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总结、反思和研究的“文革”历史
晓明
前 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下称“文革”），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世纪大灾难，是中国现代史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文革的爆发至今已过去53年了，它的结束也已整整43周年。对于这样一场世纪浩劫，作为中国人，特别是文革的亲历者，历史学家们，应该深入地去总结、反思、研究它，搞清楚它产生的原因，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它所带来的大破坏、大迫害、大屠杀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文革”中应该得到的教训……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世人重视和深入研究探讨的。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至今为止，在官方的传媒中是极少见到的，他们要么是采取禁锢的政策，封锁史料，不让人们去研究反思；要么是任意杜撰、任意修改，如当今的中学历史课本对“文革”就修改了，把它说成是一次“伟大的实践’,使”文革”史成了一部根据官方需要的意志史，使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对”文革”的问题是知之甚少，甚或是根本不知，这实在是令人忧虑的大问题。
官方如此的作法是有悖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史学研究上向有传承千古的风格，在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上向来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热血写春秋”的，中国的史学家们从来就有忠于事实和敢言的传统。然而，自古以来史学家们写史，大多也是只写过往的历史，少见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这就会使所述之历史往往由于史实之不清而引发不同观点和派别的争论，很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以往记述历史的不足之处。现在我们研究“文革”史，就应该走出过往史学家们研究的陈规，丢弃他们仅仅用“春秋笔法”褒贬益损的手法，现在就要大胆认真的研究“文革”史，反思“文革”，以免再过若干时日之后，“文革”的史料流失，或者被人篡改得面目全非，那时就会铸成大错，后悔莫及了。与其让子孙后代为“文革”史的问题争论不休，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特别是文革的亲历者和历史学者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来研究它、反思它，即使有争论，也容易通过交流探讨弄清事实真相，取得共同的认识，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作为亲历过“文革”的人，热心于“文革”史的研究探讨，愿意就“文革”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发表自己的浅见，以此与关心此事的人们共同研究交流探讨。
“文革”史的研究现状
尽管官方一直以来是采取禁止、编造两种手法来对待“文革”史的研究，因而至今为止在中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文革”史问世，也从未见有什么官方机构组织的研究和纪念活动，从而淡化了这段历史，使人们遗忘；但在民间，那些有良知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对“文革”史的研究却是一直不断的。多年前笔者在北京拜访社科院学者徐友漁先生时，他曾就“文革”和“文革”史的研究问题对我介绍过这方面的许多史料，使我获益不少。现根据徐先生所介绍的史料，加之笔者所能了解到的有关史料得知，我国最早研究“文革”史的学者要首推许冠三、丁望两位先生，早在“文革”大动乱的1967年他们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当年他们在当年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发表研究和评论“文革”的文章，许冠三的文章题目是《有关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解释》，，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分三期连载；广州的刘国凯先生在“文革”大动乱结束不久的1971年就完成了《文化革命简析》一书的初稿，1980年12月载于作者自己主办的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的特刊上，是一部长达十多万字的“文革”论著，1986年由陈佩华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许冠三、丁望、刘国凯等人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研究“文革”的先驱者。
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民间对“文革”史的研究多起，一时间出现了许多的回忆录和研究文章，如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我的造反生涯》，何蜀的《论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王若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研究“文革”史的重要论著。
在1996年和2006年文革运动发动30周年、40周年之际，中国的学者徐友渔、郑仲兵、李宇锋等人在北京分别组织了关于“文革”史的研讨会，与会者们对“文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交流，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进入21世纪后，关于“文革”史的著作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笔者本人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等等—大批著作；特别是卜伟华先生所著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周良霄与顾菊英夫妇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阎长贵与王广宇先生的《问信文革史研究》，郑仲兵的和李宇锋先生创办的网刊《往事》，何蜀与吴迪先生创办的网刊《记忆》、《胙天》，都提供了许多宝贵而全面的“文革”史料，是“文革”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重要史料。近年來，在“文革”的重灾区广西，当年“422”派的负责人杨福廷、甘恆彩、肖社保、张雄飞、白鉴平、王反修、李定余、高寿仪、陈德昭、戴立仁、梁志強、韦文德——等多人，根据自己在“文革”中的见闻与受迫害的惨痛经厉写出的回忆录，高寿仪等人编著的《难忘的岁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更是成了揭露广西大屠杀和研究“文革”的重要史料。
