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66年5月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他1976年9月去世后，以他的余党“四人帮” 10月6日被抓捕为标志而宣告结束，持续了整整十年。至今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文革”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害。而由于中共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不彻底，“文革”的流毒至今未能清除。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文革”对中国迈进文明进程的阻碍，有必要一直保持对“文革”的认识、反思和批判。yibaochina.com
一、中共对“文革”的批判不彻底和认识局限性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的历史性文件。对“文革十年”给予了基本否定。《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yibaochina.com
《决议》定性“文革”为“左倾严重错误”，指出“文革”是由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yibaochina.com
然而《决议》又维护毛的权威，宣称“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就很不着调了。首先文字表达有问题。起草者应该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毛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决议》中表述的意思成了“伟人”犯错情有可愿或罪责较小。显然大人物犯错造成的后果更严重。不论是起草者的原意或错误的表述，都大谬不然。yibaochina.com
关于毛发动“文革”动机，《决议》认为是政治路线斗争。《决议》认为，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yibaochina.com
而对于“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原因，《决议》认为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二是党内和整个国家个人崇拜都很严重。yibaochina.com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yibaochina.com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yibaochina.com
二、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yibaochina.com
总的说来，《决议》对文革的认识非常局限和表面化，对“文革”的否定不彻底。这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yibaochina.com
主观上是在基本否定文革的同时，维护毛的权威和光辉形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将毛发动文革以夺回和加强权力解释止于路线斗争，将毛争夺和加强权力的私心解释为出于公心。不明确指出毛发动“文革”就是赤裸裸地争夺权力。从而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中共为夺取政权无限神化毛泽东，已将毛泽东与中共的合性绑定在一起了。彻底否定毛和文革，等于就是否定中共统治合法性。这主要由邓小平定调。他在主持起草《决议》时说，“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yibaochina.com
客观上中共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理论本身缺乏解释力。中共运用马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无法对“文革”现象认识到位。yibaochina.com
本文对“文革”的分析则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将近现代中国人接受马列主义和中共的兴起视为中国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的延续和升级，以应对西方的冲击和排除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和影响。yibaochina.com
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就是独裁者支配一切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毛出于私心，发动“文革”是为了夺回因“大跃进”失败，而被迫交给刘少奇的权力；二是毛出于公心，认为“刘邓”路线偏离了人人平等社会主义理想。发动“文革”是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中共也如此认为。或者缝合一下，认为两种动机都存在。yibaochina.com
大量事实证明，毛发动“文革”是出于私心，为了夺回和加强权力。毛泽东在推进“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后，在党内的威望有所下降。在七千人大会上党内对他表达了一些不满，被迫退居第二线。改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中共对党外却宣传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没有往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上引。反而“丧事喜办”，继续神化毛，宣扬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毛在广大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威信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这算是“党丑不外扬”吧！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将毛的威信与党的威信绑在了一起。yibaochina.com
毛退居第二线后，不再是政务和党务的主要决策者，而主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被晾在了一边，丧失了过去在党内一呼百应的感觉。例如，1964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身体不适，邓小平就建议毛就不要参加会议了。那么显然这个会议，有毛不多，无毛不少，毛没有什么重头戏。毛对大权旁落感到不适，非常不爽，于是萌生了打倒刘邓，夺回权力的想法。yibaochina.com
