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为“六四”平反的提法是有害的

　　我们要求的是中共执政集团承认自己错了，杀害和平请愿的人民是犯罪，而不是要求中共为六四死难者“平反”。是的，中共是实施暴力屠杀的一方，根本没有资格再充当裁判员，它只能公开承认自己错了，犯了反人类罪，并就此公开向受害人和家属道歉，六四惨案的第一个问题才算解决了。不是要求中共平反，而是要求中共自己承认错了，自己有罪，发布认罪公告。

　　自从“六四惨案”发生以来，给“六四”平反呼声就不绝于耳，这一阵子因为中共政局的变化，而日益高涨起来。但是，我以为，从民众口中发出这一要求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它反映的非主人意识，是一种习惯性奴隶思维。

　　平反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的司法过程中，他的意思是官府为判错的案子纠正，平反的行为主体是官府，平反的对象是蒙受冤狱的人，在这里，官府是作为裁判者的身份出现的，官府不是事件的当事人。事件的当事人也就是“案子”的当事人比如说是甲乙二人，最初官府判甲胜，乙被判了刑，后来发现错了，为乙纠正，就是为乙平了反，在这个过程中，官府不是当事人，不是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只是仲裁者。

　　在历史上，这种平反的事例很多，情形也是各种各样的，其中也有官府自己错了，为错判的人“平反”的情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是专治统治，不是民主政治，他们的统治不能被取代，能自己承认错误，已经很不错了。罗马教皇在400年后为伽利略平反，没有实际意义：一个是伽利略已死；一个是，全世界早已经为伽利略作了正确的评价，教皇的作法，不过是为自己遮羞，罗马教皇也没有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他错了，可仍然是教皇。

　　伽利略善终，布鲁诺却被烧死，更应该为布鲁诺“平反”，但是好像罗马教皇并没有给布鲁诺平反，如果为布鲁诺平反，则同时必需要严厉谴责宗教裁判所，或者判宗教裁判所有罪，否则，这种“平反”就是虚伪的，是不彻底的。

　　到了中共的时代，平反有了进一步的内容：一个是，中共已经从一个仲裁者的地位，降落到当事人的地位，他纠正的“冤假错案”经常都是他自己制造的，中共既是案件的当事人，同时又是平反的仲裁者，他永远正确；第二个是在法院的政治与刑事案件中、特别是对右派的处理上，区别于“改正”。“平反”就给赔偿，补发工资，比如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就给补发工资，改正同“无罪释放”一样，不给赔偿和不给补发工资。在这里，行为主体都是中共：中共既是当事人一方，同时又是仲裁者。

　　1957年共产党宣布整风，要民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广大民众抱着善意的态度，认真向中共“进言”，结果落入了中共事前挖掘的陷阱，有55万人背信弃义地被打成了右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冤狱。在这里，在打击右派的事件中，中共自己既是与右派对立的一方，同时他们又自认为有权力处置对方，自己又作为法官：他们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真理”自然就在他们一方。这就像一个流氓打了人，还有权力当裁判，自然是这个流氓有理，他说，他自己是正当防卫，被打的人是行凶一方，判对方有罪一样。

　　到了1979年，中共的中国，矛盾重重，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他们认为，如果对这55万右派加以利用，首先可以缓解国内的政治矛盾，其次可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有意放这些右派出来。可是，如果给他们“平反”，承认是中共自己错了，中共断然没有这个雅量，于是就生出来“改正”这个新词，既让你出来效力，恢复原来的身份地位，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但是，却不道歉，不赔偿，不补发工资，还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扩大的规模如何呢？规模是99.98%，比0.02%，99.98%都错了。面对如此事实，中共还说是“扩大”了，脸皮之厚，可想而知。

