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润生：毛泽东的三次“禅让”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如果不出意外，胡锦涛要把党中央总书记的金交椅“禅让”给习近平。我不由想起中共第一代领袖、“四个伟大”的毛泽东身前三次“禅让”的闹剧。

　　“禅让”，是指封建帝王将自己的帝位主动让给别人。中华民族开山之主尧曾把帝位禅让给舜，舜又把帝位禅让给禹。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美谈。

　　毛泽东自1949年执政后，对自己所担任的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曾有三次“禅让”。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周恩来站在刘少奇一边。1953年秋季，高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公开发难反对周恩来。接着饶漱石在高岗的指使下，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反对刘少奇。杨尚昆认为：“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的张秀山说，不仅高岗在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周恩来是毛泽东的旨意，毛泽东早在1953年初还秘密指使高岗派人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历史问题”，高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秀山。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即由此而来。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实行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体制。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决定去杭州“看风向”。临行前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此进行“试探”。毛泽东在会上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实行集体领导，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建议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做庄”。对此建议会议上没有任何人表态。散会后毛泽东就上了专列。由杨尚昆陪同去了杭州。

　　杨尚昆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姿态”，决非真的要学苏共搞“轮流做庄”。高岗却把毛泽东的意思弄拧了，以为毛泽东是想用增设副主席的办法来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毛泽东去杭州之后，高岗就找陈云个别交换意见，征求对毛泽东增设副主席意见的看法。陈云反过来问高岗：“你看哪个能当副主席呢？”高岗顺嘴回答：“你一个，我一个。”高岗又去找邓小平，征求对“轮流做庄”的意见。邓小平回答：“不是有四大书记么？都挂了像嘛，你就在挂像里面找，其他人都不够格！”那时挂像的四大书记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认为由这四个人“轮流做庄”，显然达不到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于是再找彭德怀、林彪等“红区党”。所以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说彭德怀是高饶的黑后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又说林彪是高岗的黑后台。

　　毛泽东从杭州回京后，陈云把高岗和他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也把高岗和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脸色陡变，转而夸赞陈云和邓小平“政治上厉害！”拥护毛泽东“轮流做庄”的高岗和饶漱石被毛泽东端了出来，七届四中全会上全面揭露批判高、饶分裂党中央和篡党夺权活动。高岗愤而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把高饶定为“反党联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反对“轮流做庄”的陈云、邓小平等人得到晋升。到中共八大，挂像的由四位增加到七位，增加了陈云、邓小平、林彪。当年拥护毛泽东“轮流做庄”意见的彭德怀、张闻天，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也被彻底打倒了。


（二）

　　第二次“禅让”发生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毛泽东主动提出自己精力有限，国家主席要“让位”。别人都没有表态，邓小平接过话头说，毛主席真心要交权，那国家主席就由刘少奇同志担任。

　　到了稍后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突然提出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彭德怀当场顶毛：“你不是早就挂帅了么！”邓小平很尴尬。与会人员议论纷纷：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副帅，不知道把刘少奇摆到哪儿去了？

　　到1959年4月的第二届人大会议，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国家主席职务是“禅让”了，权力却一点没有放。整天躺在床上看古书，大事小事都得向他汇报，什么事情他不同意，都得推翻。刘少奇当选后，针对“刘主席”的称呼，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要求党内党外都称他“少奇同志”。可见刘少奇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是不久，毛泽东就说、刘少奇、邓小平封锁他，带着《宪法》和《党章》大闹政治局会议，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他是公民，为什么不让他讲话？又说《党章》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的权利，他是党员，为什么剥夺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权利？多亏组织部长安子文，要求刘少奇向毛泽东检讨，这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是否从此“平安无事”呢？1964年底，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又一次当选国家主席，毛泽东心中仇恨的种子发芽了。1965年初制定“二十三条”，毛泽东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借以影射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定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将刘少奇视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把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历史问题重提，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国家主席职务，并永远不得重新入党。泱泱大国的堂堂国家主席，最终冤死在开封一个冰冷的地下室里。刘少奇成了毛泽东第二次“禅让”的最大牺牲品。

　　有人说，刘少奇从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如果说“反对毛泽东”的涵义指的是“篡党夺权”，刘少奇确实从来没有干过。若说是象林彪那样“毛主席划圈我划圈”，象华国锋那样对毛泽东“两个凡是”，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七年多，同样没有干过。刘少奇和邓小平一样，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指示正确的坚决拥护坚决执行，错误的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的当年，发生了“庐山事件”，把彭、黄、张、周定为“反党同盟”。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1961年刘少奇《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

　　毛泽东在1962年前后，反复强调党内党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重版时添加了这样一段话：“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

　　针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刘少奇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报告》中强调：“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刘少奇的这些话无疑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刘少奇自己可能并没有影射毛泽东的意思，更没有和毛泽东对着干的想法，可是客观上又确是对毛泽东错误言行的深刻批评。站在毛泽东的角度，肯定认为刘少奇的话是“指桑骂槐”，是妄图打倒他，以便取而代之。


（三）

　　毛泽东的第三次“禅让”发生在中共九大之后。

　　196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九大胜利闭幕了，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国家要有个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我不当。我只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产生。副主席让一老一青当：董必武和纪登奎。

　　1969年1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抓紧时间成立“修改宪法起草小组”。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我不当。副主席可由年轻人干，纪登奎和汪东兴。

