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刘凤钢
受访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受访人简介 刘凤钢：北京人，出生於1959年，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教案”维权遭到逮捕，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第二次被逮捕的经过。
刘凤钢（以下简称－刘）：2003年7月25日，我接到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的一个电话，说浙江萧山正在拆教堂，他们无法联系上萧山当地的基督徒，希望我替他们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去了趟浙江萧山，拍了一些照片，并记录了基督徒受逼迫的祥细情况，把这些资料发给了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
到了10月份，萧山的基督徒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当地政府又开始逼迫他们，希望我再去调查。后来，我去了，当时我住在一家宾馆里，约他们在下午五点见面。
当天下午三点，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当地的基督徒，把门打开，原来是宾馆的服务员，她说要打扫卫生，结果把房间的窗帘拉开就走了，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到了四点多，又有人敲门，我以为约的人来了，又把门打开，结果进来一个穿黑毛衣的女人，她进来以后问我要不要做“按摩”，我说不要。
话音还没有落下，门又响了，我心想，这下糟了，我约的人来了，如果让他们看到这般景象，怎么解释？我硬着头皮把门打开，结果闯进来一大批警察，进来就把我扑倒在床上，将我死死地摁住，我高喊：法西斯暴徒们，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
紧接着，他们把我从床上拎起来，把我的脸紧紧贴在墙壁上，一个警察从我上衣口袋里搜出一打名片，还有录音笔。随即，把我从七楼一直押到一楼，把我塞进一辆警车后备箱的铁笼子，这个铁笼子是专门用来关警犬的。
警察一路把我带到萧山高唐派出所，进去以后，让我坐在传达室，由那些协警看押着，当时也不过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个便衣让我上楼，对我说：对不起，我们弄错了，你走吧。结果在检查行李时，这个便衣从我的行李里发现了一本《圣经》。他拿着《圣经》问我：这是什么，你信法轮功？我说我不信，我信仰基督教。他说：这你就别走了，等上面的人来了再说，甭管什么教，我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便衣是萧山区当地秘密警察的一个小头目，这是他们故意找理由延长扣押时间的一种手段。
不过，当时我心里并不感到有多恐惧，心想没偷没抢，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警察手上。吃过晚饭，又过了一会，萧山国保来了两个人，穿便衣的那个是教导员，他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想给我一个下马威。一进门，就训斥我，命令我把腿放下去，当时我翘着二郎腿，我没有搭理他。“把腿放下去。”他抬高了声调，“我不放下去！”我开口了。他冲过来，双手抓起了我的衣领，把我提起来，我高声大喊：你干什么，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这时，那个穿警察的国保队长终于说话了，他对那个教导员说：算了，算了。他放下我，我又把腿抬起来，这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这是他的习惯，习惯。我的眼睛始终盯着那个教导员，他问我名片的问题，我说不告诉你。
