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说明：6月4日，台北，在纪念1989年六四屠杀36周年的守夜活动中，一位民众将一根电子蜡烛放在地面上。图片来源：Annabelle Chih/Getty Imagesyibaochina.com
网络文化和审查制度已经打破了曾经把抗议者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来源：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25年6月4日
作者： 杨建利，学者、人权活动家yibaochina.com
今天，6月4日，是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36周年纪念日——一个既充满悲剧又充满希望的时刻。这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最终以血腥收场，这场运动汇聚了工人和学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然而，尽管许多中国人为争取民主展现出了勇气，也得到了国际支持者的声援，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运动——而且很难想象短期内还会有类似的运动出现。yibaochina.com
2022年的 “白纸运动”（因示威者举着的白纸而得名）虽然抗议新冠疫情封锁，展现了中国公众的异见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威权国家的政策，但这场抗议缺乏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识形态深度、组织结构和系统性抱负。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反应，与其说是重新定义中国的政治未来，不如说是结束具体的苦难。1989年的精神至今仍未复兴。yibaochina.com
当今中国为何缺乏同等规模的草根民主运动，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国内、国际、技术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抑制了此类运动重新兴起的必要条件。yibaochina.com
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其非正式的“面包换自由”政策。1989年残酷镇压之后，中共明白，单靠严酷的镇压无法维持其合法性。经济增长是关键因素。yibaochina.com
通过实现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并打造城市中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达成了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用经济机会换取政治服从。经济改革早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前就已启动，并在许多方面帮助创造了促成这场运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但当时，一种普遍的看法——大多数公众，甚至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关键决策者也认同——是政治自由化将紧随经济改革之后，甚至与之相伴。在这种理想主义氛围中，很少有人认识到，更不用说接受“面包换自由”这种交易了。yibaochina.com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和隐含的新协议发挥了作用。中国精英阶层——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技术官僚——的吸纳是关键。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成为体制的利益相关者，而非挑战者。知识精英，包括大多数1989年后涌现出来的企业家，最初都是理想主义者。这其中就包括大学生，他们视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这种信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了西方民主的现实，并受到民主和人权理想的激励，中国年轻人坚信民主应该是中国的未来。yibaochina.com
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发达国家时，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尽管享有公众的尊重，但在中国的分配制度下，他们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回报。这种不公之感在他们内心深处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但随着他们从新的经济秩序中获益，许多人改变了立场。曾经由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运动，发现自己失去了天然的基础。那些曾经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抗议的人，现在更加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yibaochina.com
在国际上，中共采取了“市场化一切”的战略：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作为筹码，来压制批评，并阻止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yibaochina.com
受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的诱惑，外国政府和企业往往优先考虑进入中国市场，而非倡导价值观。例如，西方国家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且没有任何人权条件。雅虎于2004年向中国当局移交了记者兼诗人师涛的个人信息，导致他被捕并被判刑。领英（LinkedIn）在中国一直审查政治敏感的个人资料和帖子，直至2021年中国退出市场，并明确遵守当地的审查法律。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苹果公司从其在中国的应用商店下架了各种应用程序（例如VPN和香港抗议时用的工具）。yibaochina.com
