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从王立军、陈光诚事件看中国特色的“城堡政治”

进入2012年的中国显然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就在“重庆模式”如日中天的喧嚣声中，在韩寒的《谈革命》《谈民主》《要自由》三篇敏感问题的时政文章重燃民间议政政治热情的时候，就在朝野热议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的时候，“重庆模式”家喻户晓的的标志性人物王立军为了逃命躲进了城都美国领事馆。共党高官，打黑英雄，受到来自自己上司薄熙来的威胁，居然是无路可逃，不到北京找总书记，不到中纪委实名举报，不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那里寻求保护，却是乔装打扮仓皇进入美国领馆，以求不会被失踪。这是怎样的制度性悲哀！王立军事件震惊中外，直接击穿“中国模式”的华美外衣。

让世人震惊的首要原因是如何解读王立军？

王立军是“重庆模式”的代表，是薄熙来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平调副市长，为什么要跑，他怎么了？这个迷不翻墙无法破译，城堡里边一片黑暗，到现在也只给出狰狞一角。主流媒体的通稿怎么说，就是怎么回事？你不这么说，你就是“不相信党中央”你就可能是“谣言”，你就一定是受海外“反华势力”“敌对势力”的蛊惑。你不翻墙你就不知道“六四事件”，不知道刘晓波、髙智晟、陈光诚。也不知道高行健。

王立军当然知道自己是如何执法的，自己是如何“打黑”的，也当然知道薄熙来的能量，因此到北京、即使找总书记也都不一定安全。他无法预料这些领导会“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如何处置他，他还不想“被失踪”“被抹黑”。因此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搏就是制造一个外交事件，让自己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由于海外披露一些真相，又巧遇党内高层权力同样受到“重庆模式”的某种威胁，据说还是在温家宝的力主下，才让薄熙来的罪恶昭示于天下，才打开党内多年“高度一致”城堡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黑匣子”。

打开这个黑匣子得益于互联网时代，得益于微博的星光闪耀，当然也得益于高层能够决策者是想盘活剥离薄熙来还是下决心拿下薄熙来，所幸我们看到了后者。网上曾有过从风暴中心剥离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方案。虽然是互联网时代，翻墙者依旧是少数人，多数人还不得不接受谎言的熏陶，因此薄熙来要不是有问鼎天下的野心，他黑打和杀人，他的经济问题是否会被沉重的暮色“和谐”，是否会被“维稳”的大旗遮蔽呢——白天不知夜的黑。即使“和谐”了，即使有事实，有真相，有墙外报道，城堡是他们的，枪杆子是他们的，你又能如何？

“城堡政治”是最近郑永年提及的一个概念，郑永年说：中国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实际上就是特权政治。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不用像百姓一样面对市场经济的压力。这样就没有动力改革。如果所有官员吃的食品都必须从市场采购，他们一定努力来监管食品。中国要在这些方面消除腐败，就必须拆掉“城堡”郑永年的文章习惯于轻描淡写、审时度势，因此他的论述主要从特供上讲。实际上“城堡政治”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权”体制，也有一套完整的“牧民”（奴役）方法。他们的绝对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使他们从等级特权（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演绎成成熟的权贵特权，这种权力让大大小小的一把手自己就是一个暗室，自己如何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如何攫取经济利益都是室外的人无法看到，更无权过问的。

如果说政治特权是经济特权的基础，这不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但是权力下海之后，权钱交易的历史从“后门‘到“官倒”再到受贿索贿、买卖官帽，索要股权，利益输送和互动，其数额，其涉及高官的级别令人瞠目结舌，一个中国特色的特权市场史无前例地形成了。

