。希望对社论作出明确表态。”
随后，邵江讲到他们在学生中搞了一个民意测验，对官方不信任的占90%，要求退出官方学联的占82%，对学生自治会支持的占80%。
孙立平、刘晓波、闵琦等陆续发言，话题越来越分散。晓波发言的大意是，和学生们比较起来，知识分子们应当感到惭愧。知识分子应当为自己缺少行动的勇气而忏悔。
李肃有点焦躁，一再催我代表他和郑也夫发言，把会议引入正题：如何解决当前事态。我不得不发言了。我说：“我想代表我自己、李肃和郑也夫三个中间人说几句话。对于当前事态，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和评价，但我们今天不是来谈这些。我们今天把同学们找来，是想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大家共同努力，找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平息事态的办法，因为双方都有一些不愿事态平息的人，我们必须想办法说服他们。
对不起，也许我的角色意识太强了一点，但既然我们三个人今天充当了这么个角色，我们只好履行这个职责。我想谈两点意见供同学们参考。首先，你们是要解决问题，还是想显示力量？我认为，双方显示力量已经显示得很够了，到了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下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了。
其次，要想解决问题，双方都必须有妥协意识，学会作出适当的让步。对立的双方都应当能够首先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位置上，体会一下对方的处境、他那一方各色人等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以及力量对比，然后提出对方可以接受的条件。也可以说，妥协意识就是下棋意识——你每走一步棋，都要再三考虑对方可能的走法。有些走法，很明显地是谁也不可能采用的，因为这种走法会使自己全线崩溃。你不能指望对方会这样走。毕竟，这盘棋是两方在下，谁也左右不了谁。”
李肃试图把问题说透一点，我听了有点替阎明复担心：“到底是谁代表学生，谁代表中央？对‘4• 26社论’，中央态度也不一样。《导报》（《世界经济导报》）里边也有两派意见：悲观的一派，认为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另一派认为要依靠党内积极力量。”
孙立平发表看法，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正确评价学运。他提出几点意见：第一，能否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由邓或别人对学运作出正面评价。第二，《人民日报》得有个举动挽回“4• 26社论”的影响。第三，要解决“秋后算帐”问题。他认为学运已有做善后工作的迹象，中央能否作出一定保障？不要有“抓黑手”的举动。
几个学生代表发言说：三点关键是，1，“动乱”帽子必须摘；2，承认“高自联”合法；3，对话要平等。要平息事态，5月15号对于社论定性中央要有明确答复。政府和学联的对话最好推迟。
梁二（梁擎暾）说：“谁控制局面？学生自己控制。广大同学在广场上等待政府的表态。否则5月15号我认为没有人能保证不发生冲突。”
李肃想把议题导入具体操作方面，他问学生代表：“如果政府不用否定‘4 • 26社论’，而用肯定赵紫阳讲话的方式可以不可以？对话的名额，你们这边加20名，那边减一些行不行？”
王丹拒绝这个建议。他说：“政府完全可以做到公开认错，因为政府一向是勇于认错的嘛（众人发出嘲笑声）。要我们增加20名代表，得通过普选产生，时间上来不及。”
吾尔开希附和说：“退一万步，为什么政府不能认错？为什么不能单独对话？”
阎明复看见情绪激烈起来，不得不表态了：“首先，我感谢这么多同学来统战部。不管交换意见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应当记住今天的善意的气氛。第二，如果来得及，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第三，推翻‘4 • 26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段时间，让更多的实践给所有的参与者认识学运的性质。象那位女同学（指王超华）讲的，是很难达成什么协议。我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结束绝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学运是正确的。事态的结果我们恐怕都很难控制。我向表现出大无畏气概的绝食团的同学们呼吁，对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作出冷静、公正、积极的反应。第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在这个层次分出改革派、保守派。