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号 学术严选
这篇题为《A Few Bad Apples? Academic Dishonesty, Political Se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in China》的研究，从一个看似“学生层面”的问题切入：学术不端到底只是个别“害群之马”，还是会在很长时间里，悄悄改变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作者关注的是一个核心命题——个人诚实是否会影响政治选拔和制度绩效，并以中国这一同时拥有庞大高等教育体系和公共部门体系的国家为研究现场。
论文的第一步，是把“论文抄袭”变成一个可度量的诚实指标。作者基于中国公开的毕业论文制度，收集了约 50 万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利用先进的文本比对算法，对每一篇进行“全库查重”，不仅识别简单的复制粘贴，还尽可能剔除正常引用和公共文本，从而构建出一个细致的抄袭度量。简言之，每篇论文都被赋予一个“抄袭分数”，代表其中非正常重复的比例。下图可以用来示意这一查重流程和样本构建。
但抄袭分数真的能反映“长期的诚实水平”吗？为此，作者与国内一家高端法律服务机构合作，在一次精英岗位招聘中，对申请者做了一个设计精巧的“诚实实验”：应聘者需上传自己的硕博论文（用于后续查重），同时参与一个带金钱激励的掷骰子任务——系统看不见真实点数，奖金却完全取决于他们“自报”的结果。研究发现，在该实验中更倾向于“多报一点”的人，其论文抄袭分数也系统性更高，而自陈的价值观、人格问卷等主观指标，与抄袭行为的关联反而较弱。这一结果为“论文抄袭作为不诚实行为指标”提供了外部效度支撑。
这篇题为《A Few Bad Apples? Academic Dishonesty, Political Se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in China》的研究，从一个看似“学生层面”的问题切入：学术不端到底只是个别“害群之马”，还是会在很长时间里，悄悄改变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作者关注的是一个核心命题——个人诚实是否会影响政治选拔和制度绩效，并以中国这一同时拥有庞大高等教育体系和公共部门体系的国家为研究现场。
论文的第一步，是把“论文抄袭”变成一个可度量的诚实指标。作者基于中国公开的毕业论文制度，收集了约 50 万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利用先进的文本比对算法，对每一篇进行“全库查重”，不仅识别简单的复制粘贴，还尽可能剔除正常引用和公共文本，从而构建出一个细致的抄袭度量。简言之，每篇论文都被赋予一个“抄袭分数”，代表其中非正常重复的比例。下图可以用来示意这一查重流程和样本构建。
但抄袭分数真的能反映“长期的诚实水平”吗？为此，作者与国内一家高端法律服务机构合作，在一次精英岗位招聘中，对申请者做了一个设计精巧的“诚实实验”：应聘者需上传自己的硕博论文（用于后续查重），同时参与一个带金钱激励的掷骰子任务——系统看不见真实点数，奖金却完全取决于他们“自报”的结果。研究发现，在该实验中更倾向于“多报一点”的人，其论文抄袭分数也系统性更高，而自陈的价值观、人格问卷等主观指标，与抄袭行为的关联反而较弱。这一结果为“论文抄袭作为不诚实行为指标”提供了外部效度支撑。
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论文数据库与多源行政数据进行大规模链接：包括国家公务员系统、法官与律师名录、企业信息以及相关人事记录等，从而追踪这些曾经的研究生在毕业后的职业去向与晋升轨迹。研究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政治选拔上的负向筛选”：整体来看，抄袭分数较高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并成功进入公共部门，相比进入企业或其他私营部门的同届同学，进入政府机关、司法系统等岗位的概率显著更高，而这种现象在权力密集、裁量空间较大的部门尤为明显。
更进一步，在已经进入体制内的群体中，学术不端与“谁升得更快”同样存在关联。 作者比较了同一批次、同一机构、资历和背景相近的公务员或法官，发现论文有较严重抄袭记录的个人，在控制年龄、学历、任职年限等因素后，获得晋升的概率显著更高。这意味着，公共部门不仅在“入口”上偏好不诚实者，在“晋升通道”上也存在对这类个体的结构性“奖励”，从而放大了他们在关键岗位上的影响力。
当“不诚实的人”掌握裁量权，制度绩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作者重点考察了司法系统这一具有代表性的领域。依托中国裁判文书公开平台的大样本裁判文书，并利用同一法院内部近似随机的案件分配规则，研究比较了“由有抄袭史法官审理”与“由无抄袭史法官审理”的相同类型案件。结果表明，前者更倾向于作出有利于政府、国企或大公司的判决，这类案件的上诉率更高、裁判文书理由更为简略，且更频繁地依赖自由裁量条款，整体裁判质量指标较差。当庭审引入网络直播、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时，这种偏袒效应显著减弱，说明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能力不足”，而是“有选择地滥用裁量权”。
作者还揭示了不诚实行为的“外溢效应”与社会规范机制。 一方面，新入职法官通常需要在“导师团队”中跟案学习，跟随有抄袭史导师的年轻法官，在日后的裁判中更倾向于复制同样的偏袒模式，显示出“坏规范”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当有抄袭史的律师与有抄袭史的法官在同一案件中相遇时，其当事人的胜诉率显著提高，而诚实律师并无类似优势，这提示“同类相吸”的隐性合作可能在制度内部形成。
最后，论文把视角拉回到教育制度本身，讨论“能否通过制度设计纠偏”。 中国高校在 2010 年前后以错峰方式陆续引入知网等查重系统，统一的“技术门槛”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在高校之间呈现出一个分期、渐进的推广过程。作者利用这一时间差，构建类似“分批试点”的研究设计，发现：在学校引入正式查重并设置明确“红线”之后，论文抄袭分布整体向下移动，高抄袭段显著收缩，学术不端的总体水平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毕业前经历过更严格查重制度的学生，进入公共部门后，在司法裁判等行为上的“不当偏袒”也略有减弱，呈现出职业行为的边际改善。这说明，尽管部分合规可能是“被迫”的，但长期的规则约束与技术监管，仍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更高的职业诚信。
综合来看，这篇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校园到官场、从论文到判决的完整链条：学术不端不仅是个体道德层面的“污点”，还会通过政治选拔、晋升机制和组织规范，系统性地影响公共部门的用人结构和制度表现。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一证据强调了两点：其一，教育阶段对学术诚信的严格监管，不仅关乎学术共同体的纯洁性，更关乎未来公共治理质量；其二，在公共部门的选拔与考核中，将“诚实”和“廉洁”作为可被认真对待、可被制度化考核的维度，或许与考察能力、学历同样重要。换言之，建设高质量的国家治理体系，可能要从“看见一篇论文背后的诚实程度”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