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一九二九年生於捷克的布爾諾。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國。作品有長篇小說：《玩笑》《身分》《笑忘書》《生活在別處》（榮獲法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的「麥迪西大獎」）、《賦別曲》（榮獲義大利最佳外國文學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朽》《緩慢》《無知》《無謂的盛宴》。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評論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簾幕》《相遇》。此外還有一部舞台劇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靈感來自狄德羅小說《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二○二三年七月辭世，享年九十四歲。
堂吉訶德已命在旦夕，然而，「這並不妨礙外甥女吃飯，管家喝酒，桑丘還是那麼好情緒」。一時間，這句話掀開了將生活的非詩性隱藏起來的帷幕。但假如有人想更近地去審視這種非詩性呢？更仔細？一分一秒地審視？桑丘的好情緒，是如何表現出來的？他饒舌嗎？他跟那兩位女性說話嗎？說什麼呢？他一直都待在主人的床邊嗎？
敘述者，顯名思義，就是講述已經發生過的，成為過去的事件的人。但每一個小事件，一旦成為過去，就失去了它具體的特徵，成為剪影。敘述是一種回憶，也就是一種概括，一種簡化，一種抽象。生活的真實面目，生活的非詩性，只有在於現時。但如何講述已經過去的事件，還原它們已經失去了的現時光？小說的藝術找到了答案：在眾多場景中表現過去。從本體論上來講，場景就是現時，即使是用語法的過去式來講述的：我們看得見它，聽得到它，它在我們眼前展開，即時即地。
菲爾丁讓讀者在讀他的書的時候，成了聽眾，一個才華出眾的人以他講述的東西使他們屏住呼吸。大約八十年之後的巴爾扎克則將他的讀者變成了觀眾。他們注視一個屏幕（可以說是尚未誕生的電影銀幕），巴爾扎克作為小說家的高明戲法讓他們看見一系列場景，使他們目不轉睛。
菲爾丁並不杜撰一些不可能的或讓人難以相信的故事；然而，他不太在意他所講述的是否顯得逼真，他不靠現實的幻覺來讓他的聽眾傾倒，而是靠他講的內容的奇妙，靠他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觀察，以及他營造出來的奇特場景的魔力。相反，當小說的魔力存在於場景的視覺與聽覺的營造時，逼真性就成了不二法門：成為讓讀者相信他所看見的東西的必要條件。
菲爾丁對日常生活鮮有興趣（他不可能相信平凡可以成為小說的一大題材）；他並不假裝用隱秘的麥克風去探聽人物腦海中一閃而過的念頭（他從外部去看他們，並就他們的心理提出一些睿智而常常帶點滑稽的假設）；他討厭描寫，既不是在人物的生理外表上著墨（你並不知道湯姆的眼睛是什麼顏色），也不對小說的歷史背景大書特書；他的敘述快樂地翱翔於場景之上。對於場景，他僅僅提到一些他認為對情節的明晰性和思考有用的碎片；湯姆的命運所賴以展開的倫敦，與其說是一個真實的大都市，不如說更像是印在地圖上的一個圓點；街道、廣場、宮殿根本沒有描寫，甚至連名字也沒有提到。
在經歷了連續幾十年多次從根本上改變整個歐洲的那一系列爆炸性事件之後，十九世紀誕生了。於是，在人的生活中，某種本質性的東西改變了，而且後來一直如此：大寫的歷史成了每一個人的經驗；人開始意識到他將不會在他誕生的那個世界去世；大寫的歷史的時鐘開始大聲敲響，到處敲響，甚至在小說裡。小說裡，時間馬上被計量了，被標註了日期。每一件小物品、每一張椅子、每一條裙子的形狀都帶上了很快會消失（改變）的印記。人們進入了描寫的時代（何謂描寫？就是對暫時性的憐憫，對易逝之物的拯救）。巴爾扎克的巴黎就跟菲爾丁的倫敦不同；他的廣場都有名字，他的房子都有色彩，他的街道都有味道和噪音，這是一個確切時代下的巴黎，是前所未有的，後來也永遠不再有的巴黎。每一個小說場景都被上了大寫的歷史的標記（哪怕有時候僅僅是一張椅子的形狀或一套衣服的款式）。歷史一旦從影裡呈現，就不斷地塑造與再塑造這世界的面目。
小說進入了它偉大的世紀，它那個人所共知、具有幻力的世紀。在小說之路上的天空，亮起一片新的星辰。於是形成了一種新的「關於小說的想法」，並一直主宰著小說的藝術，直到福樓拜，直到托爾斯泰，直到普魯斯特；它使得前幾個世紀的小說進入半遺忘狀態（一個不可思議的細節：左拉從未讀過《危險關係》！），並使後來小說的改變成為很困難的事情。(董強/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