听说现在有不少人戴毛主席像章，党内也听说有一些人不赞成十年来的路线。但是，自从我进入中央，我认为没有根据认为中央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开放社会，我们所有人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法都会有所改变。我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个人认为，某些领导人和同学们选出的代表单独对话，我是赞成的。客观、 公正、公开报道对话，也不是什么苛求。但我作为跑龙套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另一方面，我也会尽力反映意见，促进我认为合理的要求。我看，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否定26号社论是很难做到的。希望你们保留这个权利，但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用理性的行动来表明这一要求是正确的，正象4月27号的行动博得了社会的称赞一样。当前，双方互相理解的愿望很重要。”
听了这番话，学生代表沉默了一会儿，但显然并没听懂。邵江说：“我们双方都采取了容忍、克制的态度，但学生提出的要求，阎部长这样表态同学们可能是不满意的。”
阎明复很和气地问：“但你认为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呢？”
吾尔开希插上来说：“我总觉得政府有小孩子的逆反心理！”
我笑笑对他说：“对不起，我觉得你应当区分一下‘政府’这个大范围里的不同的人。你说有‘逆反心理’的，是阎明复？赵紫阳？李鹏？还是别的什么人？”
阎明复说：“我认为对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沟通信息的渠道。彻底否定‘4 • 26’社论，一、两次对话解决不了。”
我看对话基本没有进展，学生们似乎对于阎明复讲话中的深义基本木然无所觉察，不得不拿过麦克风，想点上几句。王超华见我想说话，大声制止别人：“大家静一静，听听周老师的！”
我说：“我想向同学们提供几点参考意见。第一，同学们是不是要学会听懂外交辞令背后的真实含义？我想，这种场合对于你们应当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同学们应该利用这些机会尽快地成熟起来。第二，我想不必太担心秋后算帐。此一时彼一时，世界变化得很快，很可能那些想算帐的人不过是一厢情愿。安全保障不在于一纸协议或几句承诺，而在于你们自己的实际力量。怎样才能有力量？讲策略、有水平，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才有力量。第三，事实上你们已经成为政府的谈判对手，这个客观事实谁也无法否认。现在，双方在打牌，手里的牌怎么打，打得高明不高明，就要看头脑是不是清楚。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搞清楚自己的操作对象。双方都是受约束的，都需要手里有牌去说服自己（而不是对方）背后的一批人，这些人可能并不希望平息事态。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刘晓波显然明白我这番话的内涵。他说： “我认为阎明复部长很有诚意……（阎马上笑着打断说：“你不要再挑开了！”）。我认为应当为持积极态度的中央领导人创造条件”。
李肃说得更透：“中央政治局没有认可赵的讲话，不是集体决议（阎明复笑着说：“你好象是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了！”）。”
王军涛一直沉默着。眼看时间己近午夜，他终于说话了：“阎部长，坦率地说，您感动了上帝。周舵和我是老朋友，我很了解，本来他们并不热心帮这个忙的。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仅仅讨论些技术性的东西，能渡过5月15号吗？今天这么多的政治信息，政府应当从中充分吸取教训，作出部署。中央至今作出过什么战略部署？党必须调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现代化靠什么？靠知识分子、 企业家、 公务员。要反思我们的现代化模式。今天渡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阎明复反对说： “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 阎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