让世人震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析薄熙来与王立军的关系何以破裂？

薄熙来是“重庆模式”的缔造者，是王立军事件的直接关系人，如果王立军是因为腐败问题被调查而出走，那么他只需要负一点“用人失察”的责任。只是腐败问题几乎都有，这个说辞太老套，因为精神问题“休假治疗”这才是一个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说辞，按照城堡政治规则，这应该是可行的。既然不可行，不被认可，薄熙来就无法不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因为世人都在等待看薄王关系的“黑匣子”里边都有些什么货色？现在看来即使城堡决策层大事化小也还有滥用权力，干预司法，刑讯逼供，草菅人命、涉嫌杀人、巨额贪污等问题，人们看到的是绝对权力假人格之恶原来可以达至如此境界；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原来可以特殊到如此境界；人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原来可以让地方首长和公检法如此横行无忌！

毛太公时代毛泽东金口玉牙，一言九鼎，毛泽东思想压倒一切，不能质疑。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是这个魔咒的继续，暗含的前提是：政治正确、一切正确。（伟光正）为了伟光正的“功德圆满”就要错了不错，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一旦有错也只是“扩大化”，有问题也只是“发展中、前进中的问题。”政治挂帅的革命年代这种谎言政治是专制美学的“硬道理”，但是与经济利益关系不大，改革时代“伟光正”的谎言政治就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了，因此规则之外又有一套潜权力和潜规则，城堡政治更趋于黑暗。按说，不正确，就不该压倒一切，起码不该压倒监督犯罪的权力（法制），纠正错误的权利（民主）。

压倒一切异议，一切正确诉求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什么体制，人人心知肚明，13亿人也不是都好糊弄的——你瞎说他是什么主义、什么模式、什么素质，胡掰什么自己道路、自己文化都是超级谎言。毛泽东一贯正确压倒的是什么，薄熙来唱红打黑均富压倒的是什么？显然这是一种恶质的政治制度所导致的结果。当此时，一种真正全民受益、全民和谐、全民接受，有错能纠，有错让纠，有错必纠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迫在眉睫了。这种善治只能是“三权分立”，只能是多党制衡。薄熙来事件也说明，不改革，不仅社会不稳定，党内也不会稳定，城堡政治下的绝对权力不仅会产生薄熙来，也会产生侯熙来、周熙来。

在中共的历史上形成毛泽东的权威是党内斗争，是阴谋博弈，也是机会选择和军功，毛泽东是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产物，是绝对权威，毛泽东只允许有一个城堡，一种思想，不允许有两条路线、两个城堡。因此毛泽东时代一切权力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有一点异动他就认为是搞独立王国，是路线斗争。毛有权私相授受一切权力，包括将帅，包括地方领导，以致几次钦点接班人。毛泽东不忌讳自己是“无法无天”，他也敢于砸烂碍手碍脚的“公检法”。因为他知道那不过是摆设，不过是多此一举。吊诡的是在这种绝对权威消失之后，“老大哥”（一把手）先是恢复公检法，然后不得不借助“政法委”重新瓦解公检法的作用。毛泽东之后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多了一层虚伪罢了。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堡垒”一次致命的打击。毛泽东、邓小平之后这种钦点的方式显然没有合法性，更没有可行性，但是小范围私相授受举荐还在延续，这种高层和最高层的权力的来源没有合法性，更没有全民性，“入常”争夺战就会非常激烈，大员们围绕着升官的暗战也就会花样百出。

军功政治、绝对权威钦点王储和高官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是依旧没有选举政治的党魁争夺战只有靠内斗完成。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之后，从“钦点”向钱点已经是权力嬗变的一条重要途径之一了，据说连刘志军这样的部级干部都准备好了继续上升买官的钱。产权不确立特权就横行，监督权、言论自由权不确立，就没有法制，没有民主，没有媒体的“无冕之王“的桂冠，绝对权力就会成为绝对罪恶。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人的恐吓，对非议重庆模式的网络言论的封锁和残酷打击令人不寒而栗。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打擂赛，被认为是“入常”的政治攻势。但是在这次竞逐之中，薄熙来显然不惜成本大规模、全方位利用“毛左”和“新左”，不惜重金收买一些文人，开专栏、做节目、搞研究，其志在必得的狂妄不羁不仅写在自己脸上，也写在孔庆东、司马南等人的脸上。薄熙来用权力成就的红与黑凝结了多少恶还不得而知，但是从谷开来、李庄、李俊案中看到的已经令人对权力大佬的绝对权力感到莫名的恐怖了。如果重庆模式推向全国，那么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了。