　　毛泽东两次讲话都肯定了要设国国家主席，连副主席人选都考虑到了。他自己申明不当主席。主席人选虽未明说，要在政治局常委中产生，政治局委员们都认为，非林彪莫属。林彪是九大新当选的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写进新《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是他当国家的头，还有谁呢？毛泽东不便直接提名而已吧？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迅速组建了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五人组成、康生负责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小组”。1970年3月，小组根据毛泽东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拟定了一个“宪法草案提要”。周恩来把初步拟定的“草案提要”呈报毛泽东，同时附了一封信。“提要”和周的附信中都提到“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3月7日，毛泽东看了“草案提要”和周恩来的信，对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3月8日，汪东兴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此时，毛泽东在长沙，周恩来在北京，林彪在苏州。

　　毛泽东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没有变，宪法中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这一条却突然变了。周恩来对此颇为不安。因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原来由国家主席掌管的权力，很可能交给国务院总理，变成国务院大权独揽了。高岗在“轮流做庄”上面栽的跟头，刘少奇在毛泽东“禅让”后的下场，周恩来刻骨铭心。国家主席这个大权周恩来不敢揽也不愿揽。

　　3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要不要设国家主席发生了激烈争论。以周恩来为首的绝大多数人铭记“前车之鉴”，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还设想了一些具体办法来减轻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之后的事务性工作负担。

　　到4月初，周恩来向苏州的林彪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修改宪法起草小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的意见，以及周恩来自己的意见。林彪经过深思熟虑，回复了三条：一、四届人大要设国家主席；二、要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三、他自己不担任副主席职务。

　　到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康生代表“修改宪法起草小组”向大会说明宪法草案时，康生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如果不愿意担任，可由林副主席担任。提议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康生是惟一的一人，也是惟一的一次。康生不是林彪军事集团成员，不会帮助林彪篡党夺权。

　　毛泽东1971年8月南巡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显然，毛指的是林彪。

　　以林彪当年的职位、威望、势头，只要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只要毛泽东坚持自己不当，真心实意“禅让”，全党全民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人人清楚，林彪最终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成了毛泽东第三次“禅让”的牺牲品。

　　林彪从1955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到1969年成为党内惟一的副主席，并将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十年来的政治升迁，完全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指示的绝对服从绝对拥护绝对执行的基础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个“为官之诀窍”他应该铭刻于心至死不忘。如果林彪真想篡党夺权，应该继续走“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为官之道，继续骗取毛泽东的信任，这才符合常理，绝对不应该和毛泽东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指示对着干，惹得毛泽东龙颜大怒。很显然，林彪是不想重蹈高岗的覆辙，高岗因为拥护毛泽东的假谦虚的意见而招至杀身之祸。林彪若拥护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便和当年高岗拥护“轮流做庄”的性质完全一样。林彪同样不想重蹈刘少奇的覆辙，让毛泽东把国家主席的帽子套到他的头上，最终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被毛泽东彻底消灭！九届二中全会上才公开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才对拥护毛泽东意见的张春桥发起攻击。这样推论，比较符合逻辑。

　　据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晚年回忆：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病情危急的电话，立即宣布散会，连跑带奔到达中南海游泳池，看见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已经没了呼吸。周恩来组织医生紧急抢救，毛泽东又慢慢回过气来，睁开了眼睛。周恩来马上扑到床边，双手紧紧攥住毛泽东的手，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站在旁边的张树迎对这句话听得清清楚楚，不胜感慨地想：党内对毛泽东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张树迎回忆的这段经历非常耐人寻味！这说明了什么呢？杨尚昆曾坦言：“他（按：指毛泽东）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杨尚昆这句话是1986年说的，周恩来1971年就说出来了。毛泽东本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身边人说出了心里话、大实话：“我是不让权的”！（《炎黄春秋》2007年第九期）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生理解得最深刻，杨尚昆对毛泽东的一生总结得最正确。


（四）

　　毛泽东三次“禅让”的闹剧害死了三个人：高岗、刘少奇、林彪。

　　邓小平打倒了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夺回了党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把金交椅”，提出了废除“终身制”，把党中央总书记的金交椅“禅让”给胡耀邦、赵紫阳，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金交椅“禅让”给万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把金交椅当仁不让！终身不让！他深知，这把金交椅一旦“禅让”，他就什么权都没有了，这把金交椅不禅让，他就什么权都有了。靠着这把金交椅，他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逼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用“分裂党”的罪名撤销了继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将反对武装镇压“六•四”运动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囚禁于上海……

　　江泽民将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把金交椅”全部“禅让”给胡锦涛之后，什么职务都没有的江泽民，每每出场，名字仅排在胡锦涛一人之后，位列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等全部政治局常委之前。胡锦涛虽然名字排在前面，做事却不敢越位。仍然大事小事事事请示江泽民。江泽民同意了他才敢实行，江泽民反对他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

　　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废除终身制”权不过是表象、假相，与封建王朝的“禅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老王驾崩之前，传位于太子，太子当新皇帝，老王做太上皇，有无限的享乐、无限的权力。毛泽东用“禅让”作诱饵，引别人上钩，保他的“龙椅”坐到死。邓小平用“禅让”打倒了两任党中央总书记。名义上的一把手，在他面前不堪一击。江泽民只要未死，永远是中国的“第二人”。这次共产党的十八大，胡锦涛与习近平的交接班不可能是个例外。江泽民不去世，江是“老太上皇”，胡是“小太上皇”，共同分享“太上皇”的无限权力。如若不信，拭目以待！

【本文参考资料包括，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三期）、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著述及“人民网”上有关文章】

2012年8月23日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新入会员）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