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革命不发生在某一天，发生在每一天 —— 再论非暴力抗争

八九“六四”以后，革命与改良这样一个伪命题屡屡被争论不休是一种悲哀，这首先归因于中国社会的言论封锁使多数中国人无法对政治发表意见，而某些知识人言论与现实的脱节同样体现了专制政权割裂各阶层、导致社会原子化的危害。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不仅疏于对中国民主化路径的认真探討而且不必要地割裂中国现存的政治异议群体。

六四屠杀的残酷令举世震惊，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27年来，虽然中国政府羞羞答答地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文字写入了宪法，但在整体上来说，中国政府依旧强硬地拒绝普世价值，将民主政治称为“邪路”。然而，即便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者，也不得不承认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他们在现实政治中处处设防，游戏化这些价值观的文字，甚至篡改其基本含义，避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成为人们追求社会变革的旗帜。仅此一点即可说明，他们内心并非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在阻延这一过程。文字与现实的差别如此之大，甚至发生709大抓捕这种严重的法治倒退事件，甚至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长期关押并切断其与外界几乎全部的联系，对于改良——这种需要官方与民间合作，上下结合，甚至是由统治者上层主导才能推动的变革模式——几乎看不到可能性。

在中国社会由专制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目前中国的现实表明，无论实现的过程长短，革命几乎是唯一的选项，我们不仅需要政治领域的革命，也需要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广泛革命。之所以将这一变革过程称为革命，首先是因为中国需要的变革不是对行政领域的部分修补、而需要实现一次全社会观念和政治规则的大变革，其次，这一变革的推动力主要在民间而不是权力者。

然而，革命绝对不等同于暴力革命。过去，当谈到革命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起暴力，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漫长的人类历史多数时间是处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下，发端于民间的力量要完成社会革命，多数要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然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必须走出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误区。尽管、甚至恰恰因为热（核）兵器时代的专制者在面对民间社会时具有更大的力量优势，随着交通、通讯手段的改善和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革命早已不再只是依赖暴力才可以实现的目标。

说到这里，当然要谈到“非暴力抗争”。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一般是指政治制度的变革，即使从汉语中“革命”一次的词源（与西方的revolution含义有一定差别）来讲，“革除天命”、改朝换代的目标也早已可以通过非暴力抗争手段来实现，发生在原共产阵营的苏联、东欧诸国的“苏东波”是非暴力抗争力量的显现，原东亚文化圈韩国、台湾的民主变革也与民间长期不懈的非暴力抗争密不可分。

但是，在谈到中国未来变革的时候，甚至一些反对专制的同道朋友也会陷入与中共“中国国情论”同样荒唐的思维陷阱，以为非暴力抗争只在甘地面对相对文明的大英帝国时才会有效，而面对中共的专制统治，非暴力抗争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不是另一种歧视性的“中国国情论”呢？我们看到，即使是二战期间的丹麦，面对纳粹德国的占领，丹麦人们的非暴力抗争同样有效；另外，我们要看到，当专制政权对抗争者进行镇压的时候，其手段与是否共产党无关，有些国家的抗争者面对的统治者相对文明，但有些抗争者面对的危险并不亚于中国今天的抗争者，比如韩国的金大中，便曾遭遇爆炸暗杀、绑架、沉海等迫害，2008年发生在缅甸的僧侣抗议中，连在场的日本记者都被镇压士兵近距离射杀……

非暴力抗争同样深职更需要勇气，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这些沉重的代价之后，我们毕竟看到很多国家的非暴力抗争是有效的，之所以我们尚未在中国看到非暴力抗争所推动的政治巨变，在我看来，只是因为中国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本身没有得到足够的发育。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中非暴力抗争中的许多成功案例，这些案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就像指望一个年少幼童在短跑比赛中超过世界冠军那样不现实，中国政治领域的革命，如果不经历广泛而相对成熟的非暴力抗争过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物理学认为，运动是力的作用，其实，政治领域的变革，也是力量作用的结果。暴力是力量的一种，但力量的含义，并不仅限于暴力，观念、人心、舆论和国际干预同样是力量的构成因素，特殊情况下，金钱、习俗、文化、笑话乃至谣言也可以是力量的构成。比如说，1989年12月21日，当齐奥塞斯库面对成千上万山呼万岁的民众时，他身后的国家暴力与几十分钟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整个国家政治的力量构成却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那些原本在国家暴力面前似乎不值一提的力量却让齐奥塞斯库仓皇逃遁。

所有的革命都有其背后的社会成因，而不可能是什么人凭空发动，革命有时也需要一些戏剧化的偶然因素，但这不是我们可以预料和把握的，我们只能就可以看到的力量部分来进行讨论。今天，当人们谈论“令人神往”的八十年代时，我是有所怀疑的，的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中国政府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限制较之此前大大减少，但当时中国民众真的具有比今天还多的个人自由吗？认真的考察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为界，尽管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但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普通中国人的社会自由程度其实是迅速增加了，我认为这正是八九民运的成果，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但这场规模宏大的抗争运动把许多此前被忽视的问题放到了全社会面前，迫使中共在产权、迁徙、经济自主、司法等方面不得不对社会让步，即使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一变化同样会发生。也就是说，就连一场“失败”的民主运动，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力量对比，更不用说在八九民运之后，异议者和维权群体正式开始了作为一种常态的抗争和坚持。

