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青山垂泪，桂水悲咽——
广西平乐县夏氏一家在文革中遇害纪实
晓明
引言
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 事实证明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一场大浩劫、大灾难，早已为世人公认，对此人们无比愤怒，深恶痛绝。这是毛泽东一生众多滔天罪恶之一，他因此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恥褥柱上。
平乐县地处桂林市的东南面约120公里，从桂林流来的漓江在此与恭城河、荔浦河汇合后称桂江，至梧州与浔江汇合后称西江，经广东而注入南海。据史料记载，平乐在秦代时属桂林郡地，汉代时分属苍梧郡富川、荔浦二县地，到三国时，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由富川、荔浦二县分置出平乐县，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县内的居民以汉族为主，约占83%，少数民族有瑶族、壮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约占17%。各民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向来和睦相处，友好相待。朴实、勤劳、刻苦、节俭是他们的优良传统美德。
自民国以来，平乐就成了一个州府所在地，至共产党建政后的50年代中期，这里仍然是一个专区所在地，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和文化都较发达，与周边几个县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说在近世以来这里一直是个文明礼仪之地。
然而正是这么一块文明礼仪之地，在“文革”中的1968年却发生了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那是在毛泽东诸多歪理邪说的鼓动下，在韦国清（时任广西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和各级当权者的直接操纵、指挥下，全广西有近十万人无端的惨遭杀害，是艮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屠杀惨案。平乐县是当时重灾区之一，仅据官方统计资料全县有1926人被杀害（少数是被逼自杀而死），这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惊天血案。而在这场大屠杀中，夏氏家族有7名男性被非法夺去性命，是全县遇难者中最为惨重的家族之一，令人非常震惊与痛惜，更使人对“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对广西大屠杀的挑动者韦国清、以及杀人的直接指挥者和杀人凶手们无比愤恨。
夏春林先生是“文革”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那时他一家六名男性就有五人被杀害，村上同族人中另有两人被杀；他自己也多次受到残酷批斗，险些丧命，但最终保存了一条性命，使他家得以靠他传宗接代，确是不幸中偶然侥幸获得的一线生机，实乃九死一生的存活者，令人无比震惊与万分同情。
早些年笔者为写作有关广西“文革” 大屠杀的文章，就曾到夏春林先生家向他了解过当年平乐大屠杀的有关情况，他给笔者提供过不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宝贵史料；其后我们曾多次联系过，交谈“文革”之事。近来我们有机会又一次相会，就他家在“文革”中不幸遭遇之事进行了又一次详细交谈，他希望我能把这些形成文字，以便留给后人作为历史资料，永远不要忘记了广西“文革”中的那场血腥大屠杀惨案，永远牢记这段悲惨的辛酸血泪史，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希望中国能建成一个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永远不要再发生“文革” 一类的惨剧，这是多么诚实而善良的美好願望啊！
遵照夏春林先生之意，以下笔者就根据他之详尽所述，专门把他家在“文革”中这一段悲惨的血泪史撰成文字，以给历史留下点滴的史料。笔者是怀着一颗无比悲愤与沉痛之心在写作此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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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林先生一家“文革” 前夕的基本情况
广西平乐县大发乡（原名大扒乡）苍板村夏家屯，都是夏姓人家，全为汉族，村民们祖辈以来都以农耕为生，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归的勤劳生活，大家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夏春林（原名夏绍春）先生一家就是夏家屯中的一户人家，是晩清时从湖南省衡南县搬迁至此居住谋生的，到他儿子一辈已是第六代了。在共产党建政之初期他家在当地是较有名望的家庭，因为他的伯父夏景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参加过广西学生军对日冦作战，日冦投降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桂北游击队，为共产党夺权建政作出过贡献，共产党政权建立后，他成了大扒区的首任区长。他的父亲夏克宽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农民，1950年在共产党的剿匪和其后的土改运动中是该村民兵队长，为剿匪和土改作过不少工作。
在“文革”发生之前，夏春林先生一家的成员及职业情况是样的：
大姑夏兰芬，嫁入平乐县城，属县城居民，无子女；
