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议报》记者 刘睿
2017年4月2日
公民力量发起人楊建利博士应邀于4月1日在日本明治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演讲，演讲的题目是 “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和日本的角色”（演讲稿全文附后）。
明治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铃木贤教授主持演讲会，100余人参加了演讲会。楊建利在演讲中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人权进步和民主化及其与东亚和平的关系认识不够重视不足，所以对中国人权议题处于较为冷漠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1990年，日本不顾美国等西方集团的反对，无条件地率先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启动对华高技术出口，而且无偿地大量对中国输出工业设备制造技术，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对全面制裁中国，帮助中国政府撕开了制裁的裂口。日本率先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对美国1993年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并最终改变对华强硬立场、减轻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起到了推动作用。杨建利说：“日本的这一做法，可能与对侵华战争的内疚心理有关，但是日本朝野应该明白，如果说日本对不起中国人民，那么日本从来没有对不起中共”，听众为此热烈鼓掌。
楊建利建议日本的对华政策应将与中国的民间外交和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放在同等重要地位考虑，并倡导日本在形成亚洲的民主国家联盟中扮演领导角色。
楊建利演讲结束后，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讨论。当讨论日本的左、中、右派对中国的不同的态度，被问及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杨建利提出日本朝野各派应有的三点中国共识：
1. 一个体量庞大的不民主、不文明的邻居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和民主生活方式是不利的。
2. 日本的歉疚感是对中国人民而不应该是对中共的，支持中国的人权改善、民主化会帮助化解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视。
3. 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心和道德责任感帮助中国的人权进步。
楊建利在过去的一周里密集与日本的政界、学界、人权界、商界人士会见或小型座谈。据悉，他已收到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的口头邀请，年内将到这些学校演讲。
附：
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以及日本的角色
楊建利
在日本明治大学的演讲稿 2017年4月1日
让我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参照点——1989天安门事件——开始。
1989民主运动是反对政府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这场运动规模宏大但以悲剧收尾。天安门大屠杀让普通人对政治产生了恐惧和回避心理，任何能制衡政府专横权力的公共制度的可能性被铲除了。它也在中共统治者内部制造了一种恐惧和危机感，它开始让人权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国家的集体谴责和经济制裁使中共外交孤立。统治者必须面对完全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
此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局更是让中共官员头上阴云笼罩。“红旗还能打多久”？他们都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
为度过天安门危机，对统治者最重要是打破国际孤立。然而，大屠杀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当中国领导层还在对未来不确定、勉强应对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布什总统派他国家安全顾问作为他的特使秘密访华，会见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布什总统的这个姿态暴露出美国的弱点，让中国领导层确信美国愿意继续承认专制政权，并与之保持正常关系，即便中国政府并不打算承认或改变它严重的错误或罪行。
这次会面后来公之于众了。民主党，尤其是当时正在在竞选总统的克林顿州长，严厉地批评布什对中国“卑躬屈膝”，一些共和党人也认为，在北京尚未表示忏悔的前提下，布什的这个举动太失算。
关于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的问题上的分歧在有关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体现出来。我们中国的民主人权人士，主张美中贸易关系应当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如果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任由贸易正常（实际上很不正常）进行，就像是对中共政权输血，这会使其更加猖狂，损害到各国人民的利益。
但克林顿就任总统一年之后，180度大转弯，将贸易和人权脱钩。而这一转变，与4年之前在日本发生的事情不无关系。
1990年，日本不顾美国等西方集团的反对，无条件地率先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启动对华高技术出口，而且无偿地大量对中国输出工业设备制造技术，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对全面制裁中国，帮助中国政府撕开了制裁的裂口。日本率先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对美国1993年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并最终改变对华强硬立场、减轻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时民主国家为这一立场改变能拿到台面上的理由是基于在政、学、商界广泛接受的一种理论之上，即贸易可以导致民主，因为贸易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后者会转而提出政治自由的要求。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中产阶级理论至今看来似乎在中国失灵。
