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共高层新领导班子持续高调反腐,力倡走“亲民”之路和推行“依法依宪”治国等“花边改革”,同时也加强对新闻和网路的管制,引起中共内部既得利益族群的不满和招致民间的反弹,使“习李政体”腹背受敌,前景堪忧。


三把火

  习近平、李克强的新班子上任后主要烧了如下三把“大火”:一、改变中共的会风话风及作风(如开会不念稿,出巡不封路等),出台改变党风的“新八项规定”(以及中央军委的“十项规定”),“披露”领导人的信息(官媒发布“中共高层新阵容”的人物特稿和照片等,以示其透明性)。二、拟逐步实行官员财产情况的“公开化”。据外媒报道,中共高层正考虑公布一份政治局七常委的财产单,还酝酿在广东进行财产公布的试点(广东省将出台一个“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要求对党政正职实行任中审计、逢离必审”,而且“已选定横琴、南沙和始兴三地作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地区”)。另外,前段时间,北京还容忍了民众通过网路对某些贪淫官员的揭发或追剿,如“人民监督网”公布了一个视频录像导致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被免职查办(另外还有陕西的“表哥”与广州的“房叔”等)。三、加强对使用网路和电子出版的控制。最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实名制法律既《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立法的方式来限制和监控网民的交流。而且,官方还加强了对“破网软件”使用的干扰,并意图“禁止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布书籍、新闻、音乐及其他材料”,等等。


制肘与反弹

  习李改变党风的“新八项规定”(即“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等)刚出台,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就“为咏竹的古诗词选集作序”,“为已故的黄菊的画册出版写书名”,“替竣工启用的长江四桥题字”,“又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册子做出批示”,与习李中央的“整风运动”背道而驰,让其“新八项”失去效力。据海外媒体报道,习李新领导班子想公布其成员财产的考虑,遭到一些前任政治局常委的强烈反对,“并有人誓言,如果七常委公布财产,就让他们难堪,最终让他们下台”。12月26日,美媒《彭博社》曝光了八名中共元老子孙后代的致富之路和财产情况,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并让太子党成为中共反腐的话题和给习李廉政带来新的变数。自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文章之后,民间就对北京的所谓“依法治网”的花招大加讨伐,认为这跟民间通过网路反腐有关,涉及到了很多贪腐官员的利益。很多网民则要求,在对网民施行实名制前,中共官媒首先得使用实名制。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实行其“网路信息保护的决定”,被外界和网民看着是对北京自身“高调反腐”的抵触和抗衡,与其倡导的透明和廉政唱反调。另外,前不久,数十名中国公民于“国际反腐败日”发起“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的行动(据称,目前已有近2000位公民联署了这封的公开信)。


方向不明确

  习近平新领导班子的三把火虽然与其前任胡锦涛等的有所不同(如首次出巡不是爬‘坡’和观‘窑’,而是重走邓小平的南巡之路等),但是其所走的路子和面对的问题与所受到的制肘却没有多大区别(至少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后在工作作风上虽然带来了些许“新风尚”或“新气息”,但在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上仍然与其前任一样停留在中共传统的范畴里,在政治上即不敢前进也不愿倒退,其方向暧昧不明,不仅让民间不满同时也令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担忧,几处不讨好。习近平在党内所受到的权力制肘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老人政治的干预,还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族群的夹持。在中共现时政治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习李新领导班子很难抗拒其“跛脚权力结构”的制约和摆脱其“符号性意义”政治的处境。习李体制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也是其前任所未能遇到的。胡温十年只求经济增长、不求政治改变和单方面强调硬性维稳的“业绩”,为习李留下的是僵化的政治体制、下滑的经济、登峰造极的腐败、位居世界前列的贫富悬殊和日益高涨的民怨民愤等问题。习近平和李克强等新领导人如果继续走其前任走过的老路,不大胆地提出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正如张千帆、张思之、贺卫方等70多位中国学者在最近发表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中所呼吁的那样),他们将如同其所有的前任一样在政治上不会有所建树,无能摆脱现存权力结构的桎梏,无从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只能充当某种“符号性”的角色,最终成为无为之辈。然而,对习李班子来说,要想摆脱目前中共老人政治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制肘并在党内达成广泛的政治改革共识,又是谈何容易。实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2013年1月1日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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