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识别两种网络“反对派”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传统意识形态名誉扫地，何新是最早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试图以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替代品的第一人。但是，何新并非中国法西斯运动的战士。他不是像墨索里尼、希特勒、北一辉那样诉诸于群众，而是把自己的内部报告“献策”于李鹏、王震，并为自己牟取了“全国政协专职委员”的特殊官位。因而，当何新文章1990年在《人民日报》大幅连载时，他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
1992年以后，“专政右派”垄断了政权，大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当局通过打压与收买的两手政策，在高等院校夺回了一度丢失的话语霸权；“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大变动和大改组，中美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冲突日益频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法西斯主义作为替代共产主义的一种选项，逐渐获得了一部分群众的支持。
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舆论界出现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广播、电视、党报社论中的“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市报和期刊编辑群体推崇的宪政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网络言论中盛行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里面夸大了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网民中的份量。
首先，网络的发帖和点击数量并不能真正代表网民的民意。中宣部、新闻办、网管、“五毛”是网络生态的掌控者和调节者。宪政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与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并不是在一个公平的擂台上，前者的帖子大部分被“河蟹”——自动过滤和人工删除了，后者的帖子才会显山露水，取得表面上的优势。
其次，有些人还不善于辨别网络“反对派”的不同话语。反对“主旋律”话语的声音，肯定是网民追逐的热点。但是，宪政民主主义的“反对”与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虽然有一定的重叠，但大部分的反对目标是不一样的，而有些人却把二者混同了起来，一概视之为“民粹主义”。前者主要是“反专制”、“反垄断”、“反权贵”，后者主要是“反精英”、“反叫兽”、“反黑律师”等等。
“精英”在1980年代本来是个褒义词，“六四”以后，由于当局屡屡攻击“动乱精英”（或简称“精英”），而在官方语言中成为贬义词。网络上的法西斯攻击“精英”，不过是拾李鹏、陈希同之流的牙慧。他们一方面贬低和谩骂“精英”，一方面又拼命推崇和神话“精英中的精英”、“千年一遇的伟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中国法西斯分子很像他们的日本前辈北一辉，一方面攻击财阀、官僚、政客，一方面又把“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的“号令者”天皇身上。
某些为权贵辩护的文人学者，为民众所唾弃。通常把这种人叫做御用文人，鲁迅将其称为“帮忙”或“帮闲”文人，1980年代有个别号叫“歌德派”。网络上的法西斯不用这些约定俗成的名称，而是一古脑儿地攻击“叫兽”。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仅仅抨击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专家教授，他们是在打击整个儿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尤为痛恨揭露毛泽东历史罪恶的敢言者），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反智主义”。
“捞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1980年代就已经屡见不鲜，而当时律师的队伍和能量还很弱小。即使律师行业发展了，他们之中的卑劣者最多也只是扮演一个二传手和中介人的角色，“捞人”的关键环节是在公检法司机关及其官员。网络上的法西斯不是把矛头对准公检法司的当权派和他们的总后台政法委，而是对准所谓“黑律师”，旨在抹黑整个律师界。笔者曾说：“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联系到网络上的法西斯曾借个别记者的劣行大肆攻击“黑记者”，不难识破他们打击律师和记者的苦心孤诣。
宪政民主主义者着重反对体制的弊端；当他们把矛头指向人的时候，一定是指向最高领导集团和各级党政机关的当权派。法西斯主义者则着重反对某些社会阶层，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中等阶层的自觉先锋队——律师、记者、公共知识分子等；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当权者，他们或者奴颜婢膝，或者心存侥幸。他们集中火力打击“精英”、“叫兽”、记者、律师以及民营企业家等，是要为他们所心仪的“铁腕”领袖鸣锣开道、扫除障碍。这与纳粹分子把矛头指向“为富不仁”的犹太人，完全是一个路数。
当人们要从对外方针上识别网络法西斯的时候，只须抓住一个关键词——战争。反美和反全球化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标志。反美，既包括反对美国的体制，也包括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世界上很难找到不反美的人；等中国崛起了，也将很难找到不反华的人。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法案；海外民运人士反对奥巴马政府对中共绥靖的路线；沿海地区的民营资本家反对奥巴马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政策。反全球化更是全球形形色色的左右翼力量的共同呼声。赞美战争，呼唤战争，鼓吹“战争不可避免”、“中美必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扬言中国人“不惧怕核战争”、“准备好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这就是标准的法西斯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年前，只有个别的军人发表好战言论，而到最近一两年，公开鼓吹战争的军人已经成十上百，如“过江之鲫”。随着亦文亦武的“元老”的逝去，现役军人与政府的对外政策唱反调，文人政客控制不了独立的军部，大校和少将“下克上”，平民法西斯与中下层军人中的法西斯相结合，这些正是当年日本的“经典法西斯”现象。
