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會說“反民主”聽起來無論如何也不像是一種意識形態。是的，不管人們對它的定義如何分歧，共識是意識形態起碼應該是一套關於理想社會的政治信仰系統，從這一嚴格意義上講，“反民主”作為意識形態是不夠格的，因為它充其量只告訴了它反對什麼，卻沒有明確它的理想社會的目標是什麼更沒有實現政治信仰的實踐理論系統。其實，這正反映了當今中共政權沒有信仰、政治理論上捉襟見肘的匱乏狀態。
“六四”後，共產國際老大蘇聯以及東歐共產政權接踵垮台，事實上宣告了共產主義理想的破產，中共再也無法用共產主義的說教欺騙人民、用其冠冕堂皇的信仰和不可挑戰的真理性掩蓋罪惡維持統治的正當性了，與此同時，國內民眾人權意識逐步覺醒和世界民主版圖的強勁擴展，使得中共政權在政治上處於了守勢，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再到科學發展觀，雖然由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讓中共政權喘息過來並變得十分張狂，但這種政治上的守勢其實一直都沒有本質改變。
習近平接班上台時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他的前任胡錦濤初掌政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所差别者是人们的普遍心態：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人都似乎感觉，这种普遍的心態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危機感客觀上強化了習近平既有的救黨保江山的使命感：守，一定要守住；不僅要守住，還要做中共王朝的中興明主。习近平可能是中共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也就是“亡（党）国之君”。
像所有具有強烈使命感和領袖欲、又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一樣，習近平自覺不自覺地要把他的使命迅速意識形態化，也就是說，他的政治姿態使他亟需一套致力于正當化自己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為模式以及“用來解釋複雜社會現象,並指導個人或集團簡單化地從事社會政治抉擇的概念和信念模式” （Harry Johnson在“Ideology and the Social System”中對意識形態的定義），而不幸的是，他的選擇在實質內容上延續了他的從從鄧小平以降的所有前任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抵禦民主化，只不過從形式上他更加著力地進行了意識形態式的強化而已。
習近平在政治語言和姿態上傾心模仿的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十八屆十中全會”上說到“意識型態”的部分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府,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型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正是在這個會議上被打倒的，一直到1978年才復出，習近平自然對毛澤東在這次中央全會的講話會字字銘記並領悟：意識形態工作攸關“保衛和推翻一個政權（權力）”，“失去了政權（權力）比什麼都可怕”。無怪乎，以救黨保江山為使命立志做中共王朝的中興明主的習近平一上台就收緊意識形態的控制對自由言論進行全面打壓了。
（待續）
2014年12月27日
《香港仙人掌》和《公民議報》聯合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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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8 16:2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