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赤祸
国际共运，百年赤难。今年正值中共百年，还真该好好梳理总结一下中国赤祸，这项工作目前自然还只能在海外进行。寰内至今没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恰恰正是中国赤难“标志性建筑”之一。
今天评说马克思主义已非百年前瞿秋白的“隔着纱窗说晓雾”[①]，失去未来时的朦胧，共产赤说原形毕露，赤旗不再新艳。更重要的是：今人已能捏着结果下结论，实践检验“真理”，最硬的论证。2018年10月，白宫官方推特帐号发文：“抛开政治不谈，社会主义应丢入历史垃圾箱。”[②]
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勃兴百年，除了彼岸“时间差”，还有一些鲜亮外衣——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大公无私、终极解决所有社会矛盾……尽管岁月鉴伪、赤祸证邪，但追溯吾华赤难之源，必须溯及马克思主义，必须剖挖赤色谬根。尤其对“墙内”大陆同胞，“金盾”网络风火墙长年阻隔海外正能量信息，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大饥荒，“80后”、“90后”有的甚至不知文革，进入暮年的知青一代也不清楚共产主义歪在何处，更不认识“民主自由”，狭隘民族主义泛滥，小粉红分贝尤高。大陆意识形态，如今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颠覆价值序列
任何社会制度实为各项价值之排序。所有颠覆性革命均始于否定既有制度合理性，而否定的核心，即在于颠覆性重码社会价值序列。
人类从原始蒙昧走来，一路上的“规矩”只能约定俗成，存在即合理，形成自然人文生态，而制约社会制度的决定性要素为人性。因为，制度毕竟得为社会服务，至少得兼顾社会成员的个人需求（尤其自然需求），也必须保护生产力、维持社会秩序。长期沿续的制度，必含历史的相对合理性。
人性，天然自成。《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人性核心内涵，本然之欲也。人之欲望，既为社会发展自然动力，亦为社会进化服务目标。合理合度满足各种欲望，人类幸福当然之义。作为动物，人性本私也应私，必先利己才可能利他，必先自爱才可能兼爱。先己后人，方便自然，效率最高。因此，制度设置必须尊重自然，先私后公。合理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人性的分泌，所谓社会进步，即制度与人性的叠合度拾阶而上，叠合度越来越高，权益均沾率随之越来越广。
马克思主义逆趋人性，高唱大公无私，从源头上倒置价值顺序。因此，所有赤国尽失第一生产力（社会成员的求富积极性），经济立萎、饥荒踵至、长年短缺经济。本应激励努力劳动、勤奋工作的规章制度，成了经济勒脖绳。毛泽东伸腿的1976年，中国人均GDP仅$165，[③]歐美1977年$6980。[④]经济当然是政治的决算，经济基础当然最有力“说明”上层建筑的质地。
价值序列的适时适度码放（各种合理制度形成），无法人为设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前人经验乃最重要台阶。马克思主义“两个彻底决裂”，彻底否定前人经验，宣称太阳从自已脚下升起，以主观设计取代客观生态，先天性心脏病，危险性可想而知。
大凡成功革命（如英美），均为銜接性渐变式（不起撬近代社会地基的私有制），不仅成本低、动荡小，更因保持修正性而获得灵活性适应性，一路证效——从一项成功走向另一项成功。国际共运因彻底革命而不可逆，最后只能碰鼻子转弯，只能“二次革命”——对革命进行再革命，各赤国均经受两次社会大震荡，先革私有制的命，再革公有制的命，来回两遍大折腾，“学费”甚巨，全球殉难者至少一亿。
文革后，中共被迫改革开放，实质悄悄“二次革命”——渐渐恢复私有制。所谓确立“市场经济”，即赧颜否定1949年以来一力扶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拆除经济领域的“违章建筑”。一路高分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用资本主义救社会主义的命。如今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就”，均出自私有制，而非出自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公有制。
中国经济所谓的“高速增长”，除了借助私有制“焕发青春”，还有低起点的恢复性增长。别忘了，1949年远远落后大陆的台湾，2019年人均GDP$4.1万，还翻你两翻(大陆$1.03万)；香港2019年人均GDP$4.87万、澳门$8.6万。[⑤]
理想悬离现实
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始终是一对主要矛盾。所谓历史理性，即体现对这一矛盾的平衡掌控。马克思主义摆错理想与现实的位置，犯了低级哲学错误。共产主义以主观愿望强行超越现实，大方向悖反，原点即誤，放射出来的赤祸才如此巨烈。
就是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也应客观存在决定主观认识，而非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存在。共产主义无视自然人性、既有社会基础等一系列客观存在，逆向要求人性倒趋共产意识，逆天性而违自然，岂可得乎？