听了这些话，阎明复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重复了一下他的结论：“同学们回去只讲今天是阎明复的意见。当然不一定要同意我的意见。希望同学们表现出最大的理性，对于定性提供更多的依据。第二点，事态的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阎明复保证如实向中央汇报。我豁出来了，官也不当了！也就能起那么点作用。第三点，我将尽力促成有关人员与学生们选出的代表团的对话。第四，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分析。深层的问题不是几次对话能解决的。关于秋后算帐，我会促成不做秋后算帐。我是当翻译的，今天还是翻译。我一定以最强硬的语气，把同学们的神貌如实传达。”
吾尔开希马上提议：“时间紧迫，会是否可以结束了？ ”
王丹补了一句：“我们绝食团是留有余地的。我们没有特意选在5月15号之前。”阎明复盯住说：“希望不是你个人意见！”王丹回答：“我代表同学们的意见。”
阎明复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不能把问题赤裸裸地摊开来。”
散会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陶斯亮说，统战部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夜宵，请大家随便吃一点。我心里沮丧万分。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实在大可以不谈。但我不甘心。毕竟这四、五个小时还是对学生们起了些作用。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那么僵硬了。
我把王丹等几个关键人物找到一边，开始作最后一轮劝说。大意是：依我看，你们对一个关键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就是角色转换。原来，你们游行也好，贴大字报也好，喊口号也好，都是作为单纯的意见表达。你们是在表达青年学生的政治意向。现在不一样了。你们现在提出了明确的条件，以某种实力为后盾，要求政府接受这些条件。这样，你们就不再是表达意见，而是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代表。你们已经深深卷入了政治，成为政府的谈判对手。你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转换，自觉地尽快提高政治策略水平。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你们已经在玩政治。没有比当外行政治家更可怕的了。你们既然玩上了政治，就得尽全力把它玩到家，不能采取轻率的玩票态度。
你们如果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撤出来，你们干得就太漂亮了。首先，这给党内改革派帮了一个大大的忙，使政治力量对比向温和路线大为倾斜。其次，你们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许，用你们的政治策略水平赢得大家的尊敬。否则，无节制地闹下去，你们会逐步丧失社会同情。第三，你们撤出来，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随时还可以再进去。进退自如、可放可收，这种统一行动的能力才是你们最主要的力量源泉。今晚回去动员同学，明天就撤出来吧！哪怕只撤出几天也好！
如此等等。王丹等人总算被说服了，当场下决心动员撤出。我听了很高兴，心想：这小子倒是孺子可教。我当下问他有多大把握？他想想，说大概有七、八成把握。我送走他们，马上让陶斯亮转告阎明复。
不知什么时侯，张钢也来了。他很得意，对陶斯亮说：怎么样，干得不错吧？陶斯亮笑着说：确实没想到事情能办得这么漂亮。我开玩笑说：这就叫四通效率嘛！然后，我又去和刘延东聊了几句。她是我的校友，清华附中毕业的——不是同届，她比我大得多。
统战部派车送我们回家，半路上晓波又变了主意，说不行，要回广场，问我去不去。我说：“ 算了吧，我可快要累死了。”到家已经两点多钟，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起床。 这一觉很可能就此把个大好机会错过了——请见下文。
1990.1. 29.
***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站在人生叉路口，不知选择哪条路走才好的感觉。这时你就象那只出名的“布吕当的驴子”那样拿不定主意，因为不论是你自己，还是写书的那些聪明人，谁都说不清你到底走哪条路才真正有道理。这头迷信充足理由律，或者说，迷信“历史必然性”的驴子，站在两堆一模一样而且离它一样远的草堆中间，拿不定主意到底吃哪一堆才真正合乎“历史必然性”，就这么饿死了。这头驴子真是天下最认真的一位教条主义者，值得把它神圣的皮剥下来，供在世界上最纯洁的意识形态圣坛上，供千万信徒永世瞻仰。
你要是问我对于“历史必然性”的见解，我就要告诉你：我只相信唯一的一个“历史必然性”，就是人类的知识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人都愿意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不过这后一条好象太常识了一点，不象是配得上和神圣的历史必然性排列在一块。
