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国府一路妖魔化，许多国人至今不知国府1930年代就达到的人性化，尤其不知抗战时期如何“养痈遗患”。1980年代，中共对台湾数摇橄榄枝，小蒋何以应对“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皆因实在伤透心，中共一再背信弃义。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再三保证拥护国府，改奉三民主义，毛泽东在延安一面高喊「蒋委员长万岁」，1领着国府50万元军饷（1940年增至68万）2，一面暗扩军力，专为「抗战后」逐鹿中原磨刀霍霍。
拙文掸拂赤尘，简列史实，撩揭「七七」前后史帷一角。
九江感化院
1935年10月中旬，江西“中央红军”西窜（长征）。1936年1月16日，各国记者团一行23人，前往江西视察收复匪区状况。南京中央社记者任玲逊一路发回《赣行观感录》，连载《中央日报》。记者团先抵九江，参观感化院——兵营式两层建筑。
该院乃1933年11月奉蒋委员长之命所建，开办以来前后收容赤徒1.3万余名，此时仍有4900余人，内有约200名童子军，系赤区孤儿。所有人员在感化院接受特殊教育，内容丰富多样，如便于出去后就业的工商实用知识技能，也有体操、球类活动等，受训期六个月，经考试后送出。
学员半月理发一次、每月检查身体一次。感化院中，前红军官佐每月津贴12元、士兵6元；西窜投诚官佐每月20元、士兵7.5元；觉悟后投诚者一律6元。所有学员或来自俘获、或投诚、或“觉悟”。第三种“觉悟人员”多系所谓“中华民国苏维埃”官员。三种学员文化程度不同，课目亦异，最着重的课程是“公民”（权利与义务），此外算术、地理、历史 、社会、科学、初步政治学大纲、三民主义等。教材均为该院自编，免费发放。
前红军营长李士林，现为该院职员，月薪30元。他极懊悔此前参加赤匪活动，对记者表示：“现能为国家服务，殊为欣幸。”感化院医生亦为前赤区军医。
出院人员几乎均能获得正当职业，时常与院方通信，报告近况。3
诈称归顺
西安事变后，中共向国府摇尾乞降。1937年2月10日，延安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保证：
①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② 苏维埃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③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④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
1937年8月22日，中共重申服从国府，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① 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② 取消一切推翻国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③ 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④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府军委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5
9月28日，中共再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府提出四项声明：
1、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2、取消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3、取消苏维埃政府；4、改编红军为国军。
国府明知中共有诈，但日寇全面入侵，外患甚急，只得接受。国府要员熊式辉（1893～1974）日记：
明知引狼拒虎无异饮鸩止渴，但亦只有接受之一途。（1937-8-22）6
“七七”后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从国府监狱得到数千骨干。北平出狱著名者：薄一波、杨献珍、刘澜涛、安子文、赵林、王其梅、徐子荣、任作民、傅大庆等。南京出狱著名者：张琴秋（先后嫁沈泽民、陈昌浩）、夏之栩（赵世炎妻）、陶铸、方毅、王鹤寿、钱瑛、彭康、潘梓年、周惠年、刘顺元、刘宁一、黄杰、熊天荆（伍云甫妻）、王根英（陈赓妻）、曹瑛、黄文杰、张月霞、陶万蓉、吴仲廉（江华妻）。判刑15年以上的重要政治犯，亦于1937年9月下旬陆续获释。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记述：
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出狱的大约有一千多人，其中大部分转送延安，少部分留在南京、上海、西安工作，也有一些让他们回本地开展群众工作。对少数自首、叛变的，就发路费让他回家。
有些青年到解放区去，办事处为他们开介绍信。这时八路军的通行证，是沿途通行无阻的。7
1937年5～6月，太原四所监狱释放二三百名中共政治犯，其中一百几十人组成一个连。王若飞出狱时，阎锡山赠赴延安路费两千元，王若飞请示刘少奇后拒收。 8
1933年，15岁团员王若望（1918～2001），接头时因“觉悟者”告发被捕，判刑十年。1937年7月22～26日，苏州军人监狱陆续“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内有张恺帆（1908～1991，后安徽副省长）、王若望（1918～2001）等，人手一张「通行证」，上书「希沿途军警和车船给予返家之方便」，盖有军政部大印。当五名释放政治犯在常州机场工地教唱赤歌企图闹事，国军师长并未责罚，发每人5块路费，打发回家。9
结语
国民党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很多缺点，可问题是对比共产党，无论“主义”的方向，还是政策的理性人性，今人还会选择共产党吗？还会认同赤徒当年的“带镣长街行”吗？也正因为共产党的“道义”需要虚假维护，所以至今不敢开放互联网。中南海害怕什么？除了害怕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怕14亿国人知道1921年以后的真相。
5/29～31/2019 Princeton
注释：
[1] 姚依林：〈一年来的冀东游击战〉，《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12期（1939-12-25）。魏宏远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84年，页191。
[2] 钱之光：〈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前后国共合作的有关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5年，页193。
[3] 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台北）1973年11月初版，页456～457。
[4]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2-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1937），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38～39。
[5] 改造出版社编：《共匪祸国史》，改造出版社（台北）1952年，页23～24。
[6]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206。
[7] 钱之光：〈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和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办事处概况〉，《革命回忆录》第18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页16～19、22。
[8] 薄一波：〈若飞同志出狱前后〉，《红旗飘飘》第1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年，页179～181。
[9] 《王若望自传》，明报出版社（香港）1991～1992年，卷1，页401、416；卷2，页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