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相，呼喚良知，彰顯公義
張前進牧師
去年六四的25週年紀念的研討會上當年的許多學運領袖們對於如何解決六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王丹提到六四問題要先從政治上去解決，然後才談得上法律上的解決。沒有民主化的政治解決方案，法律解決是不現實的。社會的和解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有人要承擔法律責任，大多數人要承擔道義良心的責任。
《北京之春》的胡平也指出:轉型正義必須以制度的轉型為前提，中國政府必須首先平反「六四」，其次是公開真相，為受難者及其家屬恢復名譽，給予他們撫卹賠償，並且追究當事者的法律責任。
封從德提出六四最後的解決最後可能是以統治者不願接受的方式來進行。因為當體制外的民間的力量積蓄到一定地步，就會拋棄中共現行體制，進行一場民主革命，而這場革命是否以和平有序的方式進行，取決於中共當局的態度。
而由「六四」死難者家屬組成的民間團體「天安門母親」則多次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政協提出了「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要求，請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公佈死難者名單和人數，給予受難者家屬賠償，追究犯罪人員的法律責任等。但是至今沒有結果。
每年的六四都成了中華民族永遠的痛，六四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還在流血的傷口，一個難以愈合的傷疤。施暴者還不斷地在撕裂這個傷口，舊傷未愈，又添新傷。二十六年過去，傷口不但沒有得到包裹和醫治，執政掌權者反而還在不斷地往傷口上撒鹽，撕裂傷口。無數個高瑜、浦志強、於世文、陳雲飛不惜為揭示和紀念六四坐牢。這是一個何等喪心病狂，失去理智的政府！
其實六四問題的解決不外兩個方面：一個是施暴者要受到公正的審判和懲罰，一個是受害者要得到平反昭雪和國家賠償，以告慰死去的學生和市民。而這些都建立在真相和事實被充分揭示的基礎上。
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六四問題的解決：
一、尋求真相：
六四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反腐敗、反官倒」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後來動用正規集團軍，使用坦克、機關槍、開花彈等武器屠殺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表面上看運動的結局是以專制的勝利和民主的失敗而告終，但「六四」大屠殺的真相把中共為了維護它的一黨獨裁專制而不惜屠殺自己人民的罪行暴露於天下，廣場的學生和市民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喚醒了越來越來的有良知的中國人的熱情、責任和勇氣！這次六四二十六週年來臨之際看到古懿他們這群在國外深造的八零後、九零後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後，敢於克服內心的恐懼，勇敢地站出來聯署了一封致國內青年學生的公開信，表達他們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決心，讓我們這些六四親身經歷者很得安慰和鼓舞。
六四的解決之道首先要尋求真相，尊重事實，讓過去的施暴者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公義和良心的審判，與道德的指責，迫使良心未泯的罪犯勇於坦承錯誤、讓受害者得到安慰，並從真相中記取歷史教訓；彰顯正義，讓施暴者承擔應負的責任、讓受害者得到應有的補償或賠償，並指明那些行為是不公不義的，反省與矯正昔日過錯，回復正確的是非觀念，讓公義從此得到彰顯和捍衛，讓踐踏人權、粗暴獨裁的行為不再重演。
尋找真相,還原歷史的重要意義在於最終尋求公義，一方面，要讓每一個受難者，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同時，也不能讓每一個參與害人者從歷史中逃脫。六四死難者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在尋求真相的問題上「天安門母親」做了很細緻的工作，在26年的迫害、打壓的環境中，堅持尋找真相，拒絕遺忘，呼喚良知，在這麼艱難下她們能找到202個「六四」死難者名單，包括受害者的姓名、受害時的年齡和遇害地點，並在集會現場地上鋪開的北京街頭地圖上標出這些受害者被殺害的地方，或者是他們的屍體被送往的醫院。
吳仁華六四後流亡美國，窮二十多年之力，經過持續的網上搜尋，包括從中共的出版物里，蒐集到詳盡的資料，撰寫出版了《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三本著作，詳盡記錄下89民運和六四屠殺的每一個細節，他要把六四劊子手有名有姓的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甚至現在有參與六四屠殺的解放軍也開始有人站出來揭示真相：「第一個就是39集團軍上尉李曉明，他完整的寫出了當年自己的經歷。沒有他，沒有人知道，當年39集團軍115師師長許峰大校，消極抗命，最後被撤職，開除出軍隊。」吳仁華說：找出解放軍戒嚴部隊凶殘殺害學生和市民的兇手，不是不可能。現已得知，碾壓方政的那輛坦克，編號106，通過網上搜尋，吳仁華已經找到與 106號坦克同一部隊的107號坦克二炮手的名字，有可能迫使這位二炮手講出106號坦克駕駛員是誰。