就是生活在国外的许多华人学者，他们对“文革”史的研究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刘国凯先生的《广州红旗派的兴衰》，《人民文革丛书》四卷；宋永毅先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文革大屠杀》；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还有郑义、王容芬、胡平、袁红兵、陈奎德、孙大进……等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文革”史料都有自己的论著，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文革”的历史。就是外国的学者对中国“文革”史的研究也是很早就开始了的，早在1966年秋季，还是文革大动乱开始之时，西方学术界即有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如英文的《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等等学术刊物长期地、系统地追踪“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分析和评论“文革”的目的，意义、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的影响等等。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研究“文革”史的优秀专家，如施拉姆（Stuart R·Schran）迪特默（LoweJI Dttmer）、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Michel Schenhais）等等，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深入，具有原创性的优秀论著，如《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文化革命的起源》……等等，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文革”史的研究不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称赞的。
从以上的记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对“文革”史的研究〔在国内主要是民间〕是广泛和深入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可喜的。然而，由于官方的禁忌和封锁，这种研究还仅仅停留在部分学者和专家们之中，民众们也只有少数的人在关心此事或从事某些研究，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他们还不知道“文革”，许多人还不相信“文革”中有那么多的荒唐与悲惨之事，更不懂得什么“文革”的历史和进行反思。可见要使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都充分了解“文革”，认识“文革”，并能对“文革”进行深入的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要靠“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史学家们做大量的工作，这是个任重而道远的重大历史任务。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探析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特别是像“文革”这样一场殃及全民的运动，绝不会是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所致，而是由国际、国内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分析清楚这些因素，对研究“文革”是大为有益的。
首先从国际方面的因素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阵营已经形成，它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国家处于冷战的对峙状态。1953年3月5日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去世，1956年5月14日至24日苏共召开22大，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新的总书记，就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作了一个长达7个小时的报告，大反独裁者斯大林。其后不久，共产阵营内部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一切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极大挑战，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面对如此的国际形势，此时的毛泽东坐立不安了，他时刻关注着苏联，关注着东欧共产国家的形势变化。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他极力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大反斯大林。他立即利用他的宣传机构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反驳苏共和赫鲁晓夫，此举后来终于演变成了中苏两个共产党及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的长期公开论战。
毛指责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所为是“背叛了马列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毛泽东趁机要争夺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因此他要大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中共与苏共先是以公开信的形式互相指责对方，而后演变成公开的论战。从1963年开始中共连续发表了九篇他们认为有份量的文章来讨伐苏共，从此中苏两党关系破裂，此后并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出现边境战争。
在国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夺权成功建立新政权，但他未能实现此前他与蒋介石争斗时许下的诺言，建立宪政民主的社会，给人民以充分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也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医治战争的创伤，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经济；而是进行了一系列有悖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胡作非为，是逆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把个中国推向了比国民党时代更为苦难的深渊。如从新政权建立之初开始的剿匪、暴力土改、反霸、镇反，到其后的统购统销，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肃反等一系列的所谓政治运动，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祸国殃民之举。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1959年的反右倾、反瞒产，这一切的结果终于造成了中国的大饥荒，1960年至1962年使近四千万的中国人饿死，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少有的大悲剧。