中华祖先早有训谕：中庸。中者，适也；庸者，常也。万事不可极端。共产主义从根部起撬所有制，极端之极端，百年赤难再次见证“中庸”的含金量。
无产者无自由
所谓人权，财产权乃主轴，两手空空者如何维护人身权益？一个伸手乞丐，如何保持自身尊严？还剩多少自由度？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就在于财产权不仅维系社会制度（现代文明地基），也是保障个人自由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青一代尝过毛时代的红色滋味，所有生活全得“组织安排”，从住房、调薪、移职……直至婚恋、生育，而之所以只能服从组织，还不是一个字——穷。无产者无自由。既然你的一切生活资源都捏在单位头头手里，还有什么个人独立性？
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生活窘迫，还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红色恐怖百倍于白色恐怖。也正因为公有制无法分泌强大生产力，“东风”硬不敌“西风”，谤议四騰、怨声盈衢，各赤国只能用枪杆子捍卫“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压维稳，封杀各种“阴暗面”信息，同时从言论思想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摇篮中。
文革后，中共明知坏在共产大锅饭，经济上低首松绑，但囿于政权来源“合法性”，仍高调挺持“激情燃烧的1950年代”，拒绝对赤难根源的溯析。“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浓缩为关键两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政权也；社会主义道路，红色革命价值也。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这儿的“代表”，毋须选票毋须程序。
结语
马克思主义非不熟之果，并非生产力尚未达到相应阶段而失败，而是永不可能也不应实现，共产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套用一句俗语：都是认识惹的祸！想要一步进入天堂，结果坠入地狱。
2006年，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1917～2019）：
我们在这个党内生活了近七十年，我们入党时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新社会”还没有到来。[⑥]
新华社副总编穆广仁（1925～ ，1947年加入共党）：
不能不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个人迷信时代所表现出的盲从和暴政下的屈从感到脸红，既有损害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无休止的“检讨”，也有对“同类”无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类似的人不能说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间有一段甚至是“丑陋”。……认同“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奥斯特洛夫斯基）……[⑦]
为什么追求七十年，目标与结果豁差如此之大？马克思主义原点即歪呵！整个南辕北轍，背向而行，如何抵达彼岸？怎么可能驶向目标？
中共至今不肯降旗，还在坚持“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肯从意识形态领域折返，自然意在坚持红色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毛像之所以至今在墙、毛尸之所以仍然在堂，当然不是当今中南海对老毛还没有“历史性认识”，而是那份政治利益呵！“阶级立场”呵！大家都懂得。可是，随着红旗褪色，失去马克思主义的保驾护航，尴尬呵！中共当然明白一旦改旗易帜，那…… 中共百年，不仅中南海一切明白，国人也大多明白一切呵！
Princeton
注释：
[①]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年，页26。
[②] 吴祚来：〈习近平的困局与危局〉，转引自《中国战略分析》（纽约）2018年第4期，页49。
[③] 中国历年人均GDP数据，https://www.kuaiyilicai.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chn.html
[④] 赵德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38。
[⑤]中国人均GDP排行。https://zhuanlan.zhihu.com/p/146019017
[⑥] 《光荣归于民主》（《李普自选集》第1册），李锐序言，柯捷出版社（纽约）2010年，页7。
[⑦] 穆广仁：〈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页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