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中国“1号文件”有恙？

“三农”兀立全球难以解决

　　尽管近3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成绩斐然、突破了不少的历史积弊，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中国农民收入亦连续增加，但中国“三农问题”积重难返、“三农问题”仍面临很多深层次矛盾、历史性悬空依然难有保障。如中国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中国农村空心化、留守青少等,且国家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仍和城镇有着“天与地”差距。不过，有资深学者解读认为：中国党、政高度重视农业问题已毫无异议，而2013年年的“一号文件”已触及三农问题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意图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农业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是一种更为“市场化”的途径，相较之前的强调基础设施等硬件而言效果料更好，期货市场亦将长期受益。但中国新“三座大山”将长期存在，看不到历史解决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绝无仅有，将兀立世界各国。

　　有官方解读者认为：“中共这次(一号文件)比较有含金量，跟以前的强调硬件是不一样的……提出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这是建立产业化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昭新称。但中国“三农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源解决，这是30多年的事实。

　　中共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除了把粮食安全继续摆在首位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土地经营权、承包耕地准入制和土地确权等体制机制创新，并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依然没有解决土地的“所有权”的问题，农民的土地、房屋用地的的问题是中国根源的历史问题，也是中国63年至今未解决的的重大根源问题（63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基本国策，因之所有中国公民购买的房屋都囿土地而永远悬空，这也是63年中国长期不稳定的发源地）。

　　此前，中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更多是通过财政倾斜等行政手段或者加强基础设施以及科技等硬件投入，而2013年“一号文件”中透露出更明显地利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其效果令人期待。但一个“法治国家”，只解决“使用权”，不解决“所以权”，中国土地依然危机四伏，依然63年没有根源的解决方案。

　　2012年末闭幕的中共“18大”决定加紧实施、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这就是说有更多的中国“三农”辖意内的土地、人口、农村将被规模的“城镇化”。有数据称，到2012年末，中国总体“城镇化”超过51%。不过，在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冲击下，能否真正解决承载过63年历史欠账的“三农问题”，最重要的还在于上述新举措能否得到“落实”，63年建立的“三农”是否得到根源改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历史欠账尤为沉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令农业农村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均流向非农产业,而此前国家更多通过公共财政渠道向农村倾斜的方式没法根本扭转农业的弱势格局。特别是2013年1月占中国整体约1/3总面积的北部、东部的雾霾，给中国城镇化提出了历史从未有过、始料不及的历史新课题：雾霾将导致中国整体环境的空前“死结”（但为直接导致死人，还没有引起中国当局的彻底反省），怎样让中国新政释怀？

　　中国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周五在国新办发布会亦强调：“中国农业问题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从中国国情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还有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以及粮食安全等挑战”。“从一个国家层面输血造血的角度而言，财政倾斜的方式没有根本扭转格局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输血、却没有造血的功能，市场机制是最基础的，改变要素配置方式才是根本之举，而2013年这次体制机制创新就是这个方向”。有学者进一步说。

　　有学者认为，如果2013年的一号文件真能贯彻落实，“三农问题”解决可能会有个加速的扭转过程。但根源解决，不大可能。中国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791亿斤(58955万吨),实现“九连增”，在九年时间里累计增产3,177亿斤。中国“三农”其实解决的就是一个连粮食问题，还没有涉及这个国家——“国民待遇”的公平问题。

　　中国“1号文件”聚焦“三农”一发就是连续十数年，这说明中国一年又一年、连续十数年都没有将国策、党略调整到位，说明了中国“1号文件”数十年的国策短见、数目寸光，以至于一个又一个的不了了之……还要连续十数年的不断更改、调整、也无法到位……。按一个国家律法的实施原理，这个国家的律法实施的越持久、越高屋建瓴、越有远见，这个国家就越稳固，越有持久的动力，越江山如此多娇！就象一条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最最忌讳的就是经常变道、转弯、凸快凸慢，这是人类发展的大忌。一个大国家方略也是这样。


“市场经济”扭曲或变辙？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多强调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其效果令人期待和观察，对中国期市而言亦长期利好。2013年的一号文件，对中国期市农产品的价格影响并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对期货市场发展的长期影响却是相当值得关注。

　　一号文件支持、主张规模经营并允许土地“流转”（中国土地制度的根源不是中间环节的所谓“流转”，归根结底是绕不过“所有权”问题，将为中国留下永远的后患无穷），对期市必然产生长期影响，因为规模经营的主体必然需要利用期货市场来对接，并规避风险，对期市发展是一个机会。现在是，一旦庞大的中国农业生产形成规模化，必然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提升效率，但经营风险也将随之加大、成倍的体现，期货市场的功能亦将凸显。不过，市场人士对2013年一号文件中继续坚持并完善粮棉油糖等农产品收储机制有所诟病。他们认为，目前运行中的粮棉油糖收储机制实际上部分扭曲了市场，并有间接推高国际价格之嫌。

　　据新湖期货研究所副所长时岩坦言,“(一号文件)比我们之前想象得温和一些，之前我们最关注的是收储政策执行今年是否会有调整，但结果还是坚持原有的收储政策，可能国家觉得不能走得太快”。很多市场人士都提到，目前执行中的收储政策已经暴露出一些弊端，如果能采取补贴的形式可能对市场的干扰更小一些，且符合国际惯例。

