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孜妮莎：85年乌鲁木齐12.12学潮和一位少年受害者的真实故事

（一）

　　1992年的某一天，在阿克苏地区地区公安局发生了一件很简单，但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一件事情。阿克苏地区地区公安局外事处出入境管理科新分配才10个月的的新疆大学外语系毕业生艾则孜﹒艾沙Aziz Isa依“隐瞒历史罪行，混入警察队伍的民族分裂分子”为罪名被开除公职。原因是1986年12月12日，他还在上高中时期为了纪念于1985年12月12日的全新疆大学生学潮的一周纪念日，他写过一张纪念学潮一周年的小字报，贴在校长办公室门口。

　　自从新疆变成中国的劳改集中营以来，作为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大小城市经常出现囚犯越狱和抢劫等血腥事件。作为这种越狱事件之一，于1991年秋季沙雅县劳改监狱发生了囚犯越狱的血腥事件和抢劫银行事件，抢劫犯从银行一次就劫走了50多万人民币。因此阿克苏地区公安局派刚参加工作，还没有穿过警服的艾则孜﹒艾沙和另一位警务人员去沙雅县公安局审查有前科的政治犯的档案。这次审查期间作为高一学生时期的少年艾则孜﹒艾沙在当时为了纪念1985年12月12日的乌鲁木齐学潮一周年纪念日写的一张小字报为主题，由警察局立案调查后的原始资料出现在政治犯的档案中。因此这个历史档案被送到阿克苏地区警察局局长李书明（译音）面前。尽管当时对此学校和县公安局出面对他进行过批评教育，于1988年他也顺利地考上了新疆大学的外语系俄语专业并以优异成绩毕了业，但是事过7年后这个黑色的影子像幽灵那样一直跟随他来到了他新的工作单位，并使他失去了在自己生长的地方从事一项工作的机会。

　　艾则孜﹒艾沙Aziz Isa于1970年6月22日出生在塔里木河东边的绿洲城沙雅县Toy boldi乡的一位维吾尔医家庭。文质彬彬，有书写才能的艾则孜﹒艾沙，对于这个大部分来自军队，而且没有大学学历，只有机械般地工作能力的警察队伍来说本来是最急需要的人才。然而就因为在7年前，一个16岁的未成年人的一张纪念性小字报，使这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维吾尔族青年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制度下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公安局局长李书明（译音）在众多同事面前开大会宣布称，因为在他的档案上发现他是隐瞒历史罪行，混入警察队伍的民族分裂分子，因此不容许他从事警察工作，为了净化警察队伍必须开除他。因而宣布剥夺他从此在这个部门工作的权力，而且当场把他赶出警察局。这意味着他是一位在这个国家随时可能被审查和扣押的对象。当局的这一行为在这位热血青年的心理留下了很深的伤痛和不可磨灭的洛印。他对此表示抗议，他去过自治区党委信访局，中央信访局，但是没有一个部门认真地处理他的问题，只要一听到是因为曾支持过学潮，再没有人理会他。在漫长的在上访路上奔波的四年多时间中他最多获得了一张来自自治区信访局的“接待过”的函件，但是他懂得了更多的道理。那些无数的上访者的悲惨遭遇让他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在课堂上没有学过的角度认识了这个国家，这个制度。然而因为他不断的上访，因此他也遭到了被非法关押，限制自由等遭遇，这种遭遇一直延续到1999年他设法离开自己的祖国为止。结果这个国家，这个制度把这个好端端地一位大学生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实际上被推向国家的对立面的绝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几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士都是这个制度被怀疑的对象，说穿了就是害怕的对象。因为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这个还不够，随时有可能还要给他们贴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制造出来的各种标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4年中，参加过有民众自发的活动的任何一位，在这里都有可能被贴上根据国家的制度的需要而设置的各种标签，因而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会受到限制。结果这里的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很大的露天监狱里。尽管这是露天监狱，但他毕竟还是监狱，对于没有翅膀的民族在露天监狱里实际上比真正的监狱还痛苦，因为这里的人们可以看到蓝天，通过观望那碧绿的蓝天有时不免有遐想和一些美丽的梦想，但因为失去了自由而无法实现而感到痛苦，悲伤和失望。