面对毛的这些倒行逆施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必然会遭到有良知的中共官员和广大民众的抵制和反对，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反对毛的独裁专制的斗争。首先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的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提出善意的批评。另一个开国元勋刘少奇，早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他就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在毛发动大跃进造成全国大饥荒的时候，刘少奇又明确指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死人是要写进历史的”。刘的这些主张显然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对毛的批评和指责。就是向来紧跟毛的周恩来，早年他曾与王明一起反对过毛的路线，1956年又曾提出过反冒进，此时对毛的大跃进也提出了某些异议。另外一些中共的高官，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大饥荒之后曾提出“包产到户”，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的主张；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的争取对外关系相对缓和的建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主张，等等。都是针对毛的善意批评。
除了这些高干们的批评以外，在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退田”单干，要求“平冤狱”的呼声。尤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哲学、史学等社会科学所出现的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文艺作品，针贬时弊的杂文和某些新的论点，如“合二而一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时代精神汇合论”，文艺作品中的《海瑞罢官》，《李慧娘》，《刘志丹》，《三家巷》，《艺海拾贝》，《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等一大批作品， 都是很有社会影响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出现对毛的思想和作法不满的主要表现手段和形式。
在这种形势下，1962年在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受到了一些与会者的公开批评，毛本人也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毛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大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并明确表态说：“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负责的应该是我”。
当时毛的自我批评讲话确是感染了许多人，会上甚至有人对毛指名批评，这在中共建政后的党内生活中是不曾有过的。然而事实证明毛的这种自我批评是假的，是他极不情愿的。毛的权力和地位是绝不容挑战的。早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就立志要作最高统治者。当年他写的词中就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抗战胜利后他又明确表达了他的帝王欲，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在话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当年他的这些慷慨激昂的说词曾被一些歌德派文人大加赞赏，然而后来的无数事实说明，这些豪言壮语绝不是代表人民在说话，而是他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今已经登上最高统治者权位的他岂能容忍别人来挑战吗？
其实毛泽东是从不认为自己错的，早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就曾说“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到了1961年9月的中共庐山会议时，毛又明确表示，“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大饥荒使近四千万人被饿死，在他眼中是不值一提的“那么一点错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人们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因此可以说毛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所谓检讨完全是假的，这从江青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这口气”，更是完全可以看清毛泽东的为人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表面上作了检讨，但当1月29日下午，林彪发表讲话后，毛立即称林彪的话讲得好。原来林彪的讲话与从不同，他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也会变得少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的优点总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彪在讲话中还大骂彭德怀，说他走的是一条“反动军事路线”，是“大军阀”、“大党阀”，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
林彪如此的假话，如此吹捧毛泽东的讲话，深得毛的赏识。林讲完后，毛立即夸他讲得好，并要求林彪把讲话整理出来印发全党。从这里更可以看清毛的假检讨了。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不能容忍了，他要立即组织反击。他向全国发出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各级党委“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来抓”，声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警惕“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也就是从此时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不同思想分歧加剧了。在其后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毛、刘之间的矛盾上升并逐步公开化。
对于“四清运动”，刘少奇指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毛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说他对这个“派”总是理解不了……，资产阶级都要消灭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脱口而出：“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1967年1月22日被斗争殴打致死）就是！”