伯父夏景升（生于1916年），共产党员，平乐县五金公司一名干部（股长）;
伯母王丽初，子女早年夭折；
父亲夏克宽（生于1918年）, 农民，其妻1952年早逝，育有一女四子；
小姑夏玉坤，下嫁到鄰县恭城县一农民为妻。
夏春林先生有一个姐，两个哥和一个弟(即夏克宽的一女四子)：
姐夏玉芬（生于1939年），成年后嫁与地质队一职工为妻，文革前夕该地质队入川支援三线建设，现生活在四川省；
大哥夏绍庆（生于1941年），平乐县城搬运社工人；
二哥夏绍徳（生于1943年），平乐县城搬运社工人；
夏春林（本名夏绍春，生于1947年）, 平乐县城大米厂工人;
小弟夏绍喜(生于1949年), 文革前夕为平乐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
他们一家人在“文革”前的生活来源，除伯父夏景升微薄的工资收入补贴家庭生活外，另外是靠伯母、父亲在农村务农维持生计，还有他们三兄弟在县城打工的低收入也可补贴家庭生活之需，并供弟弟上学，生活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尽管生活艰难困苦，但一家人在困苦中节俭度日，团结友爱，与同屯村民和睦相处，仍是苦中有乐地在这个世界上苦度余生。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在“文革” 中的1968年一场横祸却降临到了他们一家，夺去了五位亲人的生命，这是令人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惨事。
二、伯父与父亲第一次遭受迫害蒙冤入狱
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因为夏家屯都是穷苦人家，找不出一戸地主；但工作队为了土改工作的需要，以便于发动农民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強行硬要把一户人家划为地主，夏春林之父夏克宽那时是该村农会干部之一，为民兵队长，他极力反对把这户人家划为地主，因此而得罪了土改工作队。他的伯父夏景升那时是本区的区长，他支持自己弟弟的正确意见，反对把这户人家划为地主。就是因为这种不同的意见分歧，被工作队汇报到平乐县委，最终夏景升、夏克宽兄弟二人均被以“破坏土改运动”的罪名而遭到打击报复，加上之前夏景升在工作中有过一定错误，最终被开除党藉，撤消一切职务，兄弟二人均被非法投入监狱。夏克宽在平乐被关一年后放回家，其兄夏景升则被送到柳州地区的劳改场服刑劳改，直到1962年才被释放回家，1964年在新县委书记包振仕的关注下才得以平反，恢复党藉和工作，分配到五金公司任职。
此次兄弟二人所遭到的迫害，完全是一次不白之冤。在他们被关押后，夏春林的母亲因贫病交加而于1952年早逝了，不久祖母也因受气不过而故去，只留下了伯母王丽初一人照顾夏春林等一位姪女和四位姪儿，生活自然是异常艰难困苦的。一年后夏春林之父夏克宽被释放回家，与嫂子共同靠务农撫养五个未成年的子女。为了减少困难，不久即把这五个子女送到县城姐姐夏兰芬家中生活，因这个姐姐无子女，五姐弚同时把户口迁入县城（因那时迁户口还不受限制），只留下夏克宽和嫂子在农村务农，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的贫苦生活。
三、“文革”中一家五名男性惨遭杀戮
1968年7至9月发生在平乐县的那场大屠杀中，夏春林先生家有五名亲人遇害，分别是他的伯父、父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尚在读中学的弟弟。
伯父夏景昇：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在“文革” 中他因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干部要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等一类的号召而投身到“文革” 运动之中，在1967年“一月革命” 后参加了平乐县城的造反派组织“平乐县革命造反大军”（ 隶属于广西“四二二” 派），支持平乐中学生们的“造反” 行动，后成了平乐“造反大军” 的一名常委；仅此而已，在“文革”中他从未做过什么违法之事。当1968年6月桂林市区大规模武斗爆发时，那时平乐县内并未发生武斗，“联指”派除派出武斗人员到桂林参加武斗外，为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而随意抓捕“四二二”派人员，迫使“四二二”派人员纷纷逃到乡下躲藏。至8月初桂林武斗在“老多”派主动上交武器并撤除据点后，武斗结束，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也宣告成立，到9月初平乐县革委会和县武装部却成立什么“剿匪大队”， 把逃难到乡下躲藏的“四二二”派人员当成“土匪”来围剿。9月9日梁培德（县林业局干部，“联指”派头目之一）带领“剿匪”大队人员在平乐县粉岩山区抓住夏景升，当即被梁培德用机枪连发多弹杀害，时年52岁。
夏克宽：作为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文革”中他仍在农村中坚持农业生产劳动，并未
参与任何两派的活动。只因他的兄长夏景升是县“造反大军”的常委，四个儿子在县成都参加了“造反派”，当大屠杀发生时，“联指”派武装人员却非法地把他从农村抓到县城关押，1968年9月初的一天，在平乐街大南门码头把他枪杀，时年49岁。
夏绍庆：作为一个搬运工、一个青年工人，“文革” 中仅仅因为参加了县城的“造反大
军”，并未有任何违法之事，被“联指”派抓住后，1968年8月的一天在平乐县城水厂码头被非法枪杀，时年30岁。
夏绍德：也是一名从事搬运工作的青年工人，“文革”中仅为县城“造反大军” 普通的
一员，从未有过违法之事。为了生计，桂林武斗之前他与数名青年工人在桂林市区从事搬运工作，武斗发生时桂林被围困，他们回不了平乐，只能被困在“老多” 控制的区域内躲藏。武斗结束后，“老多”派主动上交武器，撤除武斗据点。由“联指”派人员组成的“工人纠察队”、 和各县到桂林围攻“老多”派的武斗人员组成的所谓“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公开到“老多”派区域内非法随意抓人、打人，清查外来人口。夏绍德等数名平乐搬运工即被抓回平乐，不久夏绍德被押到平乐县交通大楼后河边枪杀，时年25岁。