所谓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观点，是障眼法。如果追问毛所谓的理想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就一目了然。毛所谓的理想社会绝对不是什么人人平等，而是独裁者支配一切。归根结底，毛发动文革不仅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且更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强他作为独裁者的权力。他妄想将所有国民的所有思想和行动都由他来支配。个人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没有财产权、没有经营权、没有择业权、没有议价权、没有迁徙权、没有言论权、没有教育权、婚姻权，甚至没有选择吃什么、穿什么的权利。yibaochina.com
毛号称要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完全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欺欺人。中共建政后，即取消了国民的迁徙权。建立城乡户口制度，限制国民的自由迁徙，将国民分成三流九等，享有不同的经济待遇。将农民限制在农村，不允许他们进城。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残酷地剥夺农民的劳动果实。yibaochina.com
毛搞“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农民和市民到集体大食堂吃饭，美其名曰“吃饭不要钱”，根本不是为了实现人人平等，实质是剥夺人们自己做饭的权利、剥夺人们选择吃什么的权利；将权力介入到国民的家庭生活安排之中。集体食堂就那么几样菜，可供的选择很少，还经常吃不饱。还有穿衣，也是清一色的单调的蓝色粗布，不允许穿其它鲜艳颜色和款式的服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yibaochina.com
或许毛曾经认为在他完全的支配下，诸如搞“大跃进”和严格的计划经济和配给制度，经济和民生会更好。但结果导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铁的事实证明完全支配只能带来经济和民生灾难。但他明知这一点后，为了权力，为了支配和控制一切，宁愿让民众生活在贫穷之中。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撇去那些华而不实，层层包裹以掩盖实质的理论，毛的“无产阶级路线”与刘邓“走资派”路线分歧的实质在于毛想控制和支配一切，即使牺牲民生也在所不惜；而刘邓“走资派”则希望在中共的有效控制下，注重民生。认识到只有让国民有一定的自主权，更大的自主权，才能搞好经济和提升民生。yibaochina.com
文革中“破四旧”则是为了打倒孔子这个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这个思想权威，让国民完全听从毛这个“伟大导师”的指挥，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语录”代替《论语》。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打倒孔老二”的序幕，但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抛弃孔子那一套，孔子并没有完全被打倒。连刘少奇、林彪等中共高级干部，都自觉不自觉受到孔孟思想的影响，引述孔孟的言论。不完全唯毛是瞻。yibaochina.com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小册子中就多处引述孔子和孟子的言论。诸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吾日三省吾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yibaochina.com
而且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重新修订了他在延安整风时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党内外广泛发行。大有与毛泽东思想争锋的势头。书中当时针对王明的批评全部保留，如“他有浓厚的虚荣心，不愿埋头苦干，不愿做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明显有拿当时批评王明的言论来针对毛的嫌疑。即使没有，也会引起毛的猜忌。“文革”中，《修养》成为打倒刘少奇，批倒批臭刘少奇的重大罪证之一。毛泽东亲自下场，指名批判《修养》。1967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时说：yibaochina.com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yibaochina.com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yibaochina.com
随后，党内外掀起了批判《修养》的高潮。大量批判“黑《修养》”的文章出笼。据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仅《人民日报》在1967年到1975年间，就刊登了上百篇的批判文章。yibaochina.com
中国古人讲“天地君亲师”。毛泽东及中共是无神论者，不再敬畏天地，“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号召子女不听从父母，“亲不亲，阶级分”；号召学生造老师的反，“要做革命小闯将，不要做老师的小绵羊”。于是就只剩下毛这个“君”需要听从了，唯毛独尊，“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才名符其实。yibaochina.com
孔子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老百姓奉为“万世师表”，和毛的“伟大导师”处于同样的生态位。毛要取代孔子的地位，就必须打倒孔子的牌位。但实际上，毛及中共的许多做法与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如出一辙。毛及中共的理论和宣传中时常采用、利用和借用儒家思想；就如洪秀全宣扬“太平天国”思想也借用儒家思想一样。譬如说，“革命大家庭”，“阶级兄弟”，“爱厂如家”，“舍小家，顾大家”，都是以儒家“亲亲”思想为底色的。虽然其意图打破以血亲为基础的亲疏关系，但却比拟血亲来构建亲疏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党组织，工农联盟、群众组织和统一战线的同心圆。完全与儒家“五服”同构。中共的等级制也仍然没有摆脱儒家的“尊尊”思想。“文革”标榜破“四旧”，但“山呼万岁”，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是不是旧思想、旧习俗？“忠字舞”显然是磕头下拜的变形。也就是说，即使毛及中共采用孔子和儒家的做法，但也会变个名目变个花样说成是出于伟大导师的旨意和中共的理论。yibaochina.com