随着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台湾、香港输入的资金和技术，中共政府不但安然度过了1989年危机，而且风头强劲地进入了21世纪。中国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民主发展的指数中仍然排名倒数。多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默默承受了一党专制的体制及其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让我们先来看中国。
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南巡，进一步推动经济开放。中共各级官员很快认识到三个现实：第一，中国共产党掌权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关联。第二，“经济增长高于一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中共这艘船得以继续前进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第三，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它必须依靠人性黑暗、罪恶的一面：给精英阶层腐败的机会以换取他们的忠诚。
在懂得这三个现实后，中共官员发展出一套不成文但普遍接受的行为规则——腐败准则。所以，每一片政府权力都在市场上待价而沽，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政治权力霸占。
所有政府机构的官员都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增长GDP、权力交易、行贿长官，以及寻求巨额的个人回报。这些曾经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共精英们，或者成为一夜暴富的资本家，或者变成国内以及外国资本家的经纪人、支持者、背后靠山。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政治权力与资本力量大跳亲密的探戈。人权低标准，低工资，环境保护法规和执法的缺位，以及对集体谈判的禁止都为国内、国际的投机资本家创造了黄金条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寻求掌权者的保护，使他们在不公平的条件下获得市场机会。在某种意义上，中共作为“中国公司”原先唯一的股东，现在开放了股权，允许资本家购买。
与此同时，“中国公司”的股份也免费提供给了知识分子，只是要按照其表现来定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共政权提供了各种贿赂，拉拢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贿赂的对象包括每一级官僚、学者、知识文化精英、艺术表演者、著名运动员等等。政府为这些人买单，形式有高薪酬、奖金、国家报销的花费、免费医疗保险、住房补助、免费的养老金计划等等。法律和政治向这些人倾斜，以换取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可和接纳。他们通过收入和外快迅速积累的财富远远高于普通的工人、农民、店员和小企业主。这种遴选、收买潜在反对力量的政策再和天安门屠杀后的整肃和迫害政策相结合，变得非常有效。残酷的政治现实在知识分子心中制造了恐怖，起到了心理威慑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惧变成了玩世不恭，他们逐渐对正确与否不再关心。冷漠和虚伪迅速变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新时尚。
如上可以帮我们懂得为什么“中产阶级理论”在中国失零。
第一， 就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中产阶级成功的原因在其从政府获得的靠山和特权。期望这种严重依赖国家政权的阶级提出大胆的政治主张，是耽于幻想。
第二， 贸易和商业及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政策主导实施的，和英、美这种早期的“自然发生”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自然产生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产阶级，相反是把商业精英吸纳到其统治结构的层级中。例如，中共第16届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新党章欢迎资本家成为党员。
在19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中，中国的权力（政治精英）、资本（经济精英）以及“头脑”（社会和文化精英）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联盟。这个联盟拥有并运转“中国公司”，以财富、强权、购买力让世界为之炫目。背靠中国巨大的地理空间和人口数量，中国公司的股东们凭着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惊人速度让各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们相信一党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样的道理，这些股东控制了信息流通的渠道，占领了公共话语的空间，让外界的观察者认为他们就代表中国，他们就是中国——全中国。
事实是，有另外一个叫中国的社会，由十亿为“中国公司”卖命的中国人组成，他们的基本人权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人们讽刺地把这个中国称为“屁民的中国”。 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前我经常谈到的“两个中国结构”。这是一个只有两个玩家的游戏。
在同一时期，民主国家认为人权问题不方便他们与中国的交往，尽力避免涉及这个问题。面对不断崛起的中国，民主国家逐渐失去了其主导权。现在中国领导层实际上不是很把西方的公共舆论放在眼里，因为世界各国的政客和商人对中国巨大的购买力、投资和市场垂涎三尺。不夸张地说，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最被抬举的客人；中国也是渴望财富的世界精英们首要的目的地之一。
北京严格控制着媒体。他们可以随时驱逐Google和Yahoo；他们拒绝过纽约时报记者和重要学者的入境签证，也阻断了对Twitter和Facebook的浏览。但他们这么做没有得到任何惩罚。与此同时，他们可以在民主国家建立他们的媒体。讽刺的是，中国这个对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实施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竟然被法兰克福、伦敦和纽约书展以主宾国的身份邀请。好莱坞是美国自由文化的缩影；电影制作者可以自由讽刺、挖苦和批评美国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包括参议员、法官和总统在内，而不用担心迫害。但为了追求中国的票房成绩，好莱坞的执行官们自觉清除电影中涉及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虽然如此，外国电影在中国仍然受到审查，有的甚至被禁止。所有外国媒体在中国都是被封杀的。今天在世界各地，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与大学、智库和广播公司建立广泛的联系，进行大外宣。