四、新生代领导人的政治抉择
司马迁说，世道三十年一变。经过毛泽东的三十年和邓小平的三十年，现在又到了变迁的时代。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驾驭时代的能力。邓小平去世后，权力落入工程师和辅导员们的手中。他们只想把现有体制这部机器运转好，别在我手里散了架，就满足了。当今的领导人是体制塑造出来的人，而不是塑造体制的人。他们没打过仗，没搞过地下学运，没当过造反派，没下乡插过队；一贯谨言慎行、战战兢兢，“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现在要他们对权贵集团和官僚机构下狠手，即使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有这个胆也没有这个能耐。他们擅长的只是作秀和包装。
当局的大智囊郑必坚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话说得很漂亮，但是宪政民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不买账。面对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局面，不开放报禁，让独立媒体“揭黑幕”，不实行普选，让普通民众用选票来维权，肆无忌惮的权贵集团怎么可能向底层让步，社会又怎么可能实现和谐呢？当“民主和平论”成为学界主流，不包括中国的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逐渐形成，以“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取代联合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坚持“专政”的“中国模式”，能够把“战略机遇期”的“暂时和平”变成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吗？
过去毛泽东可以在紫禁城里自吹自擂，自说自话，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资源出口国，你可以出口一斤稻米换两斤小麦，也可以给老毛子很多农产品和矿产品换军火。但是现在中国是个资源进口国。当年导致日本向美国开战的因素，一个是废钢铁，一个是石油；现在这两样中国都已经被世界经济攥住了。《财经》杂志的一篇特别研究报告说，将来中国需要10亿吨钢，现在铁矿石已经是50%靠进口，那会儿只剩下20-30%的自给率。石油也是一样，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国。专制的中国能不能与民主国际长期和谐共处，保证自己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资源、市场和技术，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民主的印度拥有航母，国际上认为是很平常的事；专制的中国要造航母，“中国威胁论”就甚嚣尘上了。为了让别人不以自己为敌，一种意见是改变自己，像印度一样成为民主国际的一员；另一种意见是改变别人，让“拳头”来说话，打遍天下无敌手。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世界正在重新打量中国，反思过去几十年“和平演变”战略的成败，而当下中国的领导人，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却不具有战略性选择的意愿与能力，只会萧规曹随，重复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话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但是下一代领导人就不一样了。多年来，笔者一直在讲“代际政治”，强调代际之间的政治差异。由于教育和经历的不同，新一代领导人中将会出现不同于工程师和辅导员类型的政治家，出现有强烈政治抱负乃至政治野心的政治家，出现打民意牌的政治家。然而，在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下，既可能出现走向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也可能出现崇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家。人们切不可认为，中国只要出现变化，就一定是好的变坏。变好，还是变坏，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国人永远要保持警惕。
当一个国家的国力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时，与老大的摩擦就会频繁发生。历史经验表明，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舆论还是政客，都很容易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希特勒当年曾说：“德意志要么成为世界强权，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写手也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一个霸权国家，要么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并表示“我宁愿选择前者”。如果只从网络上看，这种言论比比皆是。
在专制国家中，政治人物很容易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舆论所欺骗。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迫于他要求实现“大跃进”的压力，下面层层加码，喜报频传，把毛泽东也搞晕了。他在1958年5月称，“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又加了码：“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结果乐极生悲，导致大饥荒、大灾难。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同样会被中宣部控制下的网络生态欺骗，以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最强势的民意。
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
今天，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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