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南周社论事件
陈永苗
看着微博上关于《南方周末》社论事件抗争的差异评价，我觉得官方措施在公共舆论中会要求统一，害怕反对。我观察到的民间的抗争需要争议和对立，冲突，才能把事件各个维度彰显出来，做到发酵影响最大，参与最多，颇为奇妙的是，民间冲突再多也不影响大是大非，舆论效果更大，因为都受制于官民矛盾的磁场。
新浪微博“左春和”说，任何关于一种先天不具有权力合法性的改革都是在帮助抢劫，因其改革的目标并不是放弃非法拥有的资源，而是想在稳控之后掌握更多的资源。罗素在评价马基雅维利时说，古代的改革者可能是一个仁慈的神话，而现在的改革者可能要创造一个骇人的真实。
就民间而言，当我们面对改革时代所谓先进正面之物，都呈现暧昧不明，到底是帮敌人还是帮我们 ，到底是促成还是欺骗延缓，改革改革派等一切事物包括《南方周末》，丧失了清晰的自明性，成了一团浆糊。来自民间的督察，争议会组挡他们被自己的道德高度压得邪恶，帮助他们从不确定性的泥沼中出来洗干净。
刘军宁一直和我们说要做一个体制外的强者。若干年前李和平律师被黑暗人士殴打公布，我提醒说会降低在客户面前威信。我受政治迫害十年以来，从几乎不炒作自己受迫害的情形，这一种暧昧不明的倾向，能扩大别人的同情，同样会扩大他人的恐惧。我给自己一个任务是：一个刚强超越受挫折受压迫的抵抗者形象，铁疙瘩铜豌豆，不哭不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南方周末》与《炎黄春秋》一样，不是能通过自己力量的生长，而通过被迫害被掐断被伤害，获得来自自己之外的同情做为影响力，自己变弱没有力量就被民众轻视，从而减弱了呼召力。一庹屎放在《南方周末》上，自然民众捏上鼻子远离你。
燃烧过自己过去储蓄的道义脂肪，就会让自己变瘦变为弱小。喋喋不休的受迫害，用弱势受害来打击瓦解专制的正当，无助于让民众相信我们是强者，不是可以依靠的人，可以坚固他人软弱的手，也同样让我们去攻击更弱者，如公知欺辱民众。只有依赖民众和未来的能量强过体制，才能屈服体制内的人，让他们归顺折服。
我们的民间前进过于依赖悲剧，依赖受害，做为弱者面目出现在更弱者面前，后者会把我们当一根葱。我们太需要胜利，成就感。但民间主流对维权运动中的微小胜利极为忽视，而沉沦于一次又一次抱着悲剧制造悲剧吃人血馒头中。既然是弱者，更弱者跟着你有啥意义。受害带来的极大影响是会促成南周进一步衰弱。
少谈主义，多维权。《南方周末》做起维权，就是一个强有力者。例如《南方周末》和《财经》都是群体性或者体制性案件的维权，而威震华夏，并不是其阐述改革理念。应该从单纯关心新闻言论自由，退一步回到关心民生生存权，这样渴望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就会有更有效的维权运动，能撑开更大的公民社会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时代初步言论自由的形成，并不是通过言论自由本身的诉求和抗争，而是通过维权运动所带动的，例如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就造成当时一段特别放开的新闻言论自由时期。
追求新闻言论自由的媒体力量，可以用来辅助于维权。只有将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服务于维权运动，才能反过来保障新闻言论自由。这二者互相帮忙，越帮越“忙”，于是前景就开阔起来。
近十年来，我一直维权运动理论背书。泛政治化的，诉诸于悲剧悲情诉苦的手法，固然启蒙了可以启蒙的人，阻挡了不可以启蒙的一般人。这手法制造了一个个没有结局和收益的新闻泡沫，挖了无数个坑不出泉水。更需要获益的维权，非悲剧。
我个人倾向于做一些有可能获得利益和微小胜利的维权，尽管胜利不如悲剧轰动，吸引眼球。法律的维权，就像律师谈判，首要得最大可能获取利益，民众需要利益不需启蒙。法律维权，降低维权运动的敏感性的门槛，让害怕政治的人能参与。
吴庸在《如何评价《改革共识倡议书》》中说封杀举措激起了学者陈永苗极大的义愤。吴庸胡说八道，我没有任何义愤。封杀得好，让呼吁影响更大。我们现在的行动，要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要把维稳封杀当作我们实现目的的一个步骤，以前“十年砍柴”出《闲看水浒》，卖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一直捣鼓他要弄得被禁。
“求封杀” ，“求开除”，“求维稳”，“求喝茶”，“求转世”等等，都是当下的好诉求。当民间不是想混入体制掌握资源推动改革，而是在体制外获得更多荣耀，资源，可以投机倒把的时候，就差不多了。九鼎在野，否认体制内改革派的道义性，妖魔化公知，把体制的封杀做为封神授勋，是当务之急。
2013年1月3日
转载自《参与》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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