1964年12月26日，毛在自己的寿宴上曾对人说：“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又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越来越明显了，毛对刘的不满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当时甚至曾在刘面前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毛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被激化了。他一方面为了做国际共运的领袖，他要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使他的思想成为“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由他来主宰世界，他必须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大搞输出革命。在国内，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清除不忠于他的各级党政干部，以免在他死后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那样来反对他，来挖他的坟，鞭他的尸；在位时他要做可以号令一切的独裁者，就是在他死后也要使所有的人对他仍要愚忠，不敢反对他。因此他要趁在世的时候做好这一切，这些都在使他苦苦的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大规模的运动群众的方式，用他的思想去占领一切，要全国人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使人民成为他永远忠实的奴仆。“文革”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统领下终于暴发。
“文革”大灾难的承受者
文革是一场大浩劫、大灾难，这是已故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时提出来的论断；其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中共领导人和它的正式会议上首次公开对文革的结论，尽管这是“事后诸葛亮”，某些结论也不夠深入、准确，但毕竟是有了认识，也是一大进步了。
其实反对文革，认为文革是大浩劫，大灾难，早在文革初期民间即有人提出来了。如辽宁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北京的女大学生王容芬，上海青年工人刘文辉，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青年思想家王申西等人，文革一开始他们就是极力的反对者，陆洪恩和王申西两人在文革初期即明确而大胆地指出“文革是暴虐，是灾难，是浩劫”，义正词严地宣称自己“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和张志新等人都为此先后付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
在文革浩劫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等各个方面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这是谁也无可否定的事实。而受难者除领导干部外，最大的受难者是普通民众，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命的消失。因为生命属于一个人只有一次，对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在文革浩劫中，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广大民众，都是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的承受者。据有关资料统计，文革中有近亿人被整，死伤上千万人，这是有史以来少有的大灾难。就领导干部和各界名人来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勋彭德怀，贺龙，陶铸；党政军高级干部李立三、张霖之、田家英、邓拓、阎红彦、张学思、陶勇等等；著名作家老舍、赵树理、杨朔、闻捷、李广田；学界名流吴晗夫妇、剪伯赞夫妇、傅雷夫妇；文艺界名人严凤英、舒秀文、上官云珠等等。他们的被迫害至死或含冤自杀，都是值得人们同情和惋惜的，是令人愤恨的。这些领导人和各界名人的悲惨遭遇，在以往官方的媒体和出版物中多有报道，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必须的。然而对于在文革中受难最为深重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其中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参加过造反派的民众，他们所受到的是血腥的屠杀，比起各级干部和各界名人所遭受的灾难更要深重多了，他们是文革大灾难中最大的牺牲者和承受者，但却从未见官方传媒和出版物中有他们遭受杀戮的事实报道，更未见为他们公开地平反昭雪，这是极不公正的，也是令人难以容忍和理解的。
关于民众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除“文革”初期的1966年6、7月间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1967年2、3月间文革镇反时又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镇压而外，更有多起血腥镇压和屠杀事件，最典型的事件如：
1、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事件：在当时的广西区革筹和他的领导人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的组织策划下，他们先是在群众组织中支一派，压一派，而后转变成公开调动部队帮助一派去围剿另一派。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联名发出了《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事件的公告》，（习称《6.17公告》），这是政治陷害，是弥天大谎，目的在于配合广西各地对“422”派的围剿镇压。他们同时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取了中央下达《七.三布告》和“七·二五”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矛头全都是对着“422”派。1968年7、8、9三个月，他们在广西各地大刮“十二级台风”，把“422”派当成“反共救国团”和“反革命”、“土匪”来围剿，有十多万人惨遭杀害，不少是全家被杀绝。杀人数量之多和手段之残忍堪称全国之最，也是历史罕见的。
2、1967年的湖南大屠杀事件：主要发生在道县和卲阳地区，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仅道县非法杀害的就有4193人，被逼自杀的326人。受其影响，在湖南的江华县、宁远县、江永县、双牌县、凌陵县（现为永州市）、南山县、祁阳县、东安县、以及邵阳地区等地都相继出现了大屠杀事件，被杀害的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及参加造反派的干部和群众，受难者在一万人以上。这完全是当地军分区，人武部和革委会不作为、乱作为的结果。
3、1966年的北京大屠杀事件：据统计，1966年的8、9月间，北京市区和郊县共有1772人惨遭杀害，其中以大兴县的杀人事件最为惨烈，有数百人被打死，仅8月27日至9月1日的数天时间就打死了325人。这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江青、谢富治的言论鼓动下造成的，是当地政府和公检法部门不作为的结果。不但草管人命，随意打死人，还把近十万人赶出北京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红色恐怖”。
