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同毛泽东和“文革”有关的日子（一）

　　时　间　：2013年10月2日
　　采访人　：马萧
　　采访对象：谢道红
　　采访内容：同毛泽东和“文革”有关的日子
　　谢道红　：湖南娄底人，1963年出生，农民。


　　问：首先，我们今天的采访不预设前提，比如，政治立场、观念这样的东西，纯粹是从个人角度来谈谈您对毛泽东时代的感受，毛泽东是在1976年去世的，那时，您大概是13岁左右，还是一个小孩子，但应该已经给自已留下来一些记忆，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切入吧。

　　答：我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面的广播播音里面，时间应该是1976年9月12日，也可能是9月13日，具体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毛主席去世的日子是在9月9日，应该是在之后的几天里面得知的这个消息。

　　我听到毛主席去世消息的时候正在地里干活，心里马上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沉重的念头，这是非常突然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当时我们大家从来就没有想过毛主席会死这样的事情，大人们都停下手中的农活，仿佛天塌下来了，一些人当场就开始哭泣，因此，整个氛围是非常悲壮的，而在我心里，马上就产生了一种念想，毛主席死了，我们要“遭二茬罪”、“受二遍苦”，“地主又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经常被用作宣传的东西，它传达了一种很实用的意识，就是之所以地主没有出来，人民之所以还有幸福的生活，是因为有毛主席在狠狠地压制着剥削阶级，而现在他死了，所有这些坏的东西都会在一夜之间冒出来，这种心理，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当时，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小孩子就蹲在村头一棵大树下失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数落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毛主席死了，我们又要遭二茬罪，受二遍苦，我们又没有书读了。”

　　追悼会是在几天之后，我们村里的追悼会是在村学校的小礼堂举行的，这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的一次悼念活动，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有黑色的袖章，是由上面统一发放下来的，全村的人基本上都参加了，整个会场非常肃穆，好像死去了一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现场一片哭泣声，我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境，由我们村当时的支部书记作主持，由上面确定统一的悼念时间，通过广播由上面传达下来，可能是上午的九点钟，也可能是十点钟，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但当时小礼堂的电路突然出现了问题，支部书记派人修理了很久，却找不出问题，这位支部书记吓得满脸豆大的汗珠，因为如果追悼会开不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所幸的是，在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的前几分钟，电路修好了，这才让大家悬着的心放下来。


　　问：嗯，很好，那请您谈谈毛泽东去世之后，村里的农民在生活方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像你们当时所恐惧的那种“受二茬罪，遭到二遍苦”，“地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的事情后来有没有发生？

　　答：从现在看当时的情境是比较清晰了，其实由毛主席去世所引发的悲痛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可能就在人们心里存留了几天时间，感情深一点的，可能就是几周，大概这样子，就像现在，一位亲人死去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悲痛，但过一段时间，比方说等到这位死者被埋葬以后，他（她）对亲人们的影响就会慢慢消退，我们又要开始重新面对一种没有他（她）的新的生活环境，在毛主席死去的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过了这段时间，人们又要开始干活，慢慢地就把这件事情给淡忘掉了。

　　从1976年到1979年这三年时间，我们村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发生改变还是邓小平上台之后，田土分到（承包——作者注）私人，这才改变了人们干活的心态，在那三年时间里面，基本上人们该干嘛还是干嘛，只是由华国锋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党的新领袖，也没有发生什么天塌地陷的恐怖场面，像当时人们所恐惧的，比如地主又重新回来了，受二遍苦之类的事情。

　　我还记得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与当时我们村的支部书记的事情，在毛主席掌权的那个年代，邓小平曾经受到批判，这位支部书记通过广播向全村人宣布这个消息：“邓小平是走资派，要批倒批臭，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上台，万万人头要落地，要让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他那种说话的口吻充满仇恨和敌意，就好像邓小平同他个人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记得这事应该发生在1976年以前，不到几年时间，同样是他，在学校里给学生们上政治课，说：“你们要感谢‘邓爸爸’，如果没有‘邓爸爸’，你们今天不可能这样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读书。”那种表达的语气似乎在他的内心之中，邓小平是比他亲生父亲还要亲的人，这种强烈的思想观念的转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从1976年到1979年，学校统一组织过几次游行，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的那段日子，我们游行的次数比较多，有一次是从我们学校出发，游行到镇上的中学，当时，我们都举着一些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都是由上面统一安排下来的任务，我记得有一块牌子上写着：“英明领袖华国锋，彻底粉碎‘四人帮’。”像这样的标语还有很多，然后还有一些画像，包括华国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画像，其中华国锋是一副非常威武、英明盖世的正面形像，而另外四个人都被刻意用漫画的方式将其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总之，两者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比对，一方象征着革命和正义，另一方则是反革命和邪恶的指称，我记得在“四人帮”的画像里面还有一个骷髅的标记，现在这个标记主要是用于那些爆炸物、有毒的化学物品、或者农药上面，表示“危险品”、“禁区”的意思。还有几次，我们围着村里面进行游行，有时候是上午上课，下午游行，应该说当时的学生都挺喜欢这样的游行，因为这样可以从无聊的课堂里面摆脱出来，获得短暂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解放，有点像现在的双休日，但那时候是不存在这样的假期的，因为学生在放假的日子需要去地里干农活，挣工分。