一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我又被送回到传达室，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要求到置留室，因为置留室比传达室宽敞，可以躺着睡觉。到了凌晨十二点左右，送进来一个小伙子，他因为偷汽车电瓶，被发现，跳到河里想跑，结果从河里被捞上来。他进来时，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打哆嗦，警察也不避讳，当着我的面就用警棍电他。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那个国保教导员带着一个助手又来了，冲我招手，把我弄到一间办公室。还是那教导员，用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也不说话，这样沉默了好一会，他开始问：你为哪个外国机构办事？突然之间他提高了嗓门，大声吼：他们用多少钱收买你？我们也可以用钱收买你，你开个价吧。我说：你们出不起这个价钱，我是用耶稣的宝血买来的，是无价的，耶稣为我而死，你们能为我死吗？他们一下就不说话了，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他见我不说话，又说：你要不说，我们换个地方说，现在还给你说话的机会，到时候就不是这么说话了。
接着，他拿起我的行李就往外走，我跟着他，他回过头来，说：干嘛，跟着我干嘛，你要不让我走你就说啊。又回来，把我的行李放下，重新坐下，闭上了眼睛。我也坐着，闭上眼睛，他睁开眼一看，见我在睡觉，火了，冲过来，扯着我的衣领往墙上撞了好几下，我大声抗议，引来了派出所的警察，他们都过来看热闹。这个教导员见状，又把我放下，假装给我整理衣服，说：没事！没事！
他们就和我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拿我寻开心，一直僵持到下午四点多，都没有吃饭，我对这个教导员说：传唤的时间是二十四个小时，一到五点，我就会往外冲。他说别着急，我算了一下，昨天是五点半，我们还有时间。
不久，又拿起我的行李往外走，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把我带上一辆警车，上了车，他又跟我东聊西侃，边说边指，车开到一处地方，他对我说：这个地方你应该不陌生吧。我一看，蓝天宾馆。
我当然记得，上次来萧山我曾经在这里拍过照片，他们把我押到蓝天宾馆的后院，那里有一幢楼，叫“得月楼”，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浙江省纪委关押双规人员的地方。
他们把门一打开，满屋子的警察在里面等着，不下十多个，先前那个国保队长出现了，他对我说：刘凤钢，今天你就住这，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吃干饭的。
接着，他拿出一张监视居住的表让我签字，上面拟的理由是说我非法接受采访。可能是那些名片里有美联社等国外记者的资料，他们一时还拿不出真正的罪名来拘捕我，所以暂时给我定个监视居住，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这段监视居住的时间里，专门去了趟北京，查抄了我家。
我被监视居住了一个月零一天，不过，吃得挺好，警察拿来菜谱让我点菜，我拒绝点，他们就干脆自己点，专门挑那些最好、最贵的菜，他们也是沾了我的一点光，平时可能没有这样的由头任意点菜。
当时是三班人马轮流看守我，每班三个人，一天三班，使我特别愤怒的是，无论哪一班看守，都要打开房间的电视，一天24小时没有歇停，我无法睡觉。而他们也不能把门锁上了事，因为我属于监视居住，如果他们锁上门，就变成非法拘禁了，于是，一个人堵着门，另外两个人就一左一右躺在我两边，真够荒唐的。
第一次审讯安排在后半夜，深夜对我进行疲劳审讯，当时是由杭州市的秘密警察，萧山区的秘密警察联合对我审讯，他们第一句话就让我一惊，他们说：刘凤钢，你把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委托你的事情说一下。我知道他们偷听了我录音笔里的内容，录音里有我的自我介绍，他们都知道了，于是，我就把情况如实地说了一遍。
半个月之后，他们再次审我，这一次，他们说我写的文章已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问我是谁发表的？我随意一说，哟，可能是住在我家里的朋友发表的。结果，就这么一句话，把那位朋友给坑了，他被判了两年监禁。实际上，那位朋友和这些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也许是警察故意设套套我的话，我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
审讯期间，最大的麻烦是他们采取车轮战法，根本不让人休息，睡觉，给人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一开始，他们审讯我是在宾馆，后来，他们开车把我拉到看守所，在高墙之内进行审讯，审讯完子再又拉回到宾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北京市公安局一手在操纵，有一次，我发现来自北京的警察，他被我看见了，于是就索性走到前台，对我说：刘凤钢，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向我说了好些莫名其妙的话。
