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初期的一桩假案
作者：鸿路
题记：六年前的冬季，我采访了辽东山区的一位老农，他叫沈秀章，年轻时曾以“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而身陷囹圄，他是那个“充满了血腥味”年代的幸存者。为了加深对其案件社会背景的了解，我拜读了历史学家宋永毅的文章《粮食战争：统购统销粮食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现将其中两段摘录如下——
1954年，就在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承认：“(1954年)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农民的口粮”。在这样的情况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人为制造了饥荒和死亡：不少农民或因为口粮全部被争购而饿死，或在被逼交余粮的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或者，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公开反抗，则立即被作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反动势力”，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在1953-1954年，第一轮的统购统销就充满了血腥味。
其实中共的“统购统销”制度，是苏共1920年代战时经济时期“余粮征集制”的一种翻版。在1918年的苏联内战中，列宁曾宣布：凡有余粮而不把它运到收粮站的农民，“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
沈秀章老人，1925年生于辽宁省宽甸县，家住永甸乡上趟子村。作者摄于2013年冬访谈。
你到上趟子村打听我，不用提名，你就说“沈瘸子”，大人小孩都知道。可是，从前我不是瘸子，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怎么就变成瘸子了呢，这还要从1954年说起。
那年冬天，冷得要命，用乡下人的话说，冻的鸡翘腿狗呲牙。偏偏这时，我老婆生孩子——是儿子，自然欢喜了，可没想到祸从天降。那天晚上，我在烧火做饭，突然，闯进两个陌生的男人，女人坐月子是忌讳男人串门的，黑灯瞎火的，屋子里冒着热气。我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抓猪崽子”的（买猪崽）。我说，俺家没有猪崽。老婆坐月子呢，你们赶紧走吧。这两人眼睛贼溜溜的，好像要找什么。我老婆躺在被窝里，身边的“小月孩”哇哇叫，我心里闹的慌，又问你们到底要干啥？他们说，你叫沈秀章吧，跟我们走一趟。说话间，一个掏出了手枪，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完了，“胡子（土匪）”绑票来了。我转身出去喊人，刚推开门，“呯呯——！”枪响了，我“哎呀”一声栽倒在门外，一只脚疼的像锥子扎的，老婆从炕上下地喊“救命”，邻居跑过来了，吵吵巴火的，给我包扎了伤口，抬上马车，急忙赶到了县城医院，马上进了手术室，折腾到傍天亮，大夫告诉我：一颗子弹从左脚的后脚跟进去，穿过脚掌出来的。我问大夫，能不能成了瘸子？大夫说，不好说，慢慢调养吧，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啊。我躺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好像在噩梦中。这时，两个男人出现在面前，他们问，沈秀章，你跑什么？我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俩说，我们是县公安局的。我心里腾的冒出火来：我当是“胡子”呢！他们说，你怎么把人民警察说成“胡子”？我说，你们穿的老百姓衣裳，头上又没贴贴儿，我上哪去知道。我心想，警察找我干什么，凭什么冲我开枪啊。他俩在床边坐下来，拿出了笔和纸——
沈秀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不知道。
你破坏政府的“统购统销”粮食政策。
你们说什么？
有村民检举你私卖余粮。
我从来没有卖过余粮，我给村里赶车，倒是年年去县里交“爱国粮”。
我们已经调查了，你不但卖余粮，你还是上趟子村的“新式富农”。
土改给我家划的贫农，什么时候变成的“富农”？
……
几天后，伤没治好，脚还不能落地，就把我从医院押进了宽甸县看守所，也就是被捕了。老婆坐月子，需要人伺候，可我在蹲监狱，牵肠挂肚的，真是度日如年，蹲到孩子满月，过了百天，一直到过年了，我还在牢房里，我担心月子里的女人“懊糟”（懊丧）出病来。
1955年3月19日，我被人用担架抬到宽甸县法院，接受开庭审理沈秀章“破坏粮食政策”一案。我朝旁听席上看了一眼，村里来了一些人，大概是“受教育”的吧。开庭后，法官（审判长）叫我交代卖余粮的事。我说，饿着肚子把余粮都卖给国家了，哪来的余粮，去偷去抢，爹妈没给俺那个胆子。法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念了一份证据：“1954年夏季，沈秀章以每斤1千元的高价（旧币千元即1角）出售苞米1400余斤。”我说，根本没有的事，请法官把这个人叫过来，当面锣对面鼓，别在背后打黑枪。法官说，驳回你的请求。我问为啥？法官说，保护证人。我说，谁来保护我呀？坐在法官旁边的一个人（检察官）说，你是“新式富农”——我们打击的对象……
庭开完了，又把我抬回了看守所。晚上，我躺在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耳边响着那句话：你是“新式富农”——我们打击的对象，我想起了土改那年，（永甸）乡里的一次斗争会上，当场有十三个人被贫雇农用棒子和石头活活地打死了，打人的人扒下死人衣服，还沾着鲜血就穿上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听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宽甸县就打死了两千多人。（《宽甸风雨录》吉林大学出版社）
宽甸县东与朝鲜（对面）隔江相望，作者摄于2013年冬。
次日，一个法官给我送来了两张纸，说是裁定书（1955年宽法裁字第八号《宽甸县法院刑事裁定书》，以下引自该书），告诉我，你自由了。听了这话，我真想咕咚跪下给“青天大老爷”磕三个响头。裁定书里没扣“新式富农”的帽子，还要追究诬告我的人。（“常世元、孙文章蓄意扩大事实，应追查责任”）可是，又说我有“违法行为”，要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对于警察开枪伤人，只是说“方法不当”（“执行人员钱富仁、敬文生方法不当”）。我根本没有卖余粮，遭人陷害，吃了枪子儿，又蹲了一百多天的监狱，最后，还要教育我提高觉悟，我一个农民也不懂这是哪家的王法。说我“自由”了，吐沫星子还没干，狱警说来电话了不能放人，案子还不算完。（县检察署抗诉，后被省检撤销）又蹲了八天，才放我出狱。我扛着行李卷，拄着一根棍子，一瘸一拐的走出了牢房。从此，我变成了一个瘸子——195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附记：
1982年，沈秀章老人在女儿沈桂兰（1967年生于宽甸）的陪同下上访宽甸县检察院，要求赔偿由于错误逮捕而造成的身体残疾和精神损害。经县检察院研究认为，沈秀章一案属于错案，但由于《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故不予赔偿。考虑逮捕中被打伤致残而造成生活困难，给予经济补助500元。当时，老人不服，表示还要上访。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对沈秀章说：“你别告了，你也有点错误，国家对你挺好的，你得感谢党，给你补助500元，你同意吧，要不然500元也没有，这是补助，补多少算多少”。如此，老人收下了这钱，并按照要求写下“申诉人表示感谢，不再上访”。（引自《申诉书》2001年10月28日沈桂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