　　问：请您谈一谈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也就是“文革”期间农民们一天的生活状态？

　　答：这段时间的记忆我并不是非常深刻，因为那个年龄段我还太小，只是一个学生，实际上“文革”在1970年代初就开始结束了，我所知道的也是后来听大人们讲的，比如“早请示，晚汇报”，当时，大人们一早就要到生产队的正堂里面集合，每一天都由生产队长主持早上的出工仪式，农民就聚集在下面，一般地，正堂的前方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画像，这个位置现在通常是悬置祖宗牌位的，然后，由生产队长向两位主席请示，内容都有统一和严格的规定，比如，生产队长的话语应该是这样子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你们两位老人家好，今天，我准备安排谁谁谁锄草、谁谁谁施肥、谁谁谁清理沟渠”之类的，把一天的工作计划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请示，然后对着墙壁上画像，问这样安排可不可以？！请示完毕之后，所有的农民都要高声赞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话语是这样子的：“祝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有时也有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颂赞。

　　到了晚上收工，生产队长又要召集农民们在正堂集合，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汇报当天的工作，汇报的内容包括：“今天哪些事情已经完成了，哪些事情超额完成，哪些事情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有完成，明天继续安排人干活，明天再向你们请示”之类的话。汇报完毕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要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整个仪式非常的庄重，所有人都要毕恭毕敬的，头脑中思想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英明的模样，但是不能正眼观看墙壁上的画像，要始终低着头默想，有点像现在祭祀祖宗的仪式，似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虔诚和恭敬都十分了解，这是那种比较神秘和宗教化的精神氛围。

　　实际情况与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会有很大的差异，比方说，生产队长会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工作给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在记工分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偏袒，关系好的农民向生产队长请假也比较方便一些，这是不公平的，但像这样的事情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排除，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心里都在想的，在出工以后，人们心里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样的事情，就是盼望太阳早点下山，早点收工回家，有时候晚上也要出工，算作加班，可以记工分，但也只是走过场的形式，打着火把围着村里四处乱跑，我记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我们在晚上跑到山上高喊“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大家都在应付这样的差事，因为在那样的工作中，人们都没有被分配给各自的真正责任，所以对手中的活不会拼命去干，或者尽心尽意的去干好它们，或者根本不明白这些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当时就是这样子。


　　问：在“文革”期间，很多政治性的运动最先都是从学校发起的，比如“红卫兵”的出现，请您谈一谈当时学校的精神氛围是怎样的？

　　答：有两位学生的事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一位是张铁生，另外一位是黄帅，张铁生是“白卷英雄”，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读书无用论”，而黄帅则是“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关于黄帅，当时中央还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我们这些学生“敢于学习黄帅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敢于和老师顶嘴”，实际上，就是挑起学生的叛逆情绪，起来造老师的反。

　　这样做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开始写老师的“大字报”，所谓的“大字报”，就是学生用来举报、对老师进行攻击的武器，贴在学校的墙报专栏里面，而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都是上面统一有规定的，比如，由上面确定需要进行批判的教师，然后让学生对这位教师进行检举、揭发，像这样的事情，即使是捏造、诽谤、歪曲事实，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一些胆子大的学生干脆就直接和老师拧上了，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因为和别人打架，老师让他写检讨书，他就将检讨书弄成了一份“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墙报专栏内，影响很大，像这样的学生我们班上大概有两三位，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

　　还有，“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在学校是比较受歧视的，打个比方，如果是两位学生打架，其中一位学生的家庭成份是贫下中农，另外一位学生的家庭成份是地主或富农，即便是“地主崽子”有理，老师也必须站在另外那位学生的立场上面说话，这中间存在着某种政治正确的东西，总之，这些“黑五类”家庭的孩子在学校的际遇是很糟糕的，有一位“地主崽子”，将毛主席的名字涂抹在学校厕所的内墙上面，结果被纠查出来，他和他的父亲一同受到批斗。