尽管个人——活动人士、异见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一直在发声，但他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却日益孤立于权力和政策之外。因此，中共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很少能够持续或有力地帮助中国重燃内部民主的势头。yibaochina.com
中国共产党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即使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也能保持到2020年——这转化为其强大的执政合法性。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稳定的守护者，更是中国崛起的缔造者。yibaochina.com
这种合法性因民族主义的言论和历史记忆而得到强化。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遭受外国列强的羞辱经常被提及，而中国共产党则将自己描绘成抵御混乱和西方压迫的堡垒。在这种叙事中，民主并非普世价值，而是一种外国强加的威胁国家统一的东西。yibaochina.com
1989年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或许是信息技术革命。在中国，这促成了一个全民监控国家的建立——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和记者凯·斯特里特马特，称之为“数字独裁”。yibaochina.com
在科技资本的全力支持下，中共部署了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数据分析和大数据整合技术，以追踪、审查和压制异见。中国如今不仅监控公共空间，还监控私人生活、数字习惯和网络言论。当局监控手机使用情况，包括通话、短信、应用数据和地理位置。微信和支付宝等应用程序已融入日常生活，并受到严密监控。用户分享政治敏感内容，即使是在私人聊天中，也可能被追踪、审查或处罚。yibaochina.com
在新冠疫情期间，尽管最终证明成本难以承受，但在城市的个人仍受到严密追踪，以确保遵守不断变化的法规。数字匿名几乎不可能实现；每部手机的唯一标识符都会被记录和监控，在高度紧张时期，警方还会在街上检查个人手机，查找非法内容。yibaochina.com
这种基础设施的效果不仅是惩罚，还促使改变。无处不在的监控和审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甚至思想。yibaochina.com
仅仅是对审查制度的预期就会改变公众言论，并形成关于什么是可以安全思考或说话的内部概念。yibaochina.com
中国数字时代和中国媒体计划的访谈显示，许多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使用暗语、讽刺或沉默——有意识地调整言论以避免被标记。这逐渐形成了内心的红线，人们将当局关于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危险的逻辑开始内化了。yibaochina.com
微信、微博、抖音（TikTok的中国版）、哔哩哔哩和知乎等平台部署了人工智能算法，旨在优先显示亲政府、民族主义、消费者导向和娱乐性的内容，这不仅是为了压制危险思想，也是为了助长民族主义、消费主义和冷漠。异议变得既危险，也越来越难以想象。yibaochina.com
然而，对于基层民主动员的缺失，还有一个更微妙但同样有力的解释——社区本身性质的转变。近期的一些分析，例如德里克·汤普森的《反社会世纪》和 马克·邓克尔曼关于人际关系“缺失的中间环节”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他们的论点虽然以美国社会为中心，但也揭示了中国及其他国家日益明显的现况。yibaochina.com
传统的草根民主运动依赖于密集的中间环节关系网络，例如邻居、同事和同学——熟悉但不亲密的人。这些纽带创造了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参与。它们使得线下聚会、共同诉求和基于信任的组织成为可能。yibaochina.com
天安门运动的骨干是北京的大学生，工人也加入了进来，抗议活动随后蔓延到其他城市。他们并非一个紧密联系的单一群体，而是通过“中间环节”联系在一起：同学、学生会同事、宿舍熟人以及校园里的同龄人。在那个年代，实体的“中间环节”聚会更为常见，也更具影响力，例如集体看电影、共同观看新闻以及全校体育比赛。大规模讨论只能面对面进行。yibaochina.com
与线下聚会相比，线上交流在产生同等程度的情绪感染、共同热情、基于信任的协调、集体信心（源于人数优势）以及横向团结方面远不及线下聚会。而这些正是将共同的不满转化为集体行动的条件。中间环节的关系创造了集体行动所需的信任门槛：“如果我看到同学或同事去，我也会去”，或者“如果我邻居的儿子在游行，那就不会太危险。”yibaochina.com
如今，中间那一环正在逐渐消亡。数字生活更青睐于核心圈（通过私人聊天与亲密朋友和家人联系）和外圈（因意识形态或爱好而聚集的虚拟群体）。但中间那一环——城镇广场、公共论坛、教室、社区中心——却越来越少。在中国，数字生活不仅碎片化，而且受到监管，这种结构性侵蚀的破坏性甚至更大。yibaochina.com
远程、依赖手机和屏幕的文化将个人原子化。人们生活在精心策划的数字泡沫中，这些泡沫并非由亲近感或共同的公民生活所塑造，而是由算法逻辑和意识形态的回音室所塑造。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推动民主变革运动所需的宽容、团结和相互问责几乎变得不可能。yibaochina.com
一场新的天安门式运动未能兴起，并非勇气的缺失，而是多种力量的汇合——威权战略、经济合作、全球共谋以及社会生活的深度技术重构——抑制了大规模民主动员的可能性。yibaochina.com
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了希望。yibaochina.com
如果民主运动想要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重生，就必须认真考虑新的形势。他们必须重新探索重建公民生活中间环的方法，在碎片化的数字环境中凝聚力量，并制定新的战略，不仅要复制过去的模式，更要重新构想在人工智能时代（主要由监控和屏幕定义）的抵抗力量。yibaochina.com
当我们缅怀36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做出牺牲的先烈们时，我们也必须思考如何将他们的愿景传承下去。yibao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