- 军人首次开枪打死人事件：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制定了屠杀在军区大院门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计划，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故意开枪打死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韩桐，制造了文革以来全国首次开枪打死人事件。
- 青海省的屠杀事件：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当时的中央军委某负责人的批准下，调动了13个连队的军人向占领《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开炮，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是全国首起大规模开枪杀人的惊天血案。
- 宁夏开枪杀人事件：1967年8月28日，经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批准，驻宁夏的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打死107人，打伤132人，是又一起开枪杀人血案。
- 内蒙古屠杀惨案：1967年10月3日，“内蒙揪叛徒集团联络站”头头，原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乌兰巴干，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领导人滕海清等人递送了“乌兰夫黑帮包庇大叛徒集团罪行的简要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所谓“内人党”的材料。正是这份报告而引发了一场血腥屠杀。从1968年2月开始，以滕海清为首的自治区革委会，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下，开展了一场挖肃“内人党”运动，使内蒙古346000多人遭到诬陷和迫害，其中有16222人被非法杀害或迫害致死，是又一起惊天大案。
- 云南“滇挺”事件：1968年1月初，由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600多人，本来是等待退役回山东的，1月14日他们抵达下关后，由于卷入了当地两派的武斗，当地驻军党委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的政治帽子，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上报给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党委未经核实即上报中央。不久，康生、谢富治在北京接见昆明军区领导干部时说：“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行为”。据此，昆明军区对“滇挺”及其它所支持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进行武力镇压。1月27日，部队围剿工八团和工八团支持的当地群众组织“炮兵团”，工八团有184人被打死，当地群众有59人被打死，480人被抓。2月13日，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在讲话中公然宣称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一大批当地干部、群众惨遭迫害，被打死、逼死200多人，被打伤致残两千多人，受株连者达十万之众。
以上都是文革中典型的屠杀事件。而这些史料在官方的传媒中却是极少涉及的，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历来所修的官史，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和其它各方面的名人，即向来是所谓“眼皮向上”的，而对于发生在平民百姓中的事件是极为少见，就是在一些民间的所谓野史中，也仍然是以所谓“英雄”人物为主，成了中国人记述历史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使之成了转化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这是我辈同仁应该引为深思的大问题。
研究文革的历史，我们除了应关注上层人物的遭遇而外，更应该把眼光注视平民百姓。文革中对平民百姓的镇压、迫害乃至屠杀，都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为什么会产生屠杀，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它的灾难性后果及历史教训是什么……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谈得上是一部完整的“文革”史。
应该彻底否定的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这一组织最初起源于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是由一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在1966年的5、6月间秘密组织的。这些中学生由于他们特殊的家庭背景，可以从他们父母辈那里知道许多常人所不可能了解的高层斗争内幕及毛泽东未曾公开的讲话，他们可以早于许多人先知道了。如毛泽东在“文革”初起之时说的“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还有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要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949年12月20日， 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新华社又重新发表了这段讲话，但此后由于共产党“坐江山”了，这段讲话就再不见宣传了，一般的人当然是不得而知的了。
文革开始后，这些不为人知的讲话被高干子弟们搬了出来 ，他们在“造反有理”的激励下，成立秘密的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后来的一切事实说明，这是多年来在狼奶哺育下，在那个特殊背景下而产生的义和团那样的组织，它一出现就震惊了神州大地，震撼着全世界。
这一极端组织的正式产生，是在1966年的7月中旬。在这前后，这一组织中的少数学生曾写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但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当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时，经江青、康生等人的举荐，使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组织形成。8月1日，毛泽东与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表示他对这一组织形式的肯定和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并亲自戴上女红卫兵首领宋彬彬（高干子女）送的红卫兵袖章，同时叫“彬彬”改名“要武”，显示了他对红卫兵的特殊关注。从此次接见检阅开始，至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上千万的红卫兵和师生，使红卫兵这一组织在短期内就风靡全国，数十万大学生和一千多万中学生都成了红卫兵，连小学生也成立了“红小兵”一类的组织。由此一场大灾难降临神州大地。