中国正运用在西方帮助下取得的经济力量建立一支令人生畏的现代军队。随着其权力的增长，中国试图修改国际准则和规范，意图在亚太地区以中国为中心，这将威胁到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目前东海、南海的紧张形势就是一个例子。
简单的说，民主国家在推动中国人权和民主方面的失败最终影响到了它长期的国家利益和民主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再看看中国还有些什么机会在等待我们。
虽然习近平在中国实施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和强度的反腐败行动，向世界显示，他比前任更坚定地走一党专政的道路， 而不是进行民主改革。
但中国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的个性、反腐败运动和不可阻止的经济下行。
习近平已经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推崇个人崇拜。 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做到的成功地集权抛弃了“集体领导”体制。这种做法使他疏远了各个层级的“同志”，这些人现在都懒于做事，以消极抵抗。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其中一个被观察家忽视的原因是两个中国的统治模式（即在精英中以腐败换忠诚）成本越来越大，已经入不敷出。但结束这种模式而又不给予人自由是不可行的。这种模式造成的局面是最高领导层越来越疏远政治、经济以及知识精英，还包括中产阶级。随着经济放缓，中产阶级越来越感到不安，寻求离开这个统治结构，甚至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习近平出于对失去权力和红色政权的恐惧展开了自天安门屠杀以来对政治异议人士最残酷的镇压，逮捕律师、学者、工人和民间社会活动家，对媒体和因特网进一步收紧控制。
政治上说，开始反对现政权的精英们发现他们陷入了夹缝中，上面是统治集团，下面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大众，和任何一方他们都没有互信。
习近平改变了游戏规则。他把两个玩家的游戏变成了三个玩家，消解了六四后帮助这个政党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权力基础。这是习近平政权最深的危机。
但我不会假装革命明天就会发生。
必须注意的是，在任何专制国家，需要四个因素同时具备才可能开始真正的民主转型：1）人们对政治现状的普遍强烈不满； 2）可持续由生命力可行的民主反对运动；3）专制政权中的领导层分裂； 4）国际社会对民主反对运动的承认和支持。
让我进一步阐述。
第一，中国的维稳体制把每个公民当作假想敌，而且事实上它已经成功地把他们变成了敌人——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失地农民、强拆强迁受害者、强制堕胎受害者、退伍军人、农民工、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基督徒，以及法轮功修炼者，还可以数下去。中共并不缺少敌人。当经济放缓的时候，普通民众的怨气会愈发凸显，社会不安定因素越积越多。
第二、民主概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这要感谢多少年来中国内外的民主化力量作出的努力。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已经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也更主动。一般来说，当民众的力量成长起来，民间反对日益高涨，共产政权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将会公开化。尤其是，当外界的压力到了临界点的时候，中共内部的反对派将不得不把民众的力量考虑进去，并寻求他们的帮助。说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可持续的民主运动来迫使独裁者开放。为达到这个目标，重要的阶段性努力是让能代表大众的民间领导人组合起来，形成可见有机的民间领袖群体，这个领袖群体能整合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力量去争取民主，至少能部分地阻断目前的政治秩序，这个领袖群体将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承认和支持，并能和政府实施有效的政治谈判。
第三、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精英分子已经开始瓦解。党的领导群体也已涣散，这在自2012年以来对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等人的整肃中已经显示出来。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政治制度唯一的成就可能就是建立了“两届十年一代”的任期制。很多观察家认为，这种体制可以保证中共政权长期的稳定，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制度帮助中共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困扰独裁者的权力延续的问题。然而，薄熙来一案毫不留情地搓破了这个泡沫。现在是习近平本人开始挑战这个规范。党内的裂痕日益加深。
第四，国际社会的支持。一党专制下的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所以实行民主转型，尊重人权、法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对各国都有益处，包括日本。
那么，就让我来谈谈日本的角色。
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其实，二十一世纪是每一个人的世纪，好坏赖于自己的把握。亚洲目前的情况并不像一些预言家描述的那么美好，也许恰恰相反，亚洲蕴酿着可能造成全球问题的危机爆发点：朝核、东海、南海、台海、印巴，环境、人口、难民、中国的变局，不一而足。然而，亚洲缺乏集体减除和应对这些危机的国家联盟，尤其是没有以民主国家为核心的联盟，毕竟大部分危机的根源或者不能消除这些危机原因是专制。日本作为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在形成这样的区域机制上扮演角色领导。这样的以民主国家为核心的区域联盟的建立，客观上将对中国的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
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但这种发展更接近于二战前的日本，是一种具有严重缺陷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缺陷导致中国在外交关系上无法被有效纳入现代文明秩序。更重要的是，这种半现代化、半野蛮的状态下，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层面的困境难于破解：中国不再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却又在制度和价值观层面上，对这种变革表现出极为敏感的警觉，不惜代价构造起抵抗这种变革的强大镇压力量。在中国，东方专制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专制特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