夏绍喜：“文革”开始时为平乐中学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由于那时大力宣杨的“革命无
罪，造反有理” 的呼声传遍全国，受其鼓动，青年学生们很容易受影响而起来“造反”， 为此夏绍喜参加了学校的“造反派”，这在那时是很自然的事。在“文革”中他虽是“造反”派的成员，也仅是写大字报、参加集会、大批判、到外地串连等活动，从未有过违法之事。1968年桂林武斗发生时，平乐“联指”四处抓捕“造反派”成员，他被迫逃到乡下躲避，后不幸被“联指”派武装人员抓回县城关押。在9月初的一天晚上，“联指”派数名武装暴徒将他捆绑后押上船，把船搖离岸边到深水处准备把他枪杀，然后沉尸河中。当船搖到深水处时，暴徒们把他推入河中，随即开枪射杀。此时夏绍喜心理早有准备，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暴徒们把他推下河的一瞬间，由于他的水性好，顺势一跃，箭一般地窜离船体很远，所幸暴徒们开枪并未击中他，使他得以死里逃生。当他沿江而下潜游了一段距离后，正好遇到一条漁船，他向漁人呼救，好心的漁民把他拉上渔船，并为他解下捆绑的绳索，把他送到岸边，告诉他此处不能久留，自己逃命去吧！他连夜又向附近山里逃去。连续两天在山上躲藏，由于没有吃的，饥饿难忍，他下山来在农民的地里想找些红薯和豆类来充饥，不幸被当地的“联指” 派民兵发现，当即被他们抓住。此处正是离平乐县城7公里的金山村水源寨屯地段，这些“联指”派暴徒们近两个多月来在本村杀人杀红眼了，十多位金山村民和三位金山小学老师都被他们杀掉了，现在得知抓到的是平乐中学一名“造反派” 学生，这些暴徒们在公路边当即把他枪杀，然后把尸体推入废弃的石灰窑中。可怜这位年仅19岁的中学生最终也逃不过劫难，终被抛尸荒野，令人无比愤恨与痛惜。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除上述五名亲人惨遭杀害以外，在他的家乡苍板夏家屯另有两名夏姓族人夏克顺和夏绍群也惨遭杀害。这两人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文革”中也从未参与过什么派性活动。只因为和别的人家过去有过矛盾（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却被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报服，可怜的枉丢了性命。
这7名夏氏家人就这样在“文革”中惨遭杀害了，这真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如此这般的草管人命，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一件件凶杀案，但当时不但没有任何政权机关来过问此事，相反这些政权机关控制的社会舆论导向则认为是镇压了坏人，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事，只是杀人的数量多了而已。其后又长期得不到立案处理，让凶手们和幕后指挥者长期逍遙法外，有的并得到提升重用。如此的社会制度，实在令人无法相信，也无法理解。就是在过去的封建帝皇时代和国民党当政时代，杀人偿命都是历朝历代的传统，而今在共产党当政时代竟会出现如此这般的乱杀人，事后又不作任何处理，这还是人类生活的社会么？！
四、平乐县大屠杀的产生及发展经过简要回顾
发生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之故，但直接的原因却是因为韦国清，他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广西党、政、军的一把手，历来被吹鼓手们称之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女”， 实际上他是广西的土皇帝，一个独裁者和迫害狂，一个双手沾满广西人民鲜血的侩子手。
在“文革”之初期他曾受到过“造反派”的冲击，在南宁和桂林被戴高帽游街批斗，此事如果有什么错误，其责任应在毛泽东，是他鼓动青年学生们起来造“走资派”和“修正主义” 的反，群众只是一些过激行为而已，是不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但韦国清却因此而记恨在心。特别是此后他长时间支持“联指”派打压“四二二”派，且一直拒不认错和改正，“四二二”派坚持要打倒他，由此他对“四二二”充满了仇恨，从而埋下了秋后算帐的报复心态。虽然在1967年11月他被迫向中央交出了检讨，广西军区也同时交出了检讨，都承认在“文革”中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挑动群众斗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要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 赔礼道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他们用缓兵之计在蒙骗广西人民，以便日后寻找机会伺机报复的一种策略而已。
1967年11月，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在中央主持下达成了大联合协议，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也同时下达，成立了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区革筹小组”。此时的广西，如果韦国清能出于公心，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待两派一碗水端平，做好两派的工作，广西后来的大规模武斗就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大屠杀的惨剧。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两派既已实现了大联合，新的领导机关“区革筹” 也已经成立，广西的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变得越来越糟。根本原因就是韦国清及广西各地仍在执掌大权的官员，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权力，对“造反派”（“四二二”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此他们大搞阴谋诡计，仍在支一派、压一沠；对站出来支持“四二二”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等恶意中伤，诬指这些人是“走资派、叛徒、特务、阴谋家”， 诬称他们企图“向无产阶级夺权”， “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必须要把这些人坚决打倒。