“历史”或者创造历史的人们，总难免要面对布吕当的驴子式的选择难题。这时候，历史到底选了哪条路，根本上可能就是因为某位大人物的某根神经忽然间莫名其妙地短路了，或者接通了，或者不过就是因为这根神经忽然间发了一下痒罢了。我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必然性”。
甚至，完全有可能根本就用不着劳驾大人物的神经。不大不小的人物，甚至小小的人物，只要机缘凑巧，也足够起这种左右历史发展的作用——至少是左右一小段路。 比方说五月十三号晚上和五月十四号白天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劝说撤退的合力再大些——也许需要大很多——事情的结局完全有可能大不相同。刘晓波后来一再埋怨我，“你们那天晚上（十三号晚上）为什么不去广场劝学生？要是许多象你我这样的人全体出动，齐心合力去广场劝学生，撤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他说，那天他一直在作劝说工作，每一批听他讲道理的学生都被他说服了，总共大概有七、八批，——晓波的判断也许对，也许不对。可你总归没法断定说绝对不可能。我相信，类似这种机会后来还有，也许不止一次两次。我不相信什么绝对的必然性。真是那样的话，人生未免太无聊了。要是人就象上好弦的钟表发条一样肯定只能照着什么“历史必然性”按步就班走下去，那真不如马上就去找根绳子上吊算了。
五月十四号是星期天，我把电话断开（我在电话线上装了个开关），一觉睡到下午。后来听陶斯亮说，她让人拼命给我打了一上午的电话，想让我去参加当天的对话会。我去或不去，会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我说不好。对话会本身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除非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们采取“非做不可”的极端积极态度，去一而再、再而三，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努力，或许结局会大有差别。一件事，你拼命干，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干，结果常常会有天壤之别。问题就在于，我们谁也没有拼命干！
睡醒之后，我想打听打听王丹到底是不是履行了诺言，从广场撤出来了。可我给统战部打电话，根本就没有人接。晚饭后，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导师于光远先生。我猜想这位“一二．九”闹事学生的大头目对时局肯定会有点想法。再说我也好久没有去看老头子了。
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八八年十月份，老头子让我跟他一起去杭州开一个研讨会，从那以后就再没看见他。——说起来惭愧，我根本就没好好给他当过学生。我那时候正迷上科学哲学，听见别人说起“辩证法”三个字就头疼。《资本论》虽说总算是硬着头皮啃完了，可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唯愿此生此世不再读这类黑格尔风格的作品。凡有机会，我都要痛骂黑格尔“一派胡言”、“纯属垃圾”。为这个，邓力群控制下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一度几乎要把我除名。幸亏老于头（我们背后都这么称呼光远老师——我得承认我是始作俑者）爱才心切，百般袒护，才总算勉勉强强混到毕业。
我先给在“于办”（于光远办公室）的师弟刘世定打了个电话，约他一起去。那天晚上在导师家，我大谈了一番中国党应该有叶利钦式的人物，敢于站出来公开和保守势力对抗之类的话。于先生想必觉得我极其幼稚。他则大谈了一番当年“一二．九”的经历。后来，我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和作用”这个话题，和他争论了起来。老头子和我争得面红耳赤。后来，于小庆（他的小女儿）说：“我们这儿全是顺从派，YES MAN，也就是你敢这么顶撞他。”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从光远老师家里出来，已经十点多钟。我和刘世定到了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往里边挤。我拿出名片，让那些纠察队员传进去，让他们去找王丹说话。等了足有十八个钟头，才让我进去。刘世定却被拦在了外边。好不容易找到王丹，我质问他为什么不守诺言？为什么没撤？他答：同学们都不同意撤。他告诉我下午来了十几个知识界名流，严家其、包遵信、戴晴、苏晓康……，劝了半天也没能劝动。他表示无可奈何。我在学生堆里怔怔地蹲了好一阵，心里把这帮不领也不袖的学生“领袖”臭骂了八十遍，怏怏而返。
第二天，五月十五号，上午去市委党校给人事局第二期培训班讲公共关系课，晚上是公司五周年纪念招待会。在北京饭店西大厅开了五十桌宴席，每桌五百元。空着三分之一，冷冷清清毫无气氛，与往年大不相同。然后，就是五月十六号那精彩的一幕。
1990.1.30.
