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堂给我最早的印象，在小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斩断魔爪》。表现的是抗美援朝时期，一个天主教堂里的神父是暗藏的外国间谍，具体是哪国人忘记了，只记得大鼻子大胡子，他和台湾派遣的特务要窃取一个兵工厂的秘密图纸，教堂就是他们的密谋之地。这座教堂外观气势恢弘，里面阴沉灰暗，伴之的音乐令人一种神秘、恐怖之感。那时，看一场电影也不过几分钱，但也是很难享受到的，因为家穷，还要攒钱买“爱国公债”。我当年就唱过这样的儿歌：“窝窝头就咸菜，省下钱来买公债，不买公债反动派。”当同学们排着队唱着歌去看电影时，那些没钱看电影只能远远望着的孩子，眼泪便悄悄地流下来。
电影《斩断魔爪》剧照
随着岁月的流逝，教堂在我脑海里的那点印象早已模糊了。但是，那种神秘感依然萦绕在心。听说家乡（安东）也有教堂，就在元宝山麓。1966年夏天“停课闹革命”，我便借机去元宝山玩。顺着山坡上行，听见一群人的呼喊，寻声而去，眼前出现了一栋北欧风格的小楼。虽未曾谋面，但外观感觉已经该告诉我：这就是教堂了。但有些污秽不堪的样子，院里石砌甬道两旁的花卉一败涂地，门楣镌刻漆就的“礼拜堂”的字被泼上了墨汁，钟楼塔尖的十字架被砸掉了，红体墙上贴满了大标语：“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教堂”、“埋葬帝修反”，其中有一条标语令我怦然心动——“斩断丹麦帝国主义的魔爪”，这使我想起五十年代那部反特片《斩断魔爪》。看来，在一个上有慈禧，下有拳匪的国度，“斩断魔爪”的老片子永远要上演。这时，从教堂里传出一阵呐喊，我便怀着好奇走了进去，黑压压的一群人正在搞“大批判”，台上有身穿草绿色，带着红袖标的学生，也有些大人，胳膊上也戴着红箍，据说是基督徒。他们拆下墙上的十字架，任凭在脚下践踏。奇怪的是，这些人批判的是台上的一个“稻草人”，上面贴了一张白纸黑字。我悄悄地问身旁的一位老大娘，她扯着我的衣襟走出教堂，悄声告诉我，昨晚一个姊妹（基督徒）上吊自杀了，扎个稻草人做替身，死了也不放过。说完，她哀叹了一声：唉，上帝呀！这时，教堂里传来了嘹亮的歌声——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安东元宝山礼拜堂，图片源自美国南加州大学
二
我不想让这段记忆中的景象随风飘去，更想了解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直到四十多年后才有机会。
2010年秋，我采访了一位叫刘金银老先生，儿时受洗成了基督徒，他是在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丹麦传教士建于1916年）长大的，也就是说，他是名孤儿。围绕着丹麦人在安东的这段历史，老先生笔耕不辍，并且出了本书（《中国圣母院》）。当我说起教堂时，老先生告诉我，安东的这座教堂近百年了（建于1915年），是丹麦传教士在辽东所建的第二座礼拜堂，第一座在大连。文革时教堂里的“稻草人”，那是给王淑桂扎的“替身”。王是教会的女教士，那年也有七十岁了（生于1895年）。她小时候，一次晚间不小心碰倒了油灯，烫伤了一只手，送到丹国医院（丹麦传教士建于1904年）。当时，接诊的丹麦人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1880—1960）听说王家贫困，便给予免费治疗。愈后又收养在育婴堂（郭系育婴堂主任），青年时送读安东劈柴沟神学院（丹麦传教士建于1922年），毕业后安排在安东教会做教士，主要负责给主日学习的孩子们讲圣经的故事。王淑桂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一生未嫁，过着清贫的生活。刮起文革风暴后，王淑桂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是“丹麦帝国主义的走狗”。接着，又贴出了一张，说她是隐藏在十字架背后的“反革命”。因为，她在布道时散布反动言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可是，政府来领导教会了，那么，今后到底跟政府走，还是跟基督走呢？这张大字报出现后，一天半夜，她在自家门框上自缢而死。于是，教堂里就上演了批判“稻草人”的一幕。
作家刘金银生于1936年，图为孤儿时期的育婴堂遗址，作者摄于2010年秋。
之后，“造反派”找到教会的牧师陈景升（1896年生），叫他揭发王淑桂的反动言行。陈牧师说，自从“三自爱国运动”以来，政府经常指示在教徒中划分“进步”与“落后”，以至“左中右”，王淑桂被认为是“进步的教徒”。又说，大字报是“反其意而用之”了，王淑桂是以肯定的语气说的：今后我们跟政府走，也就是跟基督走，因为经上有训，要“顺服权柄”。陈牧师的解释，在造反派的眼里这是为“反革命”辩护。因此，陈景升被贴了大字报，就是当年我看到的《斩断丹麦帝国主义的魔爪》，说陈景升是隐藏在教会的“丹麦特务”。有人揭发他少时便入读丹麦人在安东的基督教学校，十七岁受洗而信上帝，二十三岁便在安东教会做传道士，三十岁（1925）被按立牧师，他是丹麦帝国主义在辽东最早安插的特务。陈牧师被抄家了，造反派要搜查丹麦人留下的电台，结果，掠去了陈牧师多年珍藏的一本集邮册。同时，家里的圣经以及神学书籍被一烧了之。然后，他被扣上纸帽子拉出去游街。
后来，教堂被关闭了。传道近半个世纪的陈牧师失业了，成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无业可就，只好沿街拾荒度日。
关于王淑桂是“进步的教徒”有一点佐证。安东教会的女教士兼司琴顾美箴被打成右派，并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死于狱中）。在被逮捕之时，该教会牧师段大经向司法机关提供了一份“证实材料”，其中有，“顾美箴一贯拉拢落后信徒，打击进步的教徒，特别仇恨我和王淑桂，这说明顾美箴的反动立场。因此，请政府给她以应有的处分。”（见于安东市法院1959刑字第277号顾美箴刑事卷宗）。目睹此文字，真是令人感慨。信徒们无论如何想在世俗权力和对神的信仰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在以宗教信仰自由为敌的政权逼迫下，要么彻底泯灭人性，要么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里，对于基督徒而言：到底是跟政府走，还是跟基督走，这是一个荒诞的命题。因为，“他们只要求自由地按照自己内心的信仰生活”，基督徒们理想国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但是，在一个极权的国家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要归凯撒。在国王的横施淫威之下，哪怕是殉道的教徒也会遭遇“稻草人”的命运，而徒有其表的教堂更是只能沦落为“稻草人”一样的摆设。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