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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