　　我们这些右派也曾要求过给右派“平反”，但是后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第一，在名誉上，我们右派正确不正确，社会和历史已经给我们做了公正的结论，并不需要你们共产党再来评论我们的功过是非；第二，中共是反右斗争的当事人一方，他没有资格再做裁判员，他没有资格裁判是非，这样，自2007年之后，我们就不再提为右派平反一事，而是明确提出“双赔”的要求：即对右派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你伤害了我们，对我们造成精神、生命和财产上的损失，你们有义务、有责任给予赔偿，向我们道歉。我们站在与中共对等的立场上。

　　1989年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新的民主运动，这次运动规模之大，历史少见。先是，首都学生们悼念中共之中可能是唯一的好官胡耀邦的猝然逝世，但是这种悼念活动受到中共官方无理的压制，不仅压制，在第一个高潮过后，还对参加悼念活动的学生进行迫害，引起学生们更大的不满，这种不满，转化为对在中国日益严重的官倒与腐败的反抗，矛盾升级，中共没有或不肯化解这些矛盾，学生们开始占领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正义行动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于是，运动就席卷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席卷了进来，他们发表宣言，写文章，发电报，支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的学生，他们支持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正义行动，就连北京的小商小贩也都义无反顾地参加进来，他们整车的给学生们免费送来面包和汽水，甚至在整个一个月的时间内，北京西城区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社会秩序空前好转，社会舆论成一边倒的形势，官倒与腐败成老鼠过街，国家前途出现一丝曙光，可是，共产党却感到自己的专制统治受到了莫大威胁，早在五月上旬或中旬，邓小平就在内部讲话中说过不惜杀人的话。

　　在整个学生绝食过程中，中共的头头就没有一个人出面与学生们对话，试图用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赵紫阳跑到人大会堂上用望远镜偷看学生，却没有下来与学生对话。只是到了5月17日，总理李鹏才同学生的代表见面，他拍着椅子背对学生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们是‘动乱’”！

　　话音未落，到了5月19日，中共就宣布戒严，准备武力镇压，六月四日，共军、也就是解放军血洗北京城，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向人大报告说，在平定“动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我们且不说他把军警放在前面，民众放在后面，也不讨论这里而数字后面隐藏的问题，比如说，军人受伤的人数怎么会比市民多，军人的死亡人数为什么是个模糊的“数十人”等等，我们要说的是，共产党承认自己杀了人，杀了200多的市民，其中有36名学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且还是“解放军”干的。但是，他们在事后却同样轻飘飘地说，这只是“一场风波”，他们心安理得了。活着的“风波”参与者，继续受到迫害，有的蹲监狱，有的被迫流亡海外，20多年不能还乡。

　　对这样一个惨案的处置，怎样才算是合理的？

　　首先我们碰到的是一个“名义”或“名份”的问题，中共杀人的理由是，这是一次“动乱”，是“反革命”性质的，因此该杀，但是，人民都知道，这次运动的性质，是“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行动，所以是先要“正名”，是不该杀。两种观点是对立的，运动的参加者和民众认为是爱国的，而中共却认为是动乱，我们所要求是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错了，这是第一件。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中共承认自己错了，杀害和平请愿的人民是犯罪，而不是要求中共为我们的死难者“平反”。是的，中共是实施暴力屠杀的一方，根本没有资格再充当裁判员，它只能公开承认自己错了，犯了反人类罪，并就此公开向受害人和家属道歉，六四惨案的第一个问题才算解决了。不是要求中共平反，而是要求中共自己承认错了，自己有罪，发布一个认罪公告。

　　第二个问题是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必须的，还要为死难者树碑。

　　第三个问题是惩办凶手，对所有制造惨案的人都要追究责任，经过法院判决，对死了的人也要从法律上认定责任。

　　第四个问题是，消除惨案和随后的各种消极后果，释放被关押的仁人，向他们赔偿和道歉，被迫流亡国外的志士，有权利回到他们的祖国，以及其他等等消极后果。

　　我们绝不能忘记，不管的现在政权的情形如何，这个中国都是全中国人民的，不是哪一个党，或哪一个派的。我们只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人民是主人，当权者是仆人，是主人有权处置仆人，而不是仆人有权处置主人。

写于2012年6月26日
首发于《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