在依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问题上党内不会铁板一块，我始终认为胡温的思想不是一体，温家宝的政改呐喊不是作秀，但是他在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地位也决定了他难以作为。我一直认为胡与薄的思想脉搏是一致的，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不过是企图图解胡锦涛的思想，重庆事件的爆发，使胡锦涛不能不考虑在政治上回归毛泽东时代，拒绝普世价值，学习朝鲜的苦果了。此时胡温政治主张稍有靠拢，因为薄熙来的试验失败了，可以选择的空间很有限，只能选择向前走。下一步是面临的是如何走问题上艰难地“顶层设计”。

凑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陈光诚逃脱临沂地方政府控制，成功进入美国大使馆的奇迹。如果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说明绝对权力可以无恶不作，导致“重庆模式”的破产，那么，陈光诚事件说明中国公民的法定权利、人身自由可以被当局肆意剥夺，这个事件的后果可能导致对维权和异议人士的“软禁模式”的调整或破产。近年在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维稳方面常见的三种模式是“喝茶”“失踪”“软禁”，对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的软禁中，强制力度最大、模式最单一、也最无根据最无聊无耻的就陈光诚模式。这个模式耗资巨大简单粗暴无根无据罪恶昭彰，将“维稳”的实质强力曝光。

陈光诚是一介草民，一个盲人，一个人权斗士，不背负官方背景和国家机密，只背负个人苦难和追求，因此他一旦逃脱，成为舆论中心的时候，国内民众的疑问是：“陈光诚是谁？”于是官方语焉不详的背后陈光诚的事迹就被追问、被知晓。虽然在这个事件上有《北京日报》《环球时报》嫁祸于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哀嚎，有屡败屡战的常败将军张召忠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义正词严”，但是事情的发展还是积极地和建设性的，执政当局没有在维稳的惯性思维上一根筋，而是基本尊重陈光诚本人意愿的，陈光诚一家的安危去向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了。

陈光诚事件等于把尘封在网络的东师古践踏人权的“软禁模式”的种种恶行暴露在全世界目光下，特别是不知情的中国大众面前。陈光诚事件的不断放大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合谋“维稳”，始终不放弃迫害，不给陈光诚应有的自由的结果。这样看，陈从进入美国大使馆那一刻，陈就胜利了，美国价值观就必然与中国所谓“内政”发生碰撞，陈光诚事件也就成为一个外交事件和国际事件，从此陈光诚的去留就有了美国的关注和监督。

陈光诚事件与我们每一个主张个人权利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密切相关，追问陈光诚事件的发生和持续，就会想到被同样软禁模式和失踪模式迫害的其他异议人士。就会想到在专制强权下陈光诚似地迫害和软禁就可能因为你的维权、你的抗争、你的一念之差而降临。政治与我们每一个自我意识清醒的人都有关关，只要你不是耽美于犬儒主义的席梦思上睡大觉，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于是，你就会有一种呼唤不需要美国也能保护自己的政治环境和宪政体制的冲动。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殊涂同归都表明中国现存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是虚伪的和无效的，是被极少数权贵控制和玩弄的，是病入膏肓需要唾弃的。

1912年是共和创制100周年之际，百年孤独，中国大陆还在“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幌子的折磨之中。2012年领事馆事件，把中国的政治弊端暴露无遗，政治不改革不行的现实再次被实证。有理由相信一切有主导权而拒绝真正意义政治改革的人，都是把个人既得利益凌驾于人民福祉之上的人，都是历史的罪人。

2012年5月于青岛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