与暴力革命相比，非暴力抗争的一个优势在于，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群体或个人手段来进行实践。非暴力抗争的手段绝不仅限于上街游行，著名的非暴力抗争研究者金夏普曾经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的手段，而在过去这些年的中国，我们看到有很多并不在金夏普总结范围内的手段被民众采用，比如上访、围观、网络抗议等。有人嘲笑民众上访是“跪着造反”，却不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抗争的过程可以瞬息万变，如果上访无效，那么，中共为何会千方百计对上访进行限制、打压？

非暴力抗争的效果不是一条可以进行精确统计后画出的直线，参考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一过程的进展很慢，有时候却又转而迅捷无比。可以肯定地说，最后的戏剧化变革与此前艰难的推进是密不可分的。仅就中国今天的维权运动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力量对比：扎实地推动了普世价值观念的传播、消耗专制者的镇压资源、维权过程中维权公民的交叉联系和人权文化圈的形成等等，而这些维权活动在体制内人士内心产生的改变难以确切评估，暂且不谈。

而且我们不要只将目光放在那些广受关注的维权个案上，实际上，维权作为一种非暴力抗争手段，在局部领域取得突破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退伍军人、下岗职工、民办教师、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群体的维权，很多都会取得成效，暴力拆迁的受害者也有很多通过抗争获得相对公平的补偿，这些成功的案例虽然不太受舆论关注，但它起到了一种示范效应让更多人起来抗争，并且从财政资源上一点点削弱专制者的镇压能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专制者的镇压能力是无限的。这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中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在观念和行动上扎实而不可逆的变化。

的确，非暴力抗争的过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暴力夺权也未必一撮而就，中共的夺权尽管有苏联大力支持和有利的国际背景，也用了二十八年），但非暴力抗争作为一种易行的方法，是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比如网络围观，比如对恶政、恶官的嘲笑挖苦，都在一点点改变我们身处的环境，即使是体制内人士，面对错误的决策消极怠工也是一种非暴力抗争……非暴力抗争的效果在政治变革上的体现，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参与其中，这是关键，没有足够多的人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社会公正和法治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上的代价，变革是没有基础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怀疑和否定非暴力抗争的效果，而是促使更多的人以可以承受的代价参与其中。

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效果，作为中国人，让我们回到中国历史有最早准确纪年的公元前841年来看。这一年，残暴的周厉王遭遇了一场“国人暴动”被迫逃亡，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名之为“暴动”，但细查这一古老的事件，有趣的是我们却看不到暴力的作用，只看到即使在古老的西周时期，也有着与今天的非暴力抗争相似的逻辑，那就是足够多的人参与抗争可以改变政治。在这场著名的“国人暴动”中，虽然四郊而来的国人手持棍棒、农具，但起作用的并非这些不入流也无法与军队对抗的武器，而是人数上的众多造成的心里威慑使士兵拒绝参与镇压，并造成贵族集团的分裂，达成了“周召共和”的局面。也就是说，虽名为“暴动”，这一事件却没有直接暴力的因素，重要的是面对暴君的起而抗争，重要的是抗争者数量上的优势！

专制统治是一种与现代社会运行相冲突的政治规则，专制统治必然造成权力对民众的大量侵权，而权力受侵害者当中，必定会有一部分人起而维护权利，当越来越多的民众懂得抗争，非暴力抗争将会从个人和零散的状态走向大规模联合群体行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全国有二十个三十个乌坎，中共的镇压成本会有多高？如果在复转军人上街维权的时候，其它维权群体同时参与，是否将迫使政府认真面对民生问题？因此，目前中国的维权运动虽然收效不如人意，还基本处于零星和自发阶段，但这是非暴力抗争走向最后全国组织化、一体化进而成功实现制度的彻底变革（革命）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与只能采取密谋的暴力革命相比，这些分散的非暴力抗争很难被彻底打压，因而更容易积累形成最后联合行动的潜在力量。

与其否定非暴力抗争，不如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行动，哪怕是最小的行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当非暴力抗争到最后阶段，可能会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可能会促使政变的发生，但作为一场革命，其发端和主要力量只能是由民间构成，而民间的抗争起初当然是比较零散的。当足够强大的民间力量联合起来参与非暴力抗争，才能在最后的政治革命阶段，确保革命的结果是受到民众控制的。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毋庸讳言，政治革命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震荡，只有通过非暴力抗争的手段，首先提高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政治判断能力、人权水准，并促使形成强大的国际支持和较为成熟的舆论氛围，才能减少这种震荡的社会风险，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非暴力抗争运动作为公民自我教育、自我训练的过程。

非暴力抗争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也不在有限时间内解决一切制度性不公，然而，与难以控制后果的暴力革命相比，非暴力抗争不仅使抗争者自身付出较小的代价，也能最大限度减少政治革命的社会成本。非暴力抗争不仅是对统治者的挑战，也是抗争者的自我完善，在非暴力抗争中，我们学会宽容、妥协、理性计算、不走极端，学会减少语言暴力，学会平等对人，学会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

让更多的人明白非暴力抗争的有效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权利的维护中，最后的结果将不言自明。无法预料中国政治变局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但非暴力抗争的作用终将显现。这需要人们耐心而扎实的努力，而不是对非暴力抗争的否定。革命需要观念的变革，首先是我们自身观念的变革，在中国必然到来的革命面前，我们断无理由只要求政治的改变。无人能知，哪一股反对力量、哪一次行动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须知，每一个反对力量、每一次行动都是压在骆驼背上的一颗稻草。革命不发生在某一天，发生在每一天。

201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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