　　2013年一号文件称,中国将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农产品临时收储。优化中国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完善粮棉油糖进口转储制度。其实，这应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就是，用得着“杀鸡用牛刀”“导弹打蚊子”——用举国“1号文件”来文件干吗？


关于中国“二元户口制”？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和各种机构（国务院、人大、公安局、民政部、司法部、教育部、发改委、社科院和许多智囊机构），都在不断研究取消户口制的可能性、可行性。但直到今天，还没能拿出一套完整行之有效的“改革蓝图”，但中国“二元户口制”将13.7亿中国人分成有“国民待遇”——城镇户口与无“国民待遇”——农业人口之天地之别。

　　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起，中国政府就组织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讨论，国家发改委主张三、五年内就取消户口制，但是马上遭到公安部及各级公安机构的反对。

　　中国知名学者胡鞍钢十几年前就呼吁：取消户口制。他说：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必然趋势。他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工平均每年令中国经济多增长一个百分点，而且增长速度愈高的地方，吸引的民工就愈多，又进一步刺激当地的经济增长”。他估计，未来二十年内，中国至少有数亿农民将移居城市，政府如果放长目光，就应该制订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平等友好善待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最终取消户籍制，让民工在城市拥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不过，学者胡少江对取消户籍制度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说，中国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从道德伦理上讲早就应该取消。但是取消了这个制度，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还有什么能力去控制八亿中国农民呢？还有什么手段令中国农民去承受国家加诸他们的种种重担呢?胡少江认为，当局长期歧视农民的政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的地步，“使得歧视与剥夺农民成了维持其‘稳定’统治的支柱，成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手段，也成了今天共产党政府发展经济的基石。取消户籍制度的困难就在於此”。中国同等、公平的“国民待遇”有朝一日吗？

　　据查，近100多年来全球世界，所有法治国家与民主国家都没有“户口制”规则，倘若中国真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话，与国际接轨，那么“户口制”就当然要归“西天”。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供需原理”：（1）、“户口制（经查：中国“二元户口制”始于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与间人口流动。而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是政者强加在公民身上、一方之词、又不能证明什么、无法再阳光下使用的一种所谓的“证明”，只有“供者”管辖、却没有“需者”的市场，就当然的要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匆匆过客；（2）、“户口制”有严明的“政治歧视”色彩（指“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并出现在一个人人生识别的《身份证》之前，而今的《身份证》完全可以取代“户口制”所有的人类与社会的使用功能，成为人类自“爬行”到“直立”行走脱胎换骨的历史推动作用，“户口制”的所有功能，《身份证》都完全覆盖、具备；（3）、对于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商品、市场经济时代，“户口制”就是一个没用的真正“死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户口制”都没有生存和延续的空间，且极大浪费了国家、纳税人资源，成为一个国家下《身份证》、《户口制》双重叠加、又一个被历史淘汰的“二元”。


关于中国“留守儿童”之极

　　中新社北京2012年7月21日报道：在此间发布的《2012西部蓝皮书》显示，中国西部9000万儿童中，再加上中国东部留守儿童，中国总体留守儿童超过1.5亿人口，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见2013年2月3日中国CCTV“新闻联播”头条“留守儿童”——《谁伴我长大：爸爸妈妈我想你》）。

　　据中国西北大学、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2年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2》新近披露，中国西部地区约9000万18岁以下儿童中，有留守儿童约1883万、流动儿童2000多万。留守儿童占西部儿童总量的21%，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比例3个百分点，占全国留守儿童总量的32%。蓝皮书称，西部地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为解决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西部各省区采取多种举措，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断改善，一大批流动儿童获得了公平的就学权利和就学机会。蓝皮书同时指，尽管西部地区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显示，西部部分地区贫困人口返贫现象比较严重，返贫率高，平均返贫率在15%-25%，个别地方高达30%-50%，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现象。报告提出，为加快西部地区扶贫开发，应完善扶贫开发机制与扶贫开发模式，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据2月3日中国央视CCTV《谁伴我长大：爸爸妈妈我想你》报道：那些失去父母之爱的“留守儿童”被问及爷爷奶奶不在了怎么办，她们的回答禁然是“死”。现在中国约有超过1.5亿的“留守儿童”她们怎么有未来？又怎么面对未来？！


〖名词解释〗：破窗理论

　　任何理论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揭示了大自然中人文社会的一种规律，同时也都存在人类大自然的一种利弊关系。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于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辆，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人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继续惯性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同时，早先于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作为批评的靶子而总结出来的，见其著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下面是这一段的译文：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B•萨姆纳先生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个看客，看到这种局面的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要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生产玻璃又干什么呵”。而今，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人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了这一理论，就发现，人类本身就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但人类所有事物是有规律、可以把握的，这一事实基本主宰了文明地球世界。

　　从“破窗效应”中，人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正如先贤刘备所说那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类世界不仅不能做第N次打破窗户的人，人们还要努力做修复“第一扇窗户”的人。即使是当人类无法选择环境，甚至无力去改变环境时，但还是努力，那就是使自己不要成为一扇“破窗”，每个人、一代又一代的不“破窗”岂不持久的环境就建立了（但其实这也很难、很难，人类世界本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创建与破除并举游戏）。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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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9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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