而海外封叢德的《六四檔案》等網站所做出的努力，也值得稱道。當越來越多的公民投入到「尋求真相，拒絕遺忘」的行動中去。一個一個被掩蓋的真相都相繼被披露、被還原。真相進一步 ，謊言就退一步。真相是一種力量，說出真相是無權者的權力。我們看重和珍惜民間每一個這樣的行動。近年來，有不少海內外人士撰文、著述披露大屠殺真相，也有了不少進展。
現在網絡如此發達，一部智能手機就是一個信息發佈站，我呼籲每個親身經歷者都把自己參與六四的經歷寫出來，匯集成《我的八九六四》這樣的書，一集一集地出，越多越詳細越好，不能有紙質印刷，我們就先出網絡版。
二、呼喚良知
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歷史將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喧鬧，而是好人的過度沈默。」
柴靜說她拍《穹頂之下》是她和霧霾之間的私人的恩怨，而我要說，六四不是我和政府之間的私人恩怨，而是一場關於公義和良知的大是大非事。如果我們在海外的親身經歷者不來紀念，不來呼籲公義的彰顯，呼喚良知的覺醒，我們就是被死者的背叛，「遺忘是對歷史的不公，寬恕是對逝者的不義。」
中國不乏精於算計，權衡利益得失的謀士、軍師和公知們，統治者也不乏孔慶東，司馬南之流的幫閒和幫凶，或者昧著良心悶聲發大財的馬雲之流的所謂企業家，但關鍵時刻卻缺乏有勇氣、有擔當、有良知的熱血志士，缺乏振臂一呼、仗義執言的勇士和男兒。這次網名「屠夫」的吳淦被福建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及「誹謗罪」刑事拘留讓我們再一次看到良知和道義的可貴。屠夫，初中文化，體制外之人，他用行為藝術的方式來反抗常被譏笑為粗陋，就是這樣一個被很多「高素質」的大佬所看不上的遊民式人物，卻成就了許多的志願壯舉。在網上懸賞十萬元徵集「慶安火車站民警開槍事件」現場視頻，引起網友廣泛關注。
所以我們今天要呼呼中國出現更多的張雪忠這樣死磕的教授，高智晟這樣死磕的律師，高瑜這樣死磕的記者，屠夫這樣死磕的公民，季由（判20年）這樣死磕的作家。我還可以加上缺少「王怡這樣死磕的牧師，滕彪這樣死磕的學者等等」。其實「六四」問題的最終解法幾乎天下人共知：查明真相，平反昭雪，懲治兇手。但是公義從來不會自動來到，也不是當權者的施恩賞賜，而是需要我們每一個公民的抗爭和努力！
成都的王怡牧師在秋雨之福教會里開始效法耶穌的榜樣，遵循主耶穌的教導：「與哀哭的人同哭」。每年六四他們都會在警察的監控下全教會舉行特別的禱告會，祈求上帝的醫治和憐憫來安慰和幫助這些受難者家屬，同時還設立了「良心犯基金」來幫助被關進監獄的良心犯的家屬的生活和子女讀書，還建立了「上訪者團契」，每月聚會一次，讓教會的其他團契輪流來服事這些因為自己的權利遭到無妄侵害，又無法得到正常司法救濟，不得不向政府討公道的上訪者。
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將近上億人的群體，這個龐大的人群如何在中國民主化轉型和解決六四的癥結中發揮巨大的作用，需要我們來探討。但是如果今天教會如果沒有正確真理的裝備和神學的引導，就會墮落為提供心靈雞湯的俱樂部和同鄉會，如果今天的教會只講上帝的慈愛，回避上帝的公義的宣講，這樣裝備起來的基督徒變成了狹隘自私、明哲保身，隨伙作假的基督徒。王怡牧師甚至說到：如果問，中國社會最缺什麼，我當然會說，最缺信仰，最缺福音。但如果問，中國的基督徒們最缺什麼，我會說，最缺良心。沒信仰的中國人，和沒良心的基督徒，共同打扮著這個世界的、繁榮昌盛的假象。」願王牧師的話成為我們的警戒！
三、彰顯公義
「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六週年了，當年在廣場上意氣風發、熱情衝動的我們大多已進入了老練穩重、成熟自信的中年，昔日愛國熱情依舊，但不再是廣場那種豪氣萬丈的吶喊，而是轉為對建設民主中國實際的參與和實踐。
作為一個基督教的牧師，我也要提醒大家，地上永遠沒有真正的公義和公平。今天的中國被一個無神論的政府所統治，教育出來一群沒有信仰，沒有敬畏感的人民，這給「六四」問題的解決無形中增加了很多的困難。如果一個執政黨沒有上帝的觀念，沒有永恆的觀念，沒有末後審判的觀念他就可以驕橫跋扈，為所欲為。只管今生，不管未來。在任期間瘋狂地掠奪資源，撈取財富，然後把子女送到國外，轉移資產。在「全民向錢看」的口號下，很少人會對超驗的公義、真理這些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感興趣。
彰顯公義也不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和標語，它需要我們六四的經歷者一起積極地來參與和實施，「六四」問題的解決可以全方位地進行，流亡海外的當年的六四經歷者可以成立後援會，基金會，籌集資金來幫助國內至今還在受迫害的民運人士及其他們的家屬，寫信，發電郵，打電話等方式來安慰受害者家屬，同時還可以給施暴者（警察，法官等）打電話指責他們的罪惡，提醒他們最後的審判，人肉搜索這些加害者，把他們和他們子女的照片，個人信息發在網上，造成心裡壓力，對所犯的罪行有所收斂和恐懼。減少作惡的程度。
如今，我努力學習效法基督，除了宣揚福音的救贖真道，也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神的愛，學習用基督的愛去撫慰、關懷那些「六四」受難者的家屬和為義受逼迫的人，以求彰顯上帝的公義。
2015/6/15 19:4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