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两张新闻照片，使我激愤，一张是报道关于中国西南干旱情况的，画面上仅有一个欲哭无泪的孩子，站在一片龟裂的农田里，无奈地思索；一张是关于山西矿难的，直击的是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抢险救援现场，有两个哭喊着的妇女，伸出求援的双手，向空中愤懑地抓去。由此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正在倾斜，听到了她们撕心裂肺的拷问，这一切为何能够同时发生，二者之间有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如何避免类似灾难的降临？中国将滑向何处？
当稚气未脱的农家孩童，紧盯着干裂的土地之时，山西王家岭矿难现场，正被世界媒体所聚焦，官方说，现在抢救井下受困的矿工要紧，其它问题会在事后查清责任依法论处，不过，我认为，与以前每一次突发事件一样，矿难早已开始，始于平时官员对劳动人民生命价值的蔑视和冷漠。媒体报道说，有熟悉井下作业区的矿工透露，“其实，出事当天能出来的都出来了，目前仍然被困井下的153人生机渺茫。让矿工们愤怒的是，出了这么大的矿难，领导们却跑得无影无踪。”这一细节，似乎近似荒唐，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却跑得不知去向，但这也符合现有管理体制的情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多名矿工向记者表示，早在事故之前的3月25号，矿方人员就监测到了煤层有水，并将这一情况向上面作了汇报，但并未引起领导的重视。
这是因为，象这样职工众多的国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实质上是分离的，总经理名义上代表着国家在管理企业，并对工人的生命财产负责，但他究竟能否尽责到底，全凭个人的品质，形同虚设的党团工会等都是摆设，不能起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我以前采访过黑龙江省许多类似煤矿企业，了解那里的情况。当然，有的矿业老板还是不错的，对事业是比较负责任的，但从整体上来看，缺乏制度上的监督，总经理往往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他只顾个人捞钱，大部分时间耗费在酒桌上，吃喝玩乐，招待上级，根本无视底层矿工的生存问题。结果就造成类似王家岭这样的矿难屡屡发生。
有关本次矿难的报道说，3月28号上午11点，当班矿工在掘进中再次发现煤层渗水，当时就向井上调度室报告，“但一个副经理说，你们干，没事”。到13点40分左右，透水事故终于发生了。据矿工们反映，一直到下午4点，不仅连一个救援队都没有赶来，而且，有升井后的工人赶到项目部和调度室去找矿领导时，却发现 “一个领导都找不到了”。矿工马文战说，大约下午3点左右，还是队友曲波借了他的手机拨打的120电话，当时从接警人员的反应看，还不知道矿上已经出事了。由此可见，有关矿业安全的厂内管理和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均已处于瘫痪状态。这正是制度上的巨大漏洞使然。
报道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却没有一个人管，领导全跑光了，所有的工人都被激怒了”。据悉，到28号下午3点多，100多名矿工聚集到一起，将项目部、调度室和会议室的门、桌子以及玻璃全给砸烂了，以此来泄愤。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平时，这几个地方随时都能找到领导”。马文战告诉南都记者，如果矿上重视，几次预报险情都能及时处理，尤其是28号上午发现险情之后，能够果断停工的话，可以说这次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情节已充分说明，不光是总经理对突发事件失去了责任感和应变补救措施，而且管理层的各级干部均犯有渎职罪，实际上按道理讲，象煤矿这种产业，最重要的不是挖多少煤，创造多少效益，而是人的生命，只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尽可能狠抓生产，故平时就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前矿上的领导都是这样讲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因为没有一套有效的劳动保障制度和体系以及忠于职守的人，社会上没有，厂里也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被上级任命的总经理的个人品质的推动操控下，辛勤劳作的。
笔者积十几年新闻采访经验，曾在不同的省市看过情节大同小异的矿难，总之，我摸清了两种矿难发生的原因，一种是国营企业，如上所析，它的主要弊端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前者是“空壳”，是“符号”，后者是“专制”，是“人祸”。另一种是个人承包或联营性质的，矿主以各种名目拿到采矿权，贿赂官员是“秘密武器”，一旦得到了支配工人劳动力的便利，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赚钱，捞回成本，视工人们的生命为草芥，当媒碳生意看涨的时候，他们比传说中“半夜鸡叫”的地主周扒皮还厉害百倍，他们和主管矿业的政府官员相勾结，以各种蔑视和践踏生命的方法榨取工人的血汗，毫不在乎死人事件的发生。比如，在黑龙江省，由于民工大都没文化和技术，到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大量涌入矿业从事这种高风险的采煤业，而且有的世代相传。既便是这样低劣的所谓“煤黑子”工作，也竟争十分激烈，故矿主抓住职工别无选择，求职心切的心理，就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压低薪水，另一方面还尽可能长时间地拖欠工资，“打白条”。1997年我到黑龙江省鹤岗煤矿采访时，听到工人们愤恨地说，由于煤卖不出去，或卖得价格不高，矿上总是不开工资，工人生活无望，但煤照常挖，矿领导照吃照喝，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经理姓张，工人没办法，骂他“张不开”，我提出采访张总，他的办公室人员笑着对我说，他嘴都张不开了，咋见你啊？。。。。。。可见，矿业领导人对工人温饱和记者反应他们诉求的漠视，达到怎样一离谱的程度！我想，每一起矿难，都和工厂的所有制体系与上级任命的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行堕落有关。
更为最悲哀的是，由于整个社会都已被官员们淡化了人权的重要性，人们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指标，特别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全看钱财占有多寡，具体落实到一个企业，就造成矿厂的总经理只抓生产，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矿工只顾养家糊口，不忧灾难的隐患，久而久之，他们对自已应有的生命权也相当淡然，再加上没有独立的工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大部分矿工一生只能随波逐流，过一天算一天，完全没有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及尊严。眼下受困井下的矿工就是这样，他们稀里糊涂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对此，许多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每一起矿难背后几乎都有“人祸”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成了一条反复被证明的规律。刚刚发生的山西乡宁县王家岭煤矿事故又是如此，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而“人祸”中的主体就在各级冠冕堂皇的领导者当中。当山西副省长李小鹏3月27日训斥下面的官员——吕良市安监局长张志刚，太原安监局长杨志凌等，参加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迟到早退，不负责任之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已也是其中权力欠缺合法性的一员，道理非常简单：中国如果官员是民众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象王家岭这样的矿难，难道辞职的仅仅应是地方基层官员吗？难道选民还会给李小鹏斥责它人，王君第二次流泪的机会吗？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西南干旱和山西矿难的内在联系，它的对接点都在现有的政治体制里，我们无法用僵化的体制去约束官员或老板真正地关心人民的生命，而打破它又无能为力。所以才出现了上述的100多个工人砸碎玻璃，捣毁工厂门窗的非理性举动，这是一个未来中国的缩影，它3月27日在云南昆明也刚刚发生过，即我所说的“中国的倾斜”。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醒世良药！中国如不尽快进行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上的“龟裂”和政治上的“矿难”，将可能葬送中华民族的前途。到了那一天，中国龟裂的土地上只剩下一滴水，就是统治者的眼泪！
2010年4月2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