***
五月十六号，我、刘世定、曹思源（老曹是我师兄）三个人相约去统战部。起因是这样：
前一天晚上，我刚刚从北京饭店回到家，就接到刘世定的电话。他说老曹刚刚和他在电话里谈过，想写一份建议书。大意是：鉴于当前事态紧急，政治局集体讨论延误时机，建议中央指定一名政治局常委专门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听了这话，我以为老曹发神经了。这简直是小民直接干政。你算老几，也配过问政治局的事？可我不想扫他们的兴，就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件事我看没什么意义。恐怕不会起任何作用。你说呢？”刘世定称“不妨试试”。那就试试吧，总不至于为这个判几年徒刑。他说最好早一点去。我说不行，事先没跟司机打招呼，让他白跑一趟不大好。再说，似乎有必要去公司露个面，免得一些人说三道四。
——说到司机和小车，叫我想起一大堆事情。在四通公司，部长和部门总经理级别以上的头头每天都有专车接送。改革开放前，这是只有高干才能享受的待遇。很可能，这就是中国人热衷于仕途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仅是个舒适的问题。坐小车首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它能极大地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可这恰恰也是让老百姓切齿痛恨的一件事。
我得说，他们痛恨得有道理。出无车或出有车，仅此一项，就把官、民之间划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决不仅仅是个上下班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个身份地位标志的问题。这是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大幅度拉开收入差距。按目前的价格，一辆小车每月花费至少四千元人民币，相当于给坐车阶级每月增加四千元收入，而此时北大教授的月收入才不到150元，我在四通属于部长级，也不过是900多。
在中国，干部与老百姓的收入差距绝对不能以工资收入来衡量，这个差别绝大部分都体现在这一类有形无形的补贴和特殊待遇上——汽车、住房、医疗、公费请客、收受礼品……等等。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坐小车上下班实在作用甚微。相反，对于促成干部脱离群众，使干部对群众疾苦充耳不闻，倒是效果显著。上下班不必挤公共汽车的官员很难真切体会中国城市职工每周六个十小时工作日的辛苦劳累和种种厌烦气恼——名义上是八小时工作日，实际上路途平均需要近两个小时。社会服务设施的极端落后又给职工增加好几个小时的家务负担。这些人民群众的疾苦，那些高高在上的小车阶级根本体会不到。
我又扯远了。
我们三人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正在到处找你！ ” 她让人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家里人说我已经去公司上班；再打到公司，又说我出去了，去向不明，她正在着急。她说让我“再辛苦一趟”，去广场把学生代表找来开个会，“上边很着急。”我问会议内容，她答：了解一下情况。我有点火，就说：“情况不是明摆着，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正式对话，谈来谈去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赶快催促中央下决心答复学生们的要求，一味拖延只会弄得更没法收拾。” 她说“唉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快去快去！”我只好快去快去。
天安门广场早已挤得水泄不通。我坐上统战部派的小巴，开到人大会堂北边长安街上那十二个绝食绝水的学生们附近，无论如何挤不动了。想找个停车的适当地方都不可能。我只好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原地千万别动，下了车拼命往广场里边挤。进了纠察线找到梁二，他居然也是那句话：“周老师，您来得正好。我们刚刚还给您打过电话。”我问什么事？他说想跟统战部联系，商量个解决办法。我让他把在场的“绝食团”、“高自联”的头头找来，一共七、八个人，挤出人群，好不容易找到那辆车，开回统战部。我问“对话团”在哪儿？他们说正在中南海西北门静坐示威。我把他们领进去——这回，统战部可不象上次那么客气了，让他们在传达室的冷板凳上等着；然后，我告诉工作人员赶快备车去中南海西北门接“对话团”。
这时天已近午，陆续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记得有陈兆钢、邓正来、郑棣、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小平等人。“对话团”久等不来，我正想要辆车去看看，被告知说他们正在往这边走。我觉得奇怪：不是派车去接了吗？我走出大门口，远远看见一面大旗作前导，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已经快要到了。为首的正是项小吉。我上前问他为什么不坐车，他表情严肃，说：“那么多同学都快饿死了，走几步路算什么。”
阎明复当时正陪同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直到下午将近两点钟才到。这次，他拒绝和学生代表见面。他对学生不履行诺言很生气，他说事情正在走向反面，学生们已经被坏人利用了。他说，就在中央领导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一大批学生冲击人大会堂北门，把大门玻璃都挤破了，闹得里边连说话声音都听不清，国际影响坏极了。我们说这不可能，学生一直在各处拼命维持秩序，尽全力防止群众冲击要害部门。阎明复说，工作人员明明看见为首闹事的人戴着校徽。我们都不以为然——校徽又不是胎记，谁不能戴？
显然，中央内部强硬派的意见正在日趋占上风。阎明复让我们作为中间人，在他和学生代表之间传话。就这样，学生代表在一边，集中在第六会议室，阎在另一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权充电话线。闹哄哄地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毫无结果。阎明复坚持学生必须立即撤离，其它随后再谈。他说，中央决策也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今天提要求，明天就答复。学生代表则说，不答应条件，他们没法说服同学撤退。