不过，这么多事情以来，我发现自己只要一进公安局，心里就很踏实，平静，在外面，有自由的时候偶尔还会担心警察会找麻烦，一旦进来了，反而没有这层心理包袱了。
还有一次，在看守所审讯，依然是那个耀武扬威的教导员，死死地盯着我，突然问：三哥是谁？我一听，没搭理他，但我知道我的电话被窃听了，因为我只在一次电话中提到过这个名字。也就在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把我拉回到蓝天宾馆，而是把我直接送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然后又送回了萧山区看守所。
马：请谈一谈你在浙江萧山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刘：一进看守所，开始就是搜身、剃光头。看守所的院里有两个露天的笼子，所有进出院子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新送进来的人就关在这个笼子里，脱光，接受身体检查，男人没有任何遮挡，而女人则是在笼子周围象征性的围上一块灰布，实际上，这块灰布根本无法遮挡住他人的视线。对我来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脱光，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当时还有女警察进进出出的，或许是这样的场面她们见多了，习惯了，也就麻木了，也不脸红，也不回避。当时，天气很冷，我没有衣服，皮鞋也被他们拿走了。
等剃光头，看守所就发一块毛巾，半块肥皂，一条内裤，抱着自己的衣服，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进监室。当时我进去得晚，没有吃晚饭，进到监室之后，里面的牢头让我脸冲着墙壁，站到晚上九点睡觉的时间，这是新人进号的规矩。
到看守所的第二天，学背报告词，比如，“报告警官，在押人***因****，要求出监，请指示。”“去！”“是！”，这样，打开牢门出去，两手交叉于下腹部，低着头，倒退着走出牢门，到了通道之后，再横跨一步，低头站着，等到狱警把牢门锁好以后，说走再走。在通道尽头的大门上勾着许多副手铐，自己取一幅给自己戴上，再送到审讯室，审讯室里有暗铃，等到审讯完了，预审的警察一按铃，狱警就进来把被审讯者再送回监室。
在看守所，吃饭的时间是由牢头掌握的，他一拍床板，喊一声“收”，不管你有没有吃完，所有人都必须停下来，剩下的都往垃圾桶里倒，而这个时间，基本上是以牢头自己吃完为止。
在萧山区看守所羁押了半年，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
在监狱里面，政治犯一般都属于“严管”对象，不允许向外面写任何只言片语，我没有衣服，皮鞋被没收了，光着脚没有鞋子穿，提审的时候，我也只能穿其他人的拖鞋。那时，恰好司法部管得严，是在押人生活最困难的时期，看守所里不能买东西，所以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正在我困难之际，萧山当地的教会给我送来了棉被、衣服还有钱，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这是我到看守所后的第三天。
有一次，当地的基督教徒给我送钱，他们走到看守所门口，却突然把我的名字给忘记了，后来，他们祷告，才想起我的名字。在我离开萧山看守所的时候，账上还有六千多块钱的当地教会的捐资，之后在我被转到杭州看守所之后，我遇见了另外两位和我同案件的朋友，我把外界送来的钱和衣服等物品一块分了。
还有在看守所内部，有很多羞辱在押人的节目，比如，跳“天鹅舞”，拿外地的普通刑事犯人开心，让他们踮着脚尖，脸带微笑，跳芭蕾舞。
比如给新人“发墨镜”，“砰砰”，照准新人的眼眶出两记重拳，他的眼圈立即变黑，这叫“发墨镜”。
还有“划船捕鱼”，让新人坐在炕上，盘着腿，手做摇橹状，边往前划身体边往前挪，看上去是船在水中前进，嘴里还要不停地唱歌：洪湖水，浪打浪——。而那些老号则不断地往炕上扔拖鞋，你必须扑住，这叫“捕鱼”。
让小孩子站街扮妓女，飞凤眼招嫖，这是比较变态的游戏。
还有就是让狱警开车去买羊肉串，花生和毛豆，那些牢头狱霸就围着炕铺吃成一圈。武警也向在押人卖酒，挣些外块，一可乐瓶装酒，50块钱，从监室的墙上他值班的地方用绳子吊下来。
上面这些都是1995年在北京宣武区看守所的生活，而在萧山看守所，警察则是来阴的，比如，把在押人铐在监室挂毛巾的铁管上，一铐就是一个月，在监室墙壁靠近地板的地方，有一根专门挂毛巾的铁管，狱警就把人铐在上面，人只能斜躺着身子，吃喝拉撒睡，狱警不会给你解铐子，并且没人照顾你，如果你要拉屎，从搞卫生的劳动号那里蹭一个塑料袋，用可以活动的那只手脱了裤子，把屎拉在塑料袋里，等到下次劳动号再来清理监室内的垃圾桶，请他帮忙把这包屎带出去。还有，把在押人带到专门的刑讯室，把人呈大字型铐在墙壁上，不给吃不给喝一个礼拜，等等。