红卫兵产生于北京，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大灾难也首先发自北京。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的支持下，在毛泽东一系列歪理邪说的蛊惑下，短短的数月内，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惨剧，在人世间留下了斑斑的劣迹，成了中华民族永难磨灭的血腥记忆。
归纳起来，红卫兵运动最主要的罪恶是：1、“破四旧”使大批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许多所谓“封、资、修”的文艺作品、字画等都被破坏或付之一炬，这是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2、大搞“红海洋”，大搞“红色恐怖”，破坏社会秩序，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是对文明的反动；3、随意抓人，打人，以至把人活活打死，甚至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有的人全家被杀绝。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仅仅北京市和郊县就有1772人被打死或迫害致死。此事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且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都，确是令人无法相信和无法理解的，但这却是千真万确发生了的悲惨之事。
文明的古都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各地以北京为榜样，都无一例外的处在浩劫之中。
随着北京红卫兵的出现，毛泽东等人支持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煽风点火，各地的红卫兵也迅即兴起。一个共同的现象是，各地红卫兵的出现，都是官方组织的，大多数都是保护地方党委领导的，而且在破四旧，抄家、抓人、打人、搞“红海洋”等方面也都是共同的。各地红卫兵也到北京和全国各地串连，都得到了毛泽东、江青、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的全力支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性的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评伦文章，大加赞扬红卫兵，使红卫兵像一匹无缰的烈马，无法无天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罪恶累累。
关于红卫兵的种种罪孽，许多学者的文章中都有详尽的资料论述，在此笔者不再重复。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红卫兵（尤以北京及各省直城市的高中干部子弟）把自己的胡作非为称之为“造反有理”，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全力支持和利用，到处冲杀，干尽坏事。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此时毛泽东对文革运动要再发动，通过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达到他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为文革初期受压制打击的人平反，此时造反派开始兴起了，他们斗争的矛头直指工作组和各级领导干部，这时的红卫兵则成了保爹保妈派，随后又成立“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不但把矛头指向此时兴起的造反派，并且也指向“文革”派的领导人。此时他们的口号和大标语竟然出现“火烧江青”，“绞死蒯大富”，公然反对中央文革（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其后，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和头目虽然被抓，有的关进了监狱，但很快就释放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清查“三种人”时，这些人中尽管有的血债累累，却都相安无事；一些人后来则成了高官或者企业的领导人大发其财，至今也未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人站出来反省他们当年的罪恶，实在是令人不解的一件怪事。
红卫兵及由他而起的运动是毫无进步意义可言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劣恨性的丑恶表演，他们的斑斑劣迹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对它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他的种种胡作非为，作为文革的研究者来说，实在是大有研究的必要，以避免我们的国家再出现“义和团”和“红卫兵”一类的组织来危害国家和民族。
值得同情的造反派
造反派中有红卫兵，但就整体而言，造反派与红卫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开始时虽然他们都曾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从他们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他们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们不同的结局，那是根本不同的。
前已述及，老红卫兵及其后来的“联动”，他们不但成了保爹保妈派而反对江青，尤其他们在前期的一系列胡作非为，成了对文化和文明的反动，成了“义和团”一样的打砸抢烧杀的可耻之徒，那是民族罪人干的勾当，与造反派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情况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则是可贵的。那时虽然他们都声称“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所为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他们自始至终表现出来的“反官僚、反独裁、反迫害、争人权、争民主”的革命精神是始终如一的，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组织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的初期曾两次受到打压乃至抓捕关押，尤其是后来受到的镇压和屠杀，悲惨的遭遇则是令人同情和痛心的。