　　结果无奈的艾则孜﹒艾沙只好设法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别年迈的母亲。因为在这里他是一只被关在铁笼子里的小鸟，每时每刻都需要考虑自己生命的安全。于1999年他为了寻求一个真理来到了德国，在这里他当过印刷工人、打过小杂、他经历了人间最艰难的时刻。而他又利用欧洲的民主和自由的空间，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竭尽全力把维吾尔族的声音，把维吾尔族在中国所遭到的不公不正的待遇告向全世界。很快他成为了一名在国际上理智发声的维吾尔族人。

　　每当他思念家乡而又不能回归的时候，他心里的那种无法表达的痛苦会变成一种愤怒使他的心在愤怒中燃烧，使他的血液在沸腾。但他是一位有理智的青年，在这样的时刻他总是会回忆母亲的教诲：“人做事不能只靠勇气，要更多地依靠智慧。靠智慧做事不会使你有太多的遗憾，做事只要依靠理智，离成功就会不远”。

　　民间有一句话，是你的就是你的，早晚就会是你的。艾则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从事维吾尔音乐研究的英国姑娘——伦敦大学的Dr. Rachel Harris博士。他们以最热烈的爱情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并有了他们的儿女。从此他有了一个稳定的归宿。在这里他从事独立的研究，他随心所欲的从事写作并毫无妨碍的获得出版权，与此同时他在英国移民局担任多种语言的翻译，之前在英国BBC中亚乌兹别克语部从事记者。于2004年他还创办了伦敦维吾尔歌舞团，2010年以来他担任世界独立笔会维吾尔分会的组织工作的同时，为了保护维吾尔笔者的思考，写作和出版权在付出自己的努力。与此同时他为了搭救以笔获狱的维吾尔族作家和诗人四处奔走呼吁并兼任国际保护监狱中作家权益委员会的负责人。现在他是英国金融管理局的一名职员。

　　但是每当他获得这些异国他乡的人们及其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的时候，他感动得同时在他的心理有一股无法用语言表達的痛苦。因为这些意想不到的关爱和支持还有成功使他回忆起他在家乡的那些岁月，为了推翻公安部门强加给他的罪名，他四处奔波，结果一切公理的大门向他紧紧地关闭。他虽然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毫无理由地被这个国家抛弃，他从小努力学习就是为了回报自己的故乡，但是因为使这个独裁和霸权的制度，迫使他生长的热土容不下他，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一位热血青年，他有思想，他有抱负。就是因为在他的心理有祖国，有家乡。更重要的是他有是非辨别能力和遇事时他会常常自问，这是为什么？所以他尽管生活在几千里之遥的阿克苏，但他还是受到了85年12月12日乌鲁木齐学潮的影响。


（二）

　　那么发生在1985年12月12日的新疆大学生学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1985年初开始在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众多的学潮。新疆也受到这个学潮的影响。当时是胡耀邦在中央主持工作，胡耀邦处理学潮的办法是“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胡耀邦人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引起左派不满。1987年1月，胡耀邦被通过“生活会”这种中共非法的方式把中共总书记赶下了台”。然而在“深刻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余毒”的斗争中，新疆的学潮不仅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学潮一样蒙上了一层党内权力争夺战的阴影，而且它又被戴上了企图分裂国家的标签而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其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4年以来所发生的许多民众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老百姓就正对政府当时某一种政策或制度的不满而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自称为人民的公仆的执政者和被称为国家主人的老百姓之间，主人对公仆的某些行为不满意而发生的各种矛盾所致。其结果它总是被“涂脂抹粉”，被标上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的标签使事件变得复杂化。这种标签其实就统治者对民众采取严厉的制裁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长期以来被广泛利用。

　　尤其是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中国利用世界反恐标准来对付这些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老百姓对政府行为不满而发出的声音，以此来掩盖中共在民族政策方面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进一步激化老百姓和国家制度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以此把国家武器对准老百姓的行为合法化。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因为世界对于中国的这种行为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信息不如现在这样畅通，中共采取过去的那套用管的欺骗手段在欺骗世界，但是随着全球的信息化，发生在世界最角落的事情都不能躲避世人的耳目。当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个国家历来所犯下的人权罪行。全世界对这个国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因为这个制度善于欺骗世界而引起世界对这个国家的一切持有怀疑的态度。因为她失信于世界。