　　问：根据您的感受谈一谈当时这些“黑五类”家庭成员所受的际遇。

　　答：当时农民参与政治生活主要有两种，一种叫“游团”，即“批斗会”，批斗的对象主要是“黑五类”份子、当权派、有时也包括农民，农民主要是因为平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被别人检举揭发了，这样就会对他“斗争”，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用白纸粘成一个高帽，给批斗对象戴上，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明批判对象的身份，由当时的红卫兵和积极份子押着，围着村里面游行，在那些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就逼迫被批斗者自已喊：“我是坏蛋，我反对毛主席了，请大家不要学的样。”这样的类似口号，因为这样的场面比较荒诞，有时围观的群众会发笑，但是被批斗的对象不许笑，如果忍不住笑了，押解他的红卫兵们就会给他一个大嘴巴，因为这会“破坏严肃的批斗气氛”。还有就是针对“黑五类”份子的批斗，俗称“斗地主”，这种批斗的方式就不同了，将批斗对象押到指定的地点，跪在碎瓷片上，对批斗对象进行殴打是必过的一关，在整个批斗的过程中，围观的群众必须举手高喊革命口号，比如，打倒“打倒地主某某某！”、“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为行刑者呐喊、助威。

　　另外一种是“游行”，这是由“上面”统一组织的，组织起来的村民围着大队里面游行，有时也游到其他的大队里去，像一些庆典，比如，“十－一国庆”、“九大”以及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经常会组织这样的游行。

　　无论是“游团”还是“批斗会”，在“文革”期间都是非常风行的，主要是由红卫兵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们主要是一些成年的农民、先进份子，而红小兵是指少先队员，大多数是学生，当年我就是一个红小兵。在大家的心里，对地主进行批斗就是保卫毛主席，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人们感到有些窒息，这种禁忌甚至到了谈“毛”色变的地步，比如，直呼毛主席的名字是要受批斗的，甚至家里有小孩子的你不能顺口喊小孩子作“毛毛”，如果这个家庭的出身是贫下中农，可能也就是警告一下，但如果这一家正好是“黑五类”出身，那就会受到批斗，这是1969年、1970年代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红卫兵、告密者的身影无处不在。

　　还有，地主家庭的子女谈婚论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名声不好，地主家庭的儿子很难找对象，没有人愿意将自已的女儿往火坑里推，至于地主家庭的女儿，相对来讲要容易些，但只能下嫁到那些条件比较差的贫困家庭，在当时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大概在1970年，有一位下放到我们村里面的女知识青年，同我们村的一位“地主崽子”谈恋爱，就在两位年轻人准备结婚的那一天，这位女知识青年被村里的红卫兵秘密劫持到一个村办的集体农场，将她关押起来，逼迫这位女知识青年中止和这位“地主狗崽子”的婚约，在当时，一位女知识青年同“地主狗崽子”结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反革命行为，是无法被当时的正统观念所接受的，时过境迁，去年和今年的6、7月份，我们村里的两位当时掌权的红卫兵先后去世，但除了他们的族人和自家亲戚之外，几乎没有村民为他们送葬，我们村里人管他们叫“打手”，这些红卫兵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内心认同。


　　问：请您谈一谈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

　　答：总的来讲，1970年代的生活水平要比“大跃进”有所提高，农民大多进入了“有饭吃，只是吃不太饱”的生活状况，饿死人的现象没有了。以我们家为例，早餐的主食一般是红薯米，有时也会掺和一点大米，中午的主食是大米和红薯米，因为大米不够吃，一般最多是半斤，家中的男孩会多享用一些，女孩则要多吃一些红薯米，晚上靠煮一些豆子来维持，比如黄豆、豌豆，等等，就是这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一个劳动力的口粮大约是两百斤／年，我们家有两个半劳动力，父亲、母亲和我奶奶，因此我们家一年能从生产队分到大约五百斤左右的粮食，虽然不够我们全家吃饱，但不管怎样，这比“大跃进”时期的生活要安定很多，我父亲以前经常和我提这些事情。

　　另外是土地，当时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是不能碰的，主要用来做麦子、红薯和豆子，后来也做一些花生，不过很少，但在1970年代已经允许开荒种自留地，因此各家都会做有一些菜蔬，只是没有油，一些家境宽裕一点的家庭，会用少量的油涂抹在做菜的锅里面，让做出来的菜看上去鲜嫩，但很多家庭，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没有吃油的，直接用清煮、清蒸的方式做菜，这是1970年以后我们村里农民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