“文革”中那些响应毛号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同样不是为了什么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同样是为了得到权力。得到任意打人，任意抄家的权力。毛是魔王，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小鬼。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不愿或不能反省，认识不到自己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施暴的权力，就像现在的“爱国流氓”一样，给自己的暴行和恶行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一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些人对权力的追求则位于潜意识层面。要么欺人；要么自欺，安慰自己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最多只是手段错了。不愿意觉醒，以免受良心的谴责。至今很少有红卫兵和造反派公开承认错误和忏悔。yibaochina.com
总之，毛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所有人的所有活动都处于独裁者的计划和安排之下，完全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所有人都是毛借助于党和国家，受毛奴役的奴隶。只不过有高级中级低级之分了罢。毛泽东发动“文革”完完全全是为了权力。yibaochina.com
三、“君师合一”是“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
毛通过发动群众来进行权力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过去没有这样的先例。之所以没有先例，是因为以前中国社会不具备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过去的皇帝就号召不起群众来。而中国在近现代受到西方冲击后，经过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和现代化，至中共建政，就具备了这一基础。这一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实现“君师合一”。最高统治者不仅拥有最高的权力，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二是在现代化技术的支持下，统治者建立起了下沉到基层的管控体系，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和控制手段。这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两大成果。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毛想搞“文革”也搞不起来。因为毛是“师”，所以他的话是真理，才对群众有号召力。再者有广播报纸和下沉到基层的党组织体系，就能将毛的指示立马广泛传达到全国各地。如此，才能动员起红卫兵和造反派“闹革命”。yibaochina.com
传统中国社会，皇帝仅是“君”，拥有最高权力。但不是“师”，不是思想权威，思想权威是孔子。孔子的言论及儒家思想为统治者和老百姓所共同信奉和遵守，由儒生来传播、解释和维护。政统和道统相分离。虽然儒家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维护皇权统治，儒生也不像西方的神职人员有独立的组织体系，而寄居于宗法家族和官僚体系之中，对皇权的制约作用没有基督教会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大，但毕竟其思想体系是独立于皇权之外，不受皇权左右，对皇权有一些约束作用。社会价值的解释权不在皇帝手中，而在儒生手中。所以，过去的官员可以秉持儒家的价值理念对皇帝不遵守儒家的统治原则而谏言。而“君”成为了“师”之后，下面的官员或在野之士就没有向领袖谏言的理论依据了。最多拿未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来反对毛或向毛谏言。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用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本本主义就将不同意见堵嘴了。yibaochina.com
近现代中国人为了强国以赶走列强，排除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引进了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满足了中国人将全体国民凝聚统摄起来的需要。这就需要批孔批儒，打倒孔子这个旧的思想权威，废除宗法家族，才能结束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列宁式政党赋予了党的领袖为全社会的思想权威，党的领袖的思想就是千真万确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共在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树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权威，尊奉为中共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方针。与此相对应，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解释权就被剥夺，转移到党的领袖手中。在整风运动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知识分子被定位为为中共革命和统治服务的工具，不再拥有传统社会中读书人所具有的话语权。“反右”则是剥夺知识分子话语权的继续。yibaochina.com
另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自“洋务运动”始，引进西方的交通、通讯等现代化技术，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增强了统治者的管控手段。经济实力的增加使得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力扩大官僚体系，加上管控手段增强，就将政权体系延伸到农村基层。解决了传统社会“皇权下不了乡”的难题。传统社会，并非皇帝不想皇权下乡，而是缺乏客观基础。中共“土地革命”的实质并非阶级斗争，而是为了消灭和防止农村中产生乡绅。只有消灭了传统社会中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乡绅，才能将政权延伸到农村基层，才能让农村基层组织发挥有效作用，完全听从上一级政权的指挥，不受“土豪劣绅”的牵制。“土地革命”和“文革”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目的都是一样，旨在削弱和切断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而强化个人与国家，与领袖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则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剥夺私人财产，从而将所有市民置于中共统治的完全控制之下。yibaochina.com