　　从另一方面而言，这种严厉的制裁或者是国家政权对于百姓的强制，最终导致当地民众对于国家制度完全地失去信心，与此同时一条本来应该通常的沟通渠道从此堵塞。一旦国家机器和他的人们之间的沟通渠道失去了作用，那么就失去了对话的渠道，没有了对话暴力就会蔓延。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政府和维吾尔民族之间，更多地出现在把所有的汉族民众当作统治者的维吾尔族和把所有的维吾尔族人看作恐怖民族，劣等民族和需要改变的民族的汉民族之间。因为在新疆有史以来汉民族总是被认为是统治者的代表。因为在新疆任何一个部门的掌权者都是汉族，因此在新疆无论汉民族愿意或不愿意，在这里汉民族无论干什么在维吾尔族老百姓的眼里他们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在做。

　　如果让我们撇开民族这一概念，就以事论事的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新疆发生的众多事件，犹如85.12.12学潮事件和就在那个时期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同样的学潮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学潮和天安门广场发生的89.6.4事件也有许多的共性。但是结果因为民族不同而产生的后果也不同，尤其是这些事件被官方定位后，总会变成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1985年以来，在中国内地发生的众多学潮事件由于当时是胡耀邦在中央主持工作，胡耀邦处理学潮的办法是“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同样的学潮，同时代的学生，到了新疆因为民族不同，参加学潮的学生最终命运也大不一样。我们以上提到的艾则孜﹒艾沙就是最具体的例子。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青年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从最早被定性为6.4反革命暴乱到近年改称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者“六四风波”。但是于1985年12月12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同样是学潮，被定性为暴乱而永远不得平反。尤其是于1987年1月，通过“生活会”的方式胡耀邦被赶下台以后，“以肃清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留毒”为名，把维吾尔族学生当作“肃清对象”。让一位只有16岁的高一学生因为一张小字报而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包袱，一辈子需要生活在一个阴影之下。这就是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维吾尔族和汉民族命运的不同。


（三）

　　其实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各族学生以最和平，最理智的方式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请求，也是通过最文明的方式表达他们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要求参政议政，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请求。这是官与民之间本来是最健康的沟通机会。这种形式的出现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最健康的民主气氛的表现。比如因为发生这次的游行之前，新疆各所大学的学习气氛非常活跃。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把自己当作国家未来的主人。他们有着一种为社会为民族承担责任的气魄。新疆各所大学里的维吾尔族、哈萨克苏等各民族进步青年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各所大学创建了各种科学与文化沙龙、学习汉语和外语沙笼等。以此来号召学生学科学，学文化的运动。许多当时参加过这个活动的学生把他们的那次活动比喻成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那个时代整个大学里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地高涨。很少有学生参与危机违法活动。抽烟喝酒的学生都很少见。这个建立新中国以来的第一次的学潮运动其实如果当时能够掌握好他的趋势，他就应该是与青年学生共建社会的非常有意义的运动。这次的学潮运动波及到新疆各地的大学，比如：喀什、阿克苏、和田、博乐等地合计有一万五千多名各族学生同时参加了这次游行。这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各族学生以最健康，最民主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执政者，对国家的希望和他们美好的心愿。这个学潮有明确的口号和目标。从这次游行的口号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本来的动机。学生游行的口号是：

　　1.在新疆举行名副其实的民主选举；

　　2.停止在新疆境内核试验；

　　3.停止把新疆变成中国的重型劳改犯集中营和无计划地移民；

　　4.强烈要求在新疆执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法；

　　5.取消正对穆斯林的计划生育政策；

　　6.确实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


（四）

　　关于1985年12月12日的新疆大学生学潮的口号的来源，我采访了被这个学潮运动陶醉的维吾尔族诗人艾则孜﹒艾沙Aziz Isa先生。根据他提供给我的一些当时的书面材料和一些维吾尔族网站上以维吾尔文发表的一些文章和根据本人当时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所阅读到的内部资料我整理出了一下材料。我想这有利于真实的了解这个学潮的本质。

