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赤祸

国际共运,百年赤难。今年正值中共百年,还真该好好梳理总结一下中国赤祸,这项工作目前自然还只能在海外进行。寰内至今没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恰恰正是中国赤难“标志性建筑”之一。

今天评说马克思主义已非百年前瞿秋白的“隔着纱窗说晓雾”[①],失去未来时的朦胧,共产赤说原形毕露,赤旗不再新艳。更重要的是:今人已能捏着结果下结论,实践检验“真理”,最硬的论证。2018年10月,白宫官方推特帐号发文:“抛开政治不谈,社会主义应丢入历史垃圾箱。”[②]

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勃兴百年,除了彼岸“时间差”,还有一些鲜亮外衣——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大公无私、终极解决所有社会矛盾……尽管岁月鉴伪、赤祸证邪,但追溯吾华赤难之源,必须溯及马克思主义,必须剖挖赤色谬根。尤其对“墙内”大陆同胞,“金盾”网络风火墙长年阻隔海外正能量信息,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大饥荒,“80后”、“90后”有的甚至不知文革,进入暮年的知青一代也不清楚共产主义歪在何处,更不认识“民主自由”,狭隘民族主义泛滥,小粉红分贝尤高。大陆意识形态,如今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颠覆价值序列 

任何社会制度实为各项价值之排序。所有颠覆性革命均始于否定既有制度合理性,而否定的核心,即在于颠覆性重码社会价值序列。

人类从原始蒙昧走来,一路上的“规矩”只能约定俗成,存在即合理,形成自然人文生态,而制约社会制度的决定性要素为人性。因为,制度毕竟得为社会服务,至少得兼顾社会成员的个人需求(尤其自然需求),也必须保护生产力、维持社会秩序。长期沿续的制度,必含历史的相对合理性。

人性,天然自成。《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人性核心内涵,本然之欲也。人之欲望,既为社会发展自然动力,亦为社会进化服务目标。合理合度满足各种欲望,人类幸福当然之义。作为动物,人性本私也应私,必先利己才可能利他,必先自爱才可能兼爱。先己后人,方便自然,效率最高。因此,制度设置必须尊重自然,先私后公。合理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人性的分泌,所谓社会进步,即制度与人性的叠合度拾阶而上,叠合度越来越高,权益均沾率随之越来越广。

马克思主义逆趋人性,高唱大公无私,从源头上倒置价值顺序。因此,所有赤国尽失第一生产力(社会成员的求富积极性),经济立萎、饥荒踵至、长年短缺经济。本应激励努力劳动、勤奋工作的规章制度,成了经济勒脖绳。毛泽东伸腿的1976年,中国人均GDP仅$165,[③]歐美1977年$6980。[④]经济当然是政治的决算,经济基础当然最有力“说明”上层建筑的质地。

价值序列的适时适度码放(各种合理制度形成),无法人为设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前人经验乃最重要台阶。马克思主义“两个彻底决裂”,彻底否定前人经验,宣称太阳从自已脚下升起,以主观设计取代客观生态,先天性心脏病,危险性可想而知。

大凡成功革命(如英美),均为銜接性渐变式(不起撬近代社会地基的私有制),不仅成本低、动荡小,更因保持修正性而获得灵活性适应性,一路证效——从一项成功走向另一项成功。国际共运因彻底革命而不可逆,最后只能碰鼻子转弯,只能“二次革命”——对革命进行再革命,各赤国均经受两次社会大震荡,先革私有制的命,再革公有制的命,来回两遍大折腾,“学费”甚巨,全球殉难者至少一亿。

文革后,中共被迫改革开放,实质悄悄“二次革命”——渐渐恢复私有制。所谓确立“市场经济”,即赧颜否定1949年以来一力扶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拆除经济领域的“违章建筑”。一路高分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用资本主义救社会主义的命。如今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就”,均出自私有制,而非出自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公有制。

