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重读1949年前中共政论
“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这是毛泽东在1944年6月12日于延安答中外记者团时的讲话中说的一句话，今天读来尤感真切！这句话显然不仅针对昨天1944年的中国，而是针对2011年的华夏。这句话是否是毛泽东的即兴之言，是否不代表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集团当时对中国时局的整体性认识呢？对于了解毛泽东及其统治集团于中共建政后的表现而言，提出这种质疑显然不是偶然。然而只要我们细读中共民主革命在延安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看看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新华评论，那些领袖们的讲话，就会发现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与人类当时及今日对民主普世价值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而对民主的追求是那时的核心价值，主导着那时的一切工作。就此而言，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是为实现人类普世民主价值的革命，是以民主为动员与凝聚来取得成功的革命。
为什么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袖集团对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性认识？对此，我们只要粗读当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一批领袖们对民主问题的讲话与代表当时领导集团声音的新华时评，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在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的讲话中，主题就是《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文中开宗明义：“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接着毛泽东不仅指出中国缺乏民主，而且将民主在各个领域中应该怎么推行及推行的作用意义也阐述得清清楚楚：“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同时毛泽东还对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也作了极为精辟的阐释：“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 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不仅如此，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集团还在抗日战争中结合中国情况认识到民主与国民素质的辩证关系，对当时封建专制意识下提出的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推行民主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如在《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由此可见，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领袖集团对民主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无论民主实现对中国社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民主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还是民主与国民素质问题，中共领导人都作出过深入的探讨分析，都达到了对人类民主普世性价值的认识水准，都具有了对民主普世价值的理念。从目前能够看到的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集团内部及与世界现代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不存在什么大的分歧，即对民主有着普世价值的认同。
正是基于这种对民主普世价值性的认同，使中共领导集团很好地团结起了那个时代的国民，将那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士凝聚到了自己的旗下，并进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从而使他们在对日抗战上与对国民党内战上，奠定起了最终获胜的基础。诚如毛泽东所言“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是民主的旗帜使中共翻越了诸多艰难险阻，度过了诸多危机厄运，最终获得了夺权的胜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充分利用民主激活社会、凝聚民力与民财、唤起社会新生希望的胜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巨大号召力、动员力与凝聚力。
然而，中共获得政权后，随着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先后推行了一系列违背民意的政策，先土改、镇反，再反右，再大跃进，再文革，现“六四”屠杀，再镇压信仰团体与结社群体，最后打压普遍维权民众等等，一系列运动给这个民族带来一次次浩劫。而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文革之后中共自身对那几十年的历史总结，可以看到因为个人崇拜的盛行，因为缺乏民主的监督，使领袖个人意志凌驾于统治集团与全民意志之上，从而导致这种无休无止的社会灾难。邓小平当年复出后的深切感受就是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1981年6月，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通过规划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路径，准备一步步将中国引向民主制度建设。然而，随着八九年对民主运动的屠杀，中共统治集团中顽固势力发起了对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猛烈清剿，从学术思想界到政治权力界，一切拥有现代民主理念的人都被打压，被清除出官僚体制，或者一批德操高洁者毅然决然与统治顽固势力划清界限而投身民间公民社会建设中。如此一来，中国统治集团日益远离了民主革命时期领袖们的理想追求，而转变成了曾经民主革命时期反对的对象。
对于中国今天是否民主，这在民间及国际社会已有定论，但是中国统治集团一直坚称自己在稳步推进民主，甚至有人还大言不惭地抛出中国今日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更有甚者还有人宣称中国是世界人权最好的，其中当然也意味着最民主了。在这样的立论支撑下，中国今天不仅抛出“特色”，而且还创造了“模式”，进而使“中国模式说”甚嚣尘上！
中国今天是否真如掌握话语权者所宣讲的拥有民主且创造了模式，实现了前辈们追求民主的理想呢？我们只要从对待民主革命领袖的言说中就可以得到明证。历史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后，一个民主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居然将民主革命时期的宣言列入禁文，对于搜集1949年前中共民主革命时期领导集团言论与代表当时集团追求的社论与时评的书——《历史的先声》进行查禁，对于搜集整理该书的学者笑蜀先生百般刁难，刻意打压，最近索性让他“学术休假”。这种畏惧民主革命时期言说的行径，是最好的对今天中国是否现实民主的注释。同样，在民主革命时期被毛泽东及其领袖们所批判的那些“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民主要服从统一”、“民主就会不稳定”等等论调，再次成为统治者的日常话语，成为官方喋喋不休的舆论说教，也让人一眼就看到，中共曾经反对的东西已经成为今日统治集团祭起的“救护神”。
对于中国今日是否民主的问题，我们不仅通过中共对待民主革命时期言说的查禁可以看出，而且现实中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与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因为权力失责而导致泛滥的假商品、毒食品，以及日趋严重的官僚腐败，都一再揭示出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中国社会整体性危机已经到来，而导致这种全局性危机的根源，正是中国社会民意没有表达途径，民主没有得到保障，权力缺乏应有监督，公民权利的失守与公权力的肆虐造成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诚如《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答读者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由此可见，扭转中国危局的根本，显然就是落实公民权利，实现真正民主，使权力运行在其应有的范围内，即实现宪政民主！
对于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这绝非一个新的追求与目标，而是前面已经看到的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领袖一再宣示的既定目标。面对中国今日百病缠身、沉疴溃疡的状况，中共统治集团中一切良知未泯之士，应该大胆接续中共民主革命时期领袖们所追求的理想，高擎落实宪政民主的大旗，在中国大胆厉行民主改革，以实现中共创始者们的蓝图、宏愿！
2011年4月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