阎明复心知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知道就算是这些代表同意撤，也全然没用。学生群龙元首，山头林立，而且，根本就不听从任何人指挥。按照吾尔开希的话说：只要广场上有百分之一的学生不同意撤，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撤不成。这就是说：他吾尔开希也不过是条大尾巴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学生“领袖”可言。刻薄些的人，干脆就说学生是乌合之众。
下午大约四点钟，看看这次接触不会有结果，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就聚在小会议室里，商议能否有别的办法。我和一些人坚决主张阎明复亲自去广场见学生，作动员劝说工作。其他人则反对，认为太危险，而且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他不是决策人，说话不顶用。我当时很冲动，说：事情已经这样，还顾得上什么危险不危险？如果领导人个个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共产党还有什么希望？再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有多么了不起的危险！第二，有用没用，谁也没法事先预料——我举了刘晓波五月十三号晚上作劝说工作的例子——你不去做，怎么就能百分之百断定做不成？第三，就算没有用，作为一种姿态，一种表明立场和个人品格的行动，阎部长也应当这么做。这对他个人当然是有很大风险，但这会让他青史留名，绝无疑问！
持反对意见的人没再说话。陶斯亮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阎明复，我们又当面力劝。他先是有些犹豫——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是觉得没有用处。大概也怕让那些保守派抓把柄。我们再三鼓吹，他表示可以试试看。于是让工作人员请示中央。这么大的举动，没有中央授权，他是不能做的。很快，答复来了：可以。
接下来，就是如何进去，如何安全回来，一大堆技术细节。当时政府各部门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根本组织不起进入广场的保卫力量。我建议说，是否可以去急救站调两辆救护车，装上高音喇叭，开进广场？大家认为可行。没有想到，打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一辆急救车也调不来。高音喇叭更别提，根本就找不到。大家都泄气了。
我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就问在场的统战部一位秘书长（胖胖的女同志，叫张梦娜），统战部还有没有大一点的面包车？我说，可以这样做：准备两部车，再用四幅白布，做四面旗子，两面画上红十字，两面写上“急救”、“送水” ，每辆车配两面旗。再准备点饮料、药品，混进去。阎部长坐后边一辆，我们在前边开道。她一听大喜过望，立即着人准备。手忙脚乱一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警卫局，决定从中南海穿过去，出午门、天安门进入广场。又派当时在场的刘苏里去广场通知王丹，组织纠察队。张秘书长让我指挥这次行动。她再三叮嘱一定要保护好阎部长的人身安全。
在我出此一计前，李铁映到了，表示也要同行。我们极力劝阻。我们担心他言辞强硬，出言不慎，反倒激怒学生。我曾质问说：中央为什么至今不答应学生的要求？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否定“4.26社论”。既然中央一再肯定学生们是爱国行动，为什么不能另作一个正确评价？他回答说：这个评价只能由历史来作，历史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是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出发前的送行场面颇悲壮。一大群人——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记者，还有别的什么人，搞不清楚——在楼门口热烈鼓掌送别，还有人抹眼泪。阎明复说： “豁出去了，大不了当一回中国的纳吉！” ——老实说，我没有料到他会讲出这样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心中不由暗自赞佩。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极端高涨的日子。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上车的时候，疯狂般拼命要往上挤。张秘书长大声喝斥：“记者不能去！”上去用力揪他下来。我开头把他误认作《世界经济导报》的陆一，想放他上去，但张坚决不准。我只好死拦住车门请他下去，一边向他道歉。没想到，这家伙（后来知道他是唐师曾）钻进他们自己的小轿车，居然硬挤进我们这两辆中巴中间，三辆车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中南海、天安门城楼，过金水桥，从历史博物馆前的马路开到“生命线”附近。
“生命线”，是留给急救车运送绝食学生的专用车道，神圣不可侵犯。我叫司机停车，下去对纠察队员说明来意，要求从“生命线”进入广场指挥部，让阎明复利用他们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你要是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时的场面，恐怕永远也想象不出当时那种群情激昂的气氛。那些负责纠察的混小子们也半疯了，说什么“管你是谁，什么人也不能占用生命线！”正在争执间，忽然看见人群大乱，一股人潮疯狂般涌向历史博物馆方向。我一看不好！原来是阎明复已经下了车，正往这边走。我撇下那帮混小子，转身就跑，一边大声埋怨阎明复擅自行动。