我刚进监室时，有个贵州人，留着胡子，模样有点像本-拉登，也是活该他倒霉，有一次偷钱包偷到了警察头上，结果被送进来。他在墙角底下铺了一个方便面包装纸盒，独自一个人生活，后来，我才知道他患有肺病，他在派出所吞服了一个打火机，造成肺部感染。那一天打饭，牢头不给他打饭，等到推车的大妈从通道那头再推车过来，这个贵州人就上前去打饭，大妈埋怨他，为什么推车过去时不打饭？这个人据实说牢头不给他打饭，结果他被牢头打了一顿。
值班的狱警记录下他俩打架的事。第二天，“管教”把牢头叫到风场，对他说你们坐牢都不容易，别对他人太过份。还要牢头给这个贵州人找件衣服。在监室里，经常有人进进出出，有遗弃的衣服，但牢头不发话，谁也不敢轻易拿。
后来，法院判了他三个月。三个月之后，看守所急急忙忙找他的家人，但联系不上，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时已经吃不下东西，看守所在人临死之前给他炖了两回鸡肉。临死的头天，他突然从自己的木板床上起来，蹲在风场的池子上，我还劝他从池子上下来，很容易摔下来。到了晚上，他又向我讨要牛奶喝，后来又喊没有空气，没有空气，当时，有警察在监狱外面值班，我对警察说这个人需要吸氧，但警察没有理会。等到第二天早上点名时，他躺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人已经死了。
后来，狱警在监室里作了笔录，要求大家说看守所和狱警对他是如何如何好，对他的病情如何如何关心，不允许说看守所不给他治病，不允许说他如何受到牢头的虐待，不允许说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如果有谁说出真实，那么，他在里面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家都被迫昧着良心去撒谎，在我进去之后，没几天这个贵州人就死了。
2007年，我第三次遭到监禁时，有一狱友还向我提及他曾亲历过的一件事情。在他的一次被羁押期间，看守所监室里有个人经常受欺负，他们的监室有外加工活，他知道狱警经常拿这些外加工货物出去换烟抽，因为他经常受欺负，于是就发牢骚，扬言等他出去之后，要去找那些外加工厂，把这些事情都抖露出去。结果狱警知道了，也害怕，暗示监室的牢头让这个人闭嘴。
第二天早上，牢头起床之后，冲监室的“二哥”打了个哈哈，问：今天吃什么？“二哥”一看监室里的东西，除了方便面，没有别的食物。然后，牢头就说他今天要吃鱼子酱。“二哥”知道老大要整人，问哪儿有卖？牢头说莫斯科有卖。“二哥”就拿起一个书包，挎在这个人的脖子上，说：大哥今天想吃鱼子酱，上莫斯科买去。
于是，这个人就蹲着，做一个骑自行车的模样，一路还按着车铃，就出发了。过了一会，牢头问他到哪儿了，他说到哪里哪里了。“啪”，一鞋底子打过去，“怎么这么快，你骑自行车还是骑摩托车，重新来。”于是，这个人又重新开始，一直从早上“骑”到中午，到了下午两点，才按牢头的要求到达“莫斯科”郊区，最后，这个人实在受不了了，牢头才让他停下来买“鱼子酱”。接着又沿途返回，牢头手里拿了一鞋底子，只要这个人的速度一慢下来，牢头就用鞋底子抽他，这样折腾了他一整天，当时还是冬天，这个人也都浑身被汗水浇透了。
他对牢头说：大哥，热。牢头就扔过来半块肥皂，命令他洗澡，并且必须把这半块肥皂洗完，因为是冰冷的水，洗了一会，他又对牢头说：大哥，冷，受不了了。牢头就冲他骂：他妈的，你到底是热还是冷。一直洗到用完这半块肥皂，洗完后，这个人穿上衣服，牢头让人拿几床被子给他盖上，又安排四五个人死死捂住被子，怕他把被子踢开。没过一会，这个人又在被窝里喊：大哥，又热。牢头冲着被窝骂：去你妈，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忍着。慢慢地，这个人就不再蠕动了，到晚上十点多钟，掀开被子一看，这个人的瞳孔已经放大，于是，牢头把情况报告给狱警，把这个人抬到通道上，等救护车一来，人还没有抬上车，就已经死了。后来被诊断为“急性肺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病死的，还是窒息而死。
我曾经对监控我的秘密警察谈及过这些事情，触及到看守所和监狱内部的黑暗程度，他们回复我：你管好自己就行了，管这些破事干嘛。大家对里面的黑暗似乎都心知肚明，但都假装视而不见，不愿意去改观些什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天一天烂下去。
在萧山看守所，所有的监室都要劳动，但我所在的监室却不需要干活，而且羁押的人很少，最多的时候也就六七个人，有那么一两个人临时送进来，也是特意安排来擦地板、叠被子干活的。这个监室是专门为关押那些官员们准备的，我进去时，里面有一个前公安局长，这位公安局长属于异地关押，因为介绍行贿被逮捕，还有一个水利局副局长，不过，狱警安排了一个刑事犯人做牢头，他因为骗取出租车租赁公司的车，把车给卖了，于是被送进来。他之所以送到这个监室，还带有另外一个目的，看守所让他充当狱警的线人，追查线索，挖案子。