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只有走完这一步，我们才可以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变革走向可预测的阶段。
因此，当我们谈论中日关系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关系，也不是一般的睦邻关系，而是一个现代国家与一个半现代国家之间、混合了各种现实利益和历史纠葛的关系。
中国军事实力的全面增长，对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不利因素，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意识形态的矛盾，或者说，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根本冲突的话，两国的矛盾、利益冲突都有理性法治化的解决途径而不会走向极端，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与中国的基本价值观的对立才是日本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成因。
远的不说，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破产，不得不脱掉其无用的外壳而保留其内核，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取代共产主义理想，成为统和社会共识的唯一手段，为了维护共产统治，中共放弃了早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信念，摇身一变将自己打扮成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于是，日本就成了最方便的靶子，中共纵容乃至鼓动民间的“反日”力量，转移民众对腐败、法治、人权等问题的视线。
中国政府煽动仇日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这是中共惧怕“普世价值颠覆”的必然反映。
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对这种价值的冲突缺少足够的省察。六四事件之后，1990年日本的表现我上面已经提到。
日本的这一做法，可能与对侵华战争的内疚心理有关，也与日本长期轻视中国的经济、军事发展潜力有关，无论1979年开始的对华援助，还是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都是中共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日本对当代中共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但日本没有看到中共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民主化的长期滞后这一矛盾将会给世界，也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长远危害。
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首先被中国政府用于军事力量上的提升，于是，日本开始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正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强大国家，而这个国家领导者的政治理念是极为落后的，无论对内对外，它漠视对自己不利的规则。中国开始成为亚洲和平的潜在威胁。然而，以中国体量之大，简单的军事对抗是无法想象的，只有帮助中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
可是，无论1978年、1990年，还是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太多努力，对于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日本对中国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这样的政策继续下去，虽然表面上可以减少与中国政府的冲突，但是长远来说，不利于化解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仇视心理。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人权压力”（实际上也远远不够）表现出对立的态度，但在民间，却形成一种强大的亲美潜在力量。
因此，我建议，日本应该调整以前的对华外交策略：将对华民间外交提升到与官方外交同等重要的高度。如果说中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伤害，那绝不是伤害了今天的中共政府，所以，日本的内疚心理也好，赔偿意识也好，应该是针对中国民众表现出来，这种善意的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化进程。
持有这种意见，并非由于我作为中国民运人士的身份，而是立足于对中日百年历史纠葛和今天中日关系僵局的分析之上的。今天日本不再是二战时的日本，而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日本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上看，日本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能力可能高于欧美国家。历史上日本曾经这样做过，无论最终的效果如何，但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日本以极小的代价，通过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在中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今天，日本对华民间外交的视野应该更为开阔，通过人员往来、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加深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当日本选择从各个不同领域展开对华民间外交的时候，中日百年宿怨将真正开启终结之途。我想再次强调说：日本应该将对华民间外交放到比官方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考虑。
没有人可以准确预言巨大变革的时机将在什么时候降临中国。但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主革命的事件都让世界感到突然。
最为重要的是要对我的同胞有信心，他们能够而且必将加入世界上大多数已经享有自由或者部分自由的国家行列。变革的时机可能在今后几个月中发生，也可能还要花上好几年。但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包括国际社会的支持，它将不会到来。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保持信仰，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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