自1967年底开始，在韦国清的纵容下，广西一些地方的当权者和军分区、县武装部就公然支持当地的“联指” 派打压、甚至围剿“四二二”派，如河池、宜州、容县、梧州、钦州——等许多多地方“四二二”派屡遭打压，使这些地方的“四二二”派成员被迫逃往农村和城市躲藏，这些地方的大联合实际上名存实亡，成了“联指”派的独立领地。进入1968年后，至4月时虽然桂林、柳州、南宁及不少地区和县级的新政权机关“革委会”成立了，但此时的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变得更为严重，一些县的“四二二”派已被“联指”派压垮，其成员不是逃到乡下就是逃到南宁、柳州、桂林这三座城市躲藏，而此时桂林、南宁、柳州这三座“四二二”派力量强大的城市，“联指”派都在极力挑起事端，抢夺部队的武器，率先抢占武斗据点，以此来激发“四二二”派也做出相应的举动，以达到他们挑动武斗的目的。
正是在此种形势下，南宁、桂林、柳州的“四二二” 派为求生存而被迫自卫，在“联指”派逼迫之下也抢夺军队的武器，占领据点，以阻止“联指”派的围攻。此举正好中了韦国清及“联指”派黑高参们的诡计，他们正好借此发动宣传攻势，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诬称“四二二”派“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并造谣说“三点一线”（ 南宁、柳州、桂林三市为“三点”， 连结三市的湘桂铁路为“一线”）是“伍修集团的最后保垒”, 是“反革命份子、反共救国团、国民党桂系残渣余孽、叛徒、特务、死不改悔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的集聚地”， 诬指“他们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彻底消灭他们”，因此而调动农民和部队围攻这三座城市的“四二二”派，使这三座城市同时发生大规模武斗。他们不但在军事上进行武力围剿“四二二”派，舆论上大放厥词，蛊惑人心；为配合武力围剿，他们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区革筹”就是当时广西的政权机关），与广西军区共同发布《“关于破获‘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习称“6·17公告‘），在全广西掀起大揪“反共救国团”的高潮，矛头直指“四二二” 派，使各地不断出现乱抓人、乃至乱打、乱杀人事件。同时又向中央妄报军情，把三座城市“四二二”派的自卫行动诬称为受坏人操纵指使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毛泽东也就此批示中央发布针对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中央和“文革” 领导人也在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枉顾事实地一味指责“四二二”派，把所有罪错都强加在“四二二”派头上。正是因为这些，给广西此时的大屠杀更是火上浇油，“联指” 派们似乎得到了上方宝剑，打着“革命旗号”四处非法抓人、打人、杀人的事件迅速增多，1968年7、8、9三个月全广西到处是血雨腥风，把抓到的“四二二”派成员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公开地或者是暗地里枪杀、刀杀、棒决、石头砸死、推下河水淹死、甚至用火烧死、吃人肉、人肝、先奸后杀——等等惨绝人寰的惨剧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极为罕见的大惨剧。
平乐县的大屠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县革委会和县武装部打着落实自治区“6·17” 公告和中央“7·3”布告的旗号，层层召开动员大会，布署抓“反共救国团”， 抓“现行反革命”， 并组织“剿匪”大队下乡上山进行“剿匪”。 这一切的目的全都是对着“四二二”派来的，在他们眼中“四二二”派就是“反共救国团”，就是“反革命”，就是“土匪”， 就要进行“清剿”，予以彻底消灭。大屠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制造的种种荒唐之“公告”、“ 布告”，并大肆组织、宣传动员之后发生的事，给那些民族中具有劣根性的流氓、打手、形形色色的暴徒们找到了杀人的借口，使他们杀人成性，杀人杀红了眼，以杀人来取乐，这是人类的耻辱，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结束语
1968年发生的平乐县大屠杀，1926人被惨遭杀害，虽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所发生的事；但，事后依法进行处理，对杀人的组织者、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依法惩处，总是一个国家、一个正常社会所应该做的事。然而在平乐，这些杀人的策划者、指挥者及众多的杀人凶手们不但未受到任何惩处，反倒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卫红色政权”、“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镇压阶级敌人” 的积极分子，一些人得以入党、提干、升官，或者参军、升学，一些人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权的领导干部，这又是一件叫人无法理解、无法容忍的怪事。据平乐县官方后来的统计，杀人后提拔当干部的有118人，被招工从农民变成工人的有155人，入党的364人。杀人的直接指挥者朱秋麟成了县革委会的委员，他仍不满足，后来竟企图夺革委会的权，争当第一把手。其他的杀人指挥者如莫世凑、林秉刚等都得到了升迁。而那些冤死者则长期背上了“坏人”、“ 反革命” 的罪名，冤死者的家属则长期处于受压制和打击的地位，使他们苦不堪言。