警察利用牢头来挖案子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光浙江如此，在北京同样如此，新人送进看守所，都要填写“在押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份表格理应由狱警填写，但是有时狱警就把这份工作交给那些有经验的牢头，让他们以警察的名义填写，警察就利用牢头来审讯在押人，有时，牢头为了讨好狱警，还把从其他人那里抢来的贵重物品，比如衣服，送给狱警。
因此，为了获得犯罪证据，有时也把那些犯事的人临时送到我所在的监室里来，由牢头进行审讯。有一个偷电动车的，牢头问他：偷了几台？这个小偷说：一台。“啪！”一鞋底子拍在脸上，把他的眼睛、嘴巴都打歪了，总共拍了九鞋底子，就审出了九台电动车。并且他还不能瞎说，这些都是要实际核对的，包括作案时间，作案地点，销赃地点，都得一一对上号，才作数，完了，牢头把这些材料交给警察去核实。并且有一点，他还无法翻供，说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之下信口胡说，因为此时警察都没有介入审讯过程，这样，狱警就立功了。
在审讯的过程中，我还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发现每次提审时，警察都会桌下偷偷地瞅，有一次，我趁在审讯笔录上签名的时候，把脖子伸过去往那里一瞅，发现里面有一台微型电视，外面应该还有同步监控的人，专门给这些提审的警察提示下一条审讯内容。
在萧山看守所，我还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比如，沈，萧山区水利局副局长，他先我之前被送进来，我进去时对他进行密集式审讯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个人的胆子很小，精神压力非常大，他是监室里的“二板”，而我睡“三板”，我们俩紧挨着睡，一到晚上他就失眠，老是把我捅醒，白天经常一个人独立发呆，自言自语，唉声叹气，我就安慰他，像哄小孩一样把他搂抱在怀里，睡觉时他有时把手伸过来，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我不握住他的手他就睡不着觉，换句话说，他感到非常无助，没有安全感。他是1958年生人，因为一桩腐败窝案被送进来，法院指控他的贪污金额为30万块钱，也是到处东拼西凑出来的，后来判了13年监禁。他在职位任上还包养了一个大学生，在法院开庭时，这位小情人还特地跑到法院来旁听，他回到监室后和我谈及此事，让他特别感动。
后来，沈被送到西郊监狱服刑，我刚进西郊监狱的入监队时，他还特意跑过来看我。
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来说，对自己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丧失自由的恐惧，是那些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无法想像的。在监狱，有人为了早离开一天，花几万块钱都愿意，2007年，我被羁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因为我有严重的糖尿病，因此被送到公安局专门为病号犯设置的999筒道，在这里，我遇到一位吸食大麻的新疆人，当时他已经是已决犯，正在服余刑，并且没几天就要被释放了，好像是一周还是更长一点。他家里是开饭店的，经济上可能还算宽裕，警察就让他带话给他太太，让他太太交六万块钱可以前提获释。结果，他媳妇不愿意，可能考虑到他没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心疼那六万块钱，他在里面气急败坏，恨他媳妇咬牙切齿。
还有一个案例，那是我还在1990年代被劳教期间，在团河严管队发生的故事。有一个外号叫“小金子”的劳教对象，他是第二天要被释放，但在头天晚上，他却翻墙逃跑了。这有点像田径运动员，都蹲在起跑线上，发令枪还没有响，但无论你的经验如何丰富，总是会有人抢跑，人们头脑中好像有一根自动运转的发条，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爆发，这种行为是无法用理性或非理性这种简单的心理学概念去概括的。一般很难理解他的行为，明明第二天就要获得释放了，为什么还要在先天晚上冒着加刑的风险去越狱。一个人，可能十年、八年都在监狱里面挺过去了，但当轮到他马上要被释放时，那种渴望自由的潜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并且越临近被释放的节点，这种心情就越发强烈，心理学家把犯人的这种心理现象称为之“释放综合症”，所以现在监狱专门成立了“出监队”，在犯人被释放之前的三个月，把他们都调到“出监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