　　首先，学生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都是根据学生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得同时从上到下做过多次讨论才提出来的。它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比如就拿学生要求实行名副其实地民主选举这一条来说，就在那个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是司马义﹒艾买提。老百姓普遍认为这个出身于教师的领导比较亲民，但是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安排乘他出国考察之际擅自撤销了原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的主席职务。而利用选举的假象制定比他年龄大数岁的农民官员铁木尔﹒达瓦买提担任自治区主席。其实中央的这一决定严重违背了自治地方的选举法、违背了自制法和民主选举法，更是违背了广大老百姓的愿望。那天学生代表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进行长达6个小时的对话时，他们要求宋汉良向学生做出解释，为什么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在他任期时间内乘他出国访问其间被无辜架空而被调到北京，而比他大数岁的铁木﹒达瓦买提没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而是通过被任命为自治区主席。但是作为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宋汉良始终没有能够用一句符合常理的话回复学生的问题。然而学生的这种敢于参政议政的精神正表达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民主和改革的大气候下涌现出来的维吾尔族等民族的健康和上进的公民意识。

　　其实这个要求对于当时被认为离中国的首都几千里之遥的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民族学生的示威游行口号中的重要议题，是由他特别的意义的。民主选举问题，历来被认为整天就知道唱歌跳舞，从不关心有谁担任自治区领导的维吾尔族学生来说，第一次强烈要求《在新疆实行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这样一个令新疆党委书记宋汉良感到吃紧，同时也使中共中央感到吃紧的问题。这表明新疆的民族学生的民主意识开始复苏，这种意识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法制社会里，它应该得到支持，然而这是一个非正常的社会，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随便可以被践踏甚者被镇压的社会，是一个变态的社会。这也正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程度的标准。

　　在新疆，中国军队从1964年到1985年不顾国际言论的谴责，曾多次进行核试验。当时学生抗议要求“停止在新疆境内进行核试验”是有它的道理的。自从1964年10月在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以来，新疆围绕着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始出现了多种怪病，空气遭到严重的污染。因为“新疆核子试验场中心黄羊沟，距离人口稠密的库尔勒市和焉耆县以及近百万人口的水源地——新疆第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仅仅270公里，距核子试验场后勤城市马兰仅180公里，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六团场仅127公里。”自从在这里开始多次核试验以来，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百姓出现了多种怪病，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各种癌症，尤其是死亡率比较高的肺癌。这个灾难不分民族。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同样地在遭受着这个灾难。但是作为国家不但不让老百姓了解核试验对百姓生命的威胁，而且对已经出现的问题隐瞒事实，不承担任何责任。

　　事实证明，核试验所带来的灾难是致命的。有外媒揭露，曾经参加核试验的受害老兵控诉，中国核试验32年以来有19万人死于核辐射，其他的人在“默默地忍受着所有核污染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这远比俄罗斯车诺比核电厂爆炸严重上百万倍。

　　就在1985年暑假期间回家度假的学生在坐车去南疆的路上一路看到数十万来自内地的重刑犯在重兵压制下被装在囚车运往南疆。也就在那一年，大家还看到有关监狱部门在各主要路口设卡寻找越狱罪犯。这一切给大家造成了一种不安全因素。据了解，这些重刑犯等刑满后将留在新疆。其实自20世纪的60年代以来，已经由大批量的汉族移民来到新疆的城镇和一些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农村，他们和当地人争夺水资源，耕地和工作岗位。而且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获得这一切。而本地人从农村户口转到城镇户口这么简单地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比上天还难。如今又是这些重刑犯又将留在这里和当地人争夺利益，这自然会使这里的人忧心忡忡，因为这将会给这个地区带来恐惧，因此学生要求《停止把新疆变成中国的重型劳改犯集中营和无计划地移民》。