大屠杀虽然在1968年9月终止了，但在其后的清查“5·16”、“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一系列的所谓运动中，韦国清及他手下的各级当权者都严禁人们谈论“文革”中广西打死人之事，谁要敢于揭发“文革”中打死人之事就会被当成“现行反革命”而抓捕入狱，像桂林市的哈康文、许瑞林、张雄飞、李新等20多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站出来写大字报揭露大屠杀之事而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制造了又一起惊动全国的冤案，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当1976年春、夏之交时节，江青等“四人帮”在毛泽东指挥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韦国清通过《广西日报》把桂林1974年抓捕的许瑞林、张雄飞——等人诬称为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但，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他们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此时则把这几个人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 的别动队。1977年以区党委名义发出的3号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在桂林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挿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广西日报》上连续刊发批判文章。对于韦国清和他所控制媒体这种翻云覆雨的卑劣伎俩，实在是令人可笑，是十分的可耻的。韦国清和他掌控媒体的种种丑悪表演，全是欲盖弥彰的卑劣、丑恶表演而已。
大屠杀之事被封锁了十多年，不让人说话，也从未作任何处理。他们反复宣称的是“‘文革’ 中韦国清在广西执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千方百计为韦国清评功摆好，为其罪错开脱。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他的余党“四人帮”垮台了，“文革”也寿终正寢。此时他们还想用过去的一套来封锁、压制、打击敢于起来揭发问题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此时许许多多受难者家属和受廹害的人冲破阻力，勇敢地站出来掲露韦国清及各地那些杀人的指挥者、杀人凶手的滔天罪行了，并且迅速地反映到了中央。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终于得知了“文革”中广西大屠杀的真相，很快就派出工作组到广西进行调查处理，在中央的关注和过问下，1982年广西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名曰“处遗”）终于开始了，虽然全国其它地方的“处遗”工作早几年就结束了，但而今广西的“处遗总算开始了，广西人民仍然是高兴的。
就平乐县的“处遗”工作来说，经过工作组的调查核实，“文革”中全县被打死、逼死共计1926人，其中干部221人，工人155人，农民和居民（主要为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四二二”派的人共1446人。而对“文革”的杀人凶手仅逮捕法办50人，其中判死缓1人（朱秋麟），判无期徒刑的2人（莫世凑、林秉刚），47人被判4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115人仅受党纪、政纪处分，其中被开除党籍公藉的30人，开除党籍的561人，开除公籍的9人，给党纪、政纪处分的565人。另有281人免予任何处分。
“处遗”中对大屠杀时那些形形色色的各种犯罪分子仅作如此的处理，受难者家属和被迫害的人当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惩处的人太少了，也太轻了，而且大多是用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处，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这样的作法必竟是一大进步，比毛泽东在世时，比韦国清在广西当政的时代要好多了；特别是否定了“7·3布告”， 否定了广西的“6·17公告” 和桂林的“8·20通告”， 以及平乐县的“剿匪动员令”等一系列错误的东西 ，总是进步的表现。
在“处遗”中夏春林先生家的五名冤死的亲人和两名族人都得到了平反招雪，洗刷了种种不白之冤，虽然来迟了，但总是使活着的人得到了一定的安慰。要彻底解决问题，清除“文革”的种种余毒，唯有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祛除党治，开放党禁、报禁，建立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才是全体公民所期望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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