中国近现代革命，完成了由“家天下”到“党天下”的转化。如果追溯得更远些，这一过程始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就建立了“君师一体”和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控制所有臣民的统治模式。只是当时这种思想还并不为精英和大众所广泛接受，组织模式不如列宁式政党高效严密，物质条件也还不成熟，而没有取得最终成功。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共产国际传来马列主义和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后，中国人如获至宝。精英们更看重的是列宁式的组织模式，能将全体国民统摄起来。至于建立人人平等的遥远的乌托邦，不过是掩饰其追求权力的野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民主科学，而是强国。其本质确实是中共所宣传的“爱国主义”。民主科学只是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大众在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号召下，也响应了精英们的主张。于是，马列主义和列宁式政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国民党因为其中坚力量大多出身于乡绅家庭，不愿革自己父母的命，革命不彻底，因而被革命更彻底的中共打败。yibaochina.com
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中国近现代革命建立起的“君师合一”的党国制，建立起党的领袖借助于党组织统国治国的政治制度，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延续和升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演变主要表现为由分封制转为郡县制，由郡县制转为党国制。如果将制度看成是函数的因变量，那中国基本的政治规则就是决定制度演变的常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君权至上”、“定于一尊”等就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未有改变的基本政治规则。只是“君”和“王”的形式或称呼有所变化，实质没有变化；只要条件具备，最高权力总是想竭尽全力控制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臣民。而技术及经济效率则是自变量；在有外部输入，得到显著提高，能提供更强的控制手段和供养更庞大的权力垄断集团和官僚机构时，导致制度的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技术及产出效率的提高，权力垄断集团的开放性和范围不断扩大，垄断集团的权力不断加强和集中，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控制范围不断扩大，控制层次越来越下沉。列宁式政党虽然是外部输入的，但切合中国政治权力总是想控制一切的需要，满足了近现代中国人致力于排除外部势力干涉的需要。yibaochina.com
四、“文革”就是一场 “伊斯兰革命”
中共自延安确立毛泽东为党的最高领袖，和树立起毛泽东思想后，不断宣传毛的英明伟大，无限神化毛。客观而言，毛确实对中共夺得政权和将中国建立为一个全能的极权国家贡献良多，贡献最大。但中共对毛的宣传有很大的虚夸成份。中共这样做是为了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其领导的革命，以夺取政权。暗示毛是“真龙天子”。没办法，底层民众还就信这个。中共宣传机构创造出大量的文艺作品，歌颂和神化毛。特别是歌曲《东方红》，称呼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广泛传唱。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广播电台和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天天不厌其烦一遍遍播放。教小学生识字，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这样中共就成为“政教合一”的政权 ，毛泽东就成了“君师一体”。yibaochina.com
毛为何采用发动群众的斗争策略可用“权力比较优势”来解释。经济学在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上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就是每个国家生产和出口那些与其它国家相比，最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以绝对成本优势为依据。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比另一国都具有成本优势，但程度不同；那么在成本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就具有比较优势，应专门生产出口该种商品。而从另一国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自己比较劣势的商品正是另一国的比较优势商品。将这个概念引入权力斗争领域，可称之为“权力比较优势”，亦即在权力斗争中，权力争夺者会采用他最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来打击对手。yibaochina.com
权力就是对他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权力由威望、功劳、人脉、资历和职务构成，不同领导人在这些方面的权重不同。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是正向关系，会互相加强，但相对独立。威望是得到承认、表彰和宣扬的功劳；参加中共革命越早，资历越长，和职务越高，人脉一般就越广；人脉有先天和后天获得之分，先天就是家庭背景的荫庇，后天则是靠个人的能力与努力建立的。一般而言，情商越高，越有助于建立人脉。而人脉越广，就更容易做出成绩和获得更高职位。能力则是获得威望、功劳、人脉和职务的重要条件，但攀升到中共高层，能力已体现在这些因素里了。而且在这个层次上的权力斗争，能力已经不太重要了，就不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来考量。yibaochina.com