在汉语词典里，对“造反”一词解析是：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造反”一词历来是被统治者视为犯上作乱的代名词，是要杀头的。共产党是靠造反起家，但当它夺得政权后，“造反”一词也在他们的嘴上消失了。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造反”一词却突然成了最时髦、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和行动的座佑铭，一时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响彻神州大地，从1966年的夏秋季节开始至1967年的全年，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头上戴上“造反派”的桂冠，声称自己的行动是“造反有理”，自己一派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虽然在此期间这些造反派们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镇压，如“文革”初期一些人被单位领导、工作组和老红卫兵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翻天”，曾被抓捕和关押；1967年的2、3月间所谓“镇反”期间，一些造反派组织被砸，负责人被抓捕。但这两次镇压后来都得到了毛泽东和江青等为他们平反，使造反派们更坚定了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决心，更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之所以两次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的造反派“平反”，其目的是为了把“文革”运动按他的意图深入下去，通过此举来更好地运动群众，以造成一种他所需要的政治环境，造成一种社会气氛，触及人们的灵魂来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和思想习惯，使他在位时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即使在自己死后也无人敢于反对他。他为造反派平反的举动确实一时间得到了造反派的称赞，誓死要捍卫他的思想和路线。然而到了1968年事情发生变化了。此时的毛泽东认为他的绝对权成已经树立起来了，他信口开河的随便一句话就会被当作“最高、最新”指示号令全国，他的思想被吹捧成“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都要“时时照办，句句照办”，人人都在祝福他“万岁”，“万寿无疆”，他也顺口一句“人民万岁“，使他飘飘然起来了。正是由于这样，他打倒刘少奇等一批政敌的目的已达到，此时他要丢掉造反派了，认为他们“走过头”了，特别是1968年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出后，紧接着毛泽东下令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造反派不吃香了，各地造反派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镇压，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大屠杀。到了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四人帮”倒台，造反派又再次受到清算，一些人被抓，被判刑，当政者们更是开动宣传机器，把“流氓、地痞、打、砸、抢”等等罪名往造反派头上套，这前后的反差颇令人深思。
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功、过是非如何评说呢？这是文革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文革期间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是派系林立，名目繁多，一个组织大的可达数百上千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省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则可达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而小的则仅有数十人或者几个人乃至一人的，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战斗队”。当年的“造反总指挥”、“造反司令”就如同今天的“公司经理”、“董事长”一样随处可见，一个普通的百姓就可以成为“司令”、“总指挥”，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当权者此时见了就会点头哈腰，甚至献媚求饶，这似乎成了那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
这些造反组织中的成员也是复杂的，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参加造反。有理想主义者，有“文革”初期受到过打击的人，也有“四清”运动中受过打压的人，还有长期以来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的人，对现实和单位领导不满意的人，以及那些一心一意跟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人，还有随大流者，乃至趁火打劫者……等等。这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都汇集到造反派的队伍中来了。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洪流和最强音。
归纳起来，造反派中的人员组成，笔者认为可具体分为：
- 先知先觉的真正造反者，这部分人是极少数，但他们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斗士，是反独裁、反专制、争人权、争自由民主的时代英雄。他们对文革前17年的中国社会就极端不满，特别是对毛泽东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是极力反对的，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这些人的典型代表，如湖南的报人刘凤翔，北京大学新闻学系的学生林昭，在毛发动的反右运动中都被打成右派；“文革”运动一开始林昭就成了文革运动的反对者，刘凤翔则趁机组织“右派”们起来造反。此二人最后都在文革中惨遭杀害。另外的一些人，如辽宁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江西的中学生李久莲、吴晓飞，女教师周海媛；湖南的中学生杨小凯，北京的青年工人遇罗克，女大学生王容芬；上海的青年工人刘文辉、王申酉，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吉林的史云锋……等等，他们都是因为反对文革，或者因为反对毛泽东、林彪、或者是因为写了不同观点的文章，都先后被捕入狱，除杨小凯、王容芬二人被判刑十年外，其他人都被杀害了。这些都是优秀的青年男女，是时代的先驱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人民是会永远怀念他们的。
- 具有民主思想的激进造反者：这是造反派队伍中起主导作用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青年教师、青年工人、也包括少数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是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是组织者和骨干份子，在他们的领导下能汇集一大批造反者。这些人在“文革”前受过多年的“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教育，相信毛泽东“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认为中国已经面临这两大危险，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工人和农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同时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负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正是在这种毛氏共产思想的教育下，使他们渴望在阶级大搏斗的风雨中建功立业，为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现在文化革命爆发了，正是激发起他们革命热情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个时机，认为献身革命的时机到了，因而勇敢地起来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走上了一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道路，终于成了被毛泽东、江青等人利用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这些激进的造反者在全国各地都有，下面有一大批追随他们的积极份子。