　　根据本人多年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经验，学生《强烈要求在新疆执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法》的要求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已经有64年之久，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谓的《自治》实际上只是一张中共不愿意兑现的空头支票，中国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9），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治法执行细则。没有《细则》的《自治法》就和有《刑事法》而没有《刑事诉讼法》是同样的问题。有了法律而没有执行法律的方法，那么这个法律始终是一句空话。没有《自治法执行细则》的《民族自治法》就像柯尔克孜族人的民谚，柯尔克孜族帽子下面没有柯尔克孜人，就是有名无实。中国所有民族自治区其实都处于同样的状况。他们除了名字之外，其他的方面与内地各省份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明显地告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个体制在欺骗她的少数民族老百姓。这个体制说话不算数。那么学生要求在新疆执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法，其实不只是这些学生的愿望，同时它还代表了全中国所有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对于生活在伊斯兰教文化中的穆斯林来说，停止母体中的孕儿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穆斯林认为，孩子是上帝为了奖励善良的人们而给予他们的珍贵的礼物，而孩子的食物是有大地提供的，只要努力劳动就会有食物养活自己的孩子。维吾尔族人无论自己多么贫穷，但是他们没有把孩子送给别人或者卖掉自己孩子的习惯。因此学生提出《取消正对穆斯林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后来就因为粗暴实行计划生育，在大田里给育龄妇女上环，对孕育超过8个月的孕妇施行引产等严重违犯妇女儿童权益和危害妇女健康的行为引发了新疆多地民众愤怒地焚烧计划生育指导站，打死打伤计划生育干部等行为也严重地影响了政群关系。因为人们的骨肉遭到屠杀，母亲的生育权遭到践踏。这是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无法接受的事实。难免人们为此而愤怒，因为他超出了人性。维吾尔族人认为，只要停止从内地大批量地移民，就可以完全地取消正对穆斯林的计划生育政策，新疆的人口就不会超出，这也是符合当地的习俗和实际情况的。

　　学潮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学生发出《确实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口号。它是根据新疆各大中院校及中小学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民汉学校和教材及其教学设备有明显的区别。当时最好的校舍和教学仪器首先提供给汉族学生使用，没有现成的维吾尔语教材，教材都是由任课老师临时翻译后由学生义务抄写出来的。正规翻译出版的教材，尤其是理科类的教材因为需要漫长的翻译和等待出版等原因，在汉族学生使用过后最少四年才能轮到民族学生使用，维吾尔族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学到最新的科学知识。在当时新华书店买不到维吾尔文的科技类图书。对于当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学质量没有人过问。在1985年之前，对于新疆的维吾尔族等民族大学生来说出国留学是一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全国每年已经有大约三万多名汉族学生以公派的形式在出国留学。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民族教育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这些实际现象使这里的民族学生感到自己在被边缘化、被排斥。

　　1985年12月10，学潮的前两天作为这次学潮的组织者的新疆大学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这天这次学潮的组织者，新疆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米吉提﹒库尔班Mijit.Qurban，一位从来没有过心脏病史的青年学生领袖以心脏病突发为由神秘地死亡。同学神秘的死亡使大家悲痛的同时，更加坚定了他们示威游行的决心。然而在同一时间内，没有通讯设备，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一切都靠同学徒步在乌鲁木齐各大中院校相互转告，写信通知等方式使全新疆有15000多名学生参与了这次学潮。甚者像艾则孜﹒艾沙那样的高中生在几千里之遥也受到了这次学潮的影响。

　　事后其他的组织者也先后遭到审查和被俘，有一部分甚者开除学籍。与这次学潮有牵连的15000多名参与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政治迫害。甚者有一部分被俘入狱。艾则孜﹒艾沙Aziz Isa的遭遇就是最具体的案列。通过以上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的恐怖分子或者各种分子们的来源。尽管这次的学潮和全国各地其他省份的学潮一样最终没有能够影响中国的改革，但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的维吾尔族人早已开始觉性，他们的觉悟已经走向民主。维吾尔族人也开始懂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实行自己的民主选举的权利。对于政府的不合理行为维吾尔族人开始学会说“不！”然而还是那句话，理性对话的渠道和权利被独裁者的霸道堵塞，极端就会蔓延。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当执政者的权利在不断地扩张，民权、自由在无限制的遭到限制和镇压时，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就会走出他正常的轨道，压力的无限制的增大就会像气球那样早晚会爆炸。

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