那怎么才能扳到刘少奇呢？如果从党内发动倒刘，就不见得能成功，即使成功也挺费劲。因为毛和刘在党务和政务系统内各方面的权力优势悬殊不大。论功劳和威望，如果毛是满分100，刘也有70；论在政务系统的人脉，毛可能还不及刘。刘长期主管地下党组织，因而中共建政后大城市的政务系统大多是刘的人。论资历和职务，毛也不比刘有多大优势。但在军队内，毛的威望和人脉就比刘高出许多。而在群众中，因为中共神化毛，毛比刘等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威望就高出更多。如果毛在广大群众中的威望是100，刘可能就只有40。毛泽东在群众中近乎神的威望就是他相对于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最大比较优势。而在党内，中高层干部相互知根知底，对毛的迷信就没那么严重。彭德怀就敢和毛拍桌子对骂。“距离产生美”，离得近了，就没什么神秘感。yibaochina.com
因而毛选择他最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来打倒刘少奇。在确保军队稳定的前提下，利用其在全国范围内近乎神的威望，发动群众冲击各级组织。刘下面支持他的官员“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就无力支持刘的权力。于是，毛轻而易举就打倒了刘少奇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说起来，这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将毛抬上神坛的人，不说是咎由自取，那也是事出有因。yibaochina.com
可以将毛退居二线后的状态视为“教权”和“君权”的暂时分离，“文革”则是毛利用“教权”重新获得“君权”的革命，近似于伊朗霍梅尼以教主身份发动的推翻国王统治的伊斯兰革命。当然毛泽东拥有比霍梅尼更高的地位和拥有更多的资源。除了教主的号召力外，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丧失行政权力，并拥有军队的绝对支持。“文革”比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进程更容易。刘邓在“大跃进”后主持中共一线工作，注重经济和民生所推行的宽松政策，可以看成是对毛想控制一切的原教旨主义的世俗化，给予国民更大的自主权和增进物质利益。而毛的“文革”则是反世俗化，回归具有宗教情结的“政教合一”，国民的思想和行动完全一致，完全由独裁者主宰的极权社会。这个极权社会完全是乌托邦，以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为幌子，但却处处不平等而且极度贫困，只是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此而言，“文革”不仅是权力斗争，也是思想运动。但思想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和扩大独裁者的权力，剥夺国民的自主权利。所以，直接和间接，毛泽东发动“文革”都是为了权力，绝对不是为了人人平等。yibaochina.com
五、“文革”空前绝后，没有了再次发生的社会基础
“文革”通常被冠以“史无前例”。这千真万确，主要是指“文革”这种斗争方式或运动方式“史无前例”。但“文革”也是绝后的，不会再次发生。因为“文革”产生的社会基础现今已不存在，后来的中共党魁即使想效仿毛泽东发动“文革”来打倒政治对手，也发动不起来了。民众不会响应。yibaochina.com
中国人自近代受到西方打击后，特别是败于日本后，产生了很大的屈辱感。清王朝对外屡战屡败，不再能保有天朝上国的地位和荣光，不能继续给臣民提供相对于外族的优越感以补偿他们受清王朝的剥夺与压迫，于是其统治下的臣民认为清王朝失去了做主子的资格。因而增强国力，恢复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和天朝大国的地位，就成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执念和最强烈的愿望。这类似于有机体对异物侵入的应激排斥，因此非常强烈，以至于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和代价也必须将异物排除，在所不惜。yibaochina.com
于是，近现代中国人寻找各种强国的方略，什么最管用，能最快见效就用什么。最终，精英们达成要加强和集中国家权力，将全体国民动员凝聚起来才能强国的共识。这一过程的本质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是志在追求权力，而不是追求权利和自由。而且中共更进一步，将这种对权力的追求与追求超越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联系了起来，用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的崇高目标来掩盖其追求权力的真实目的。人们总是愿意接受对其行为更崇高的说辞，即使他自觉到不然。这就更增加了中共革命的吸引力。以个人主义的角度观之，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是以拒绝自由而追求权力来抵御文明。而毛泽东是这一历史进程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引领作用，因而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追随和衷心敬仰。这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能搞起来的客观基础。yibaochina.com
但“文革”的自虐式疯狂和导致的极度贫穷使得中国人极度追求权力的热情消退。共产主义的理想伪装不下去了，自我欺骗不下去了，权力与超越性理想之间的联结就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没有超越性追求，人生目标限于追求世俗的权力和物质享受。将追求权力伪装成超越性追求是一种自我欺骗，但却产生出更多的热情和疯狂。在毛泽东去世后，在党内外一定程度上对毛展开批评后，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就回复到历史上的常态，着眼于世俗的权力和物质享受。yibaochina.com
因之，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党魁，虽然也都照虎画猫搞了一个自己的思想或理论，但大多数中国人不怎么相信；仅有形式上的作用，再也不会达到毛的高度。只是形式上的“君师合一”，实际上没有“君师合一”的效果。毛之后的中共党魁，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还有现任的习近平，都没有毛在全体国民中的巨大号召力。毛是名符其实的教主和君主，而他以后的党魁，只是名符其实的君主，教主只是形式上的。yibaochina.com
“文革”虽然不会再次发生，但“文革”的流毒尚未肃清。“文革”中的错误思想、愚昧和野蛮的做法仍被许多中国人奉为圭臬。而这些“文革”遗毒对中国迈进文明是极大的阻碍，必需加以肃清。更根本地，中国人要抛弃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代之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才能迈入文明社会。yibaochina.com
2025年1月19日yibaochina.com
yibao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