中国经济所谓的“高速增长”,除了借助私有制“焕发青春”,还有低起点的恢复性增长。别忘了,1949年远远落后大陆的台湾,2019年人均GDP$4.1万,还翻你两翻(大陆$1.03万);香港2019年人均GDP$4.87万、澳门$8.6万。[⑤]

理想悬离现实 

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始终是一对主要矛盾。所谓历史理性,即体现对这一矛盾的平衡掌控。马克思主义摆错理想与现实的位置,犯了低级哲学错误。共产主义以主观愿望强行超越现实,大方向悖反,原点即誤,放射出来的赤祸才如此巨烈。

就是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也应客观存在决定主观认识,而非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存在。共产主义无视自然人性、既有社会基础等一系列客观存在,逆向要求人性倒趋共产意识,逆天性而违自然,岂可得乎?

中华祖先早有训谕:中庸。中者,适也;庸者,常也。万事不可极端。共产主义从根部起撬所有制,极端之极端,百年赤难再次见证“中庸”的含金量。

无产者无自由 

所谓人权,财产权乃主轴,两手空空者如何维护人身权益?一个伸手乞丐,如何保持自身尊严?还剩多少自由度?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就在于财产权不仅维系社会制度(现代文明地基),也是保障个人自由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青一代尝过毛时代的红色滋味,所有生活全得“组织安排”,从住房、调薪、移职……直至婚恋、生育,而之所以只能服从组织,还不是一个字——穷。无产者无自由。既然你的一切生活资源都捏在单位头头手里,还有什么个人独立性?

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生活窘迫,还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红色恐怖百倍于白色恐怖。也正因为公有制无法分泌强大生产力,“东风”硬不敌“西风”,谤议四騰、怨声盈衢,各赤国只能用枪杆子捍卫“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压维稳,封杀各种“阴暗面”信息,同时从言论思想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摇篮中。

文革后,中共明知坏在共产大锅饭,经济上低首松绑,但囿于政权来源“合法性”,仍高调挺持“激情燃烧的1950年代”,拒绝对赤难根源的溯析。“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浓缩为关键两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政权也;社会主义道路,红色革命价值也。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这儿的“代表”,毋须选票毋须程序。

结语 

马克思主义非不熟之果,并非生产力尚未达到相应阶段而失败,而是永不可能也不应实现,共产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套用一句俗语:都是认识惹的祸!想要一步进入天堂,结果坠入地狱。

2006年,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1917~2019):

我们在这个党内生活了近七十年,我们入党时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新社会”还没有到来。[⑥]

新华社副总编穆广仁(1925~ ,1947年加入共党):

不能不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个人迷信时代所表现出的盲从和暴政下的屈从感到脸红,既有损害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无休止的“检讨”,也有对“同类”无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类似的人不能说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间有一段甚至是“丑陋”。……认同“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奥斯特洛夫斯基)…[⑦]

为什么追求七十年,目标与结果豁差如此之大?马克思主义原点即歪呵!整个南辕北轍,背向而行,如何抵达彼岸?怎么可能驶向目标?

中共至今不肯降旗,还在坚持“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肯从意识形态领域折返,自然意在坚持红色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毛像之所以至今在墙、毛尸之所以仍然在堂,当然不是当今中南海对老毛还没有“历史性认识”,而是那份政治利益呵!“阶级立场”呵!大家都懂得。可是,随着红旗褪色,失去马克思主义的保驾护航,尴尬呵!中共当然明白一旦改旗易帜,那…… 中共百年,不仅中南海一切明白,国人也大多明白一切呵!

Princeton

注释:

[]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年,页26。

[] 吴祚来:〈习近平的困局与危局〉,转引自《中国战略分析》(纽约)2018年第4期,页49。

[] 中国历年人均GDP数据,https://www.kuaiyilicai.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chn.html

[④] 赵德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38。

[]中国人均GDP排行。https://zhuanlan.zhihu.com/p/146019017

[] 《光荣归于民主》(《李普自选集》第1册),李锐序言,柯捷出版社(纽约)2010年,页7。

[⑦] 穆广仁:〈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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