我回想起当时的惊险场面，至今还心有余悸。从此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人民群众，什么叫做群众运动，知道了无指挥、无秩序的人群有多么可怕。那天我们没有被挤死、踩死，算是运气好。我现在只要想起当时的场面，眼前就是一片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半疯狂的无数涌动的人的面孔。我想我当时几乎要急疯了。幸亏我穿了一双厚实的牛皮鞋，不然脚趾一定会踩断几根。总之老天保佑，那天总算安全进去，安全回来。那些疯狂场面我很难一一描述。
阎明复的讲话算不上精彩，但确实感人。——不是靠言辞，是靠他的人格。先是王丹、吾尔开希讲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阎的意见，但是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应该好好听一听，想一想，“因为阎明复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好共产党人。” 王丹那天嗓音嘶哑，我坐在离他三米开外的地上（大家全都坐在地上），勉强听懂了七、八成。吾尔开希带着个氧气袋呼哧呼哧喘粗气。——他一到高潮时刻一定得用上那个东西，据说是“急性心肌炎”。
阎明复说：“我代表中央领导来看望大家。看见同学们这种样子，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同学们的精神是好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你们没有权力这样摧残自己。你们都是好样儿的，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把身体搞垮了，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你们自己也要遭受痛苦。一切问题都可以慢慢商量，不必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事情的解决总要有个过程，不能太性急。你们的要求，中央一直在认真考虑，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中央政治局早就作了决议，决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帐。希望同学们尽快回到校园里去，养好身体，好好读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保证，你们可以把我阎明复带回学校作人质！如果出了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讲话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大学生坐在地上抹眼泪。不断有人高声喊口号——听不清喊的是什么。阎明复本人也很冲动，声音哽咽。我看他也快要掉眼泪了。我坐在地上，心想如果五月十三号绝食刚刚开始，热度还没上升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中央领导全都出来和学生见面，亲自作劝说工作，哪有劝说不成的？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了！怪谁？到底应该怪谁？
——我正在胡思乱想，猛然看见人群乱了起来，几个手拿对讲机的大汉围定阎明复，——后来才知道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员（马晓力后来告诉我，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往外挤。我们赶快站起来，拼了老命把手膀紧紧挽在一起，围成一圈，把阎明复保护在中间。周围的人群哭着，喊着“阎部长”，乱成一团糟。阎明复终于掉下了眼泪，气愤地说了一句：“那些人自己为什么不来绝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是指方励之吗？还是……？他大概真的以为学生闹绝食是有“坏人”在背后鼓动的。其实大谬不然。
王丹亲口告诉我，绝食这出戏完全出于偶然。是他和几个学生晚上在一个小饭馆吃饭，不知是谁先出了这个主意，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回去一呼百应就干起来了。这一切事情，上上下下全都这么荒谬、滑稽，后人听到这些一定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中国是个专门上演荒诞派戏剧的大舞台，世界第一。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合常理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群人跌跌撞撞，总算挤出了纠察线，就再也动弹不得。离停车的地方还有老远。最后还是中央警卫局的大汉们有办法，强行拦住一辆急救车，不由分说，把阎明复三把两把从后门塞进去，车门半开着，就疯了似的开走了。我们分乘原来的两辆车，从前门、北京音乐厅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人群当中挤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统战部。
这一天真把我累坏了。胡乱吃了点东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个空会议室倒头便睡。那边大会议室里，老曹和一帮人又开始和那些留下没走的学生代表谈、谈、谈！依我看谈的全是些废话。老曹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我可是早就不耐烦了。
一觉醒来，已是将近十二点钟。只觉头昏脑胀，浑身酸痛。我摇摇晃晃走出来，拐进大会议室，看见老曹还在和学生们谈着，边谈边写什么东西。我过去一问，原来是他和刘世定说好了要写的那封意见书。一共大概是四条，第二天他拿去在《科技日报》头版发表了。签名的一共十二个人，我们六个知识分子，和王丹等六个学生代表。
陶斯亮要求我们等着，先不要走。她说胡启立凌晨可能要去广场，让我们陪同。一直等到夜半将近两点，阎明复传话过来：中央正在开会，请大家回去休息吧。我回到家里已经是三点钟了。据说就在这天深夜的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被解除了职务，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
1990.1.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