他们的典型代表人物，如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陈永康、李冬民、刘诗昆；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西安的李世英、姚连蔚；郑州的党言川‘武汉的朱鸿霞；湖南的叶卫东、唐忠富；四川的廖伯康、邓自力、张鲁、周孜仁、董继平；山西的陈永贵；广东的武传斌；广西的杨福廷、刘振林、熊一军，曹东锋、朱仁、曾春生……等等。这许许多多的造反派领军人物中，他们走上造反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因而他们都是“只反贪官司，不反皇帝”，并力图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世界，以建立他们所理想的“共产社会”。因而在“文革”运动的发展演变中，各地造反派的共同之处，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按毛泽东的教导办事，立图打倒本单位，本系统乃至本地区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正是由于他们忠于毛的思想，按毛的指示造反，在“文革”初期他们都曾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的支持和利用，成了毛、江等人要达到自己目的的先锋力量，而干出了不少错事和蠢事。特别是其中的王洪文，后来成了江青集团的骨干成员，受到了毛的重用，坐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宝座，成了造反派中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一些人，如北京的所谓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珍、谭厚兰等和其它各地类似的人，在“文革”初期的短时间内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受过磨难，也出尽风头，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领军人物。但随着毛泽东对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在左右形势，到了1968年夏季，造反派被他抛弃了，许多人都被贬到农场和边疆劳动，一些人被捕入狱，从此销声匿迹；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又有一些人〔当然王洪文是罪有应得〕受到查处判刑，这又是一个颇令人质疑和深思的问题。
- 为自身权益的造反者：这类人也属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各种类型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大饥荒时期被下放的职工，被遣送到农村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支援内地建设的沿海和大中城市职工等。在文革兴起之时，这些人也起来造反，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主要是进行经济斗争，要求得到平等合理的经济待遇，或者要求复工、复职，或者要求转为正式职工，或者要求返回城里……等等。这显然都是合理的要求。但他们都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目的，是弱势群体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而起来造反的。
在这些造反的人群中，较有影响的，如在北京建立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国红色造反兵团”（简称“全红总”），上海的“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还有打着“全国”旗号的“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这些造反组织起于1966年的冬季，在1967年的1月达到高潮。他的代表人物曾一度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接见和支持。但很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发现这是在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不能容许这样的造反，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对这些“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这些组织也很快被压下去了。其实这些人的处境和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弱势群体，是好人在为自身权益而造反。
- 造反派中的随大流者：这是一些容易随风而变或者是闹着贪玩的人，文革之初，他们跟随单位和地方领导转，唯领导的命令是从；当工作组到来时，矛头对着领导，或者是把那些不听话者打成“反革命”、“右派”时，他们又是跟随工作组的指挥棒转。在地方当局和工作组打压造反派时，他们是保守派的基本群众。而当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得以翻身而兴起之时，他们就反戈一击，退出保守派而加入到造反派中来了，也称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毛泽东和江青抛弃造反派，各地造反派受到镇压时，他们又会反戈一击退出造反派，加入到得势的一方去了。用“墙头草，风吹两边倒”来形容这些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这些人的本质并不坏，而是那个年代那种形势造成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和信仰的人，在那个所谓“革命年代”，社会生活的单调和枯燥乏味到了极点，这些人为了追求好玩，向得势的一方靠拢并投入其中，是十分自然的事。只不过他们在反戈一击后，批斗起原来的自己人时，那种积极的样子，那股异常凶猛的劲头则是不为人所取的。
- 趁火打劫者或者干坏事的人：此种人是极少数，从来就不是造反派的主流，仅是造反过程中的某些个别现象吧了。
在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或政治运动中，此类人等都是不可避免会有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当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便会想跑到赵太爷等大户人家里去“革命”发财，抢一点“元宝”、洋钱、洋纱衫一类的东西。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当中国的共产革命初起之时，毛泽东也曾在讲话、报告和文章中多次谈到阿Q，认为阿Q的行为也叫“革命”，他多次提到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事，他要“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把阿Q的行为也称之为“革命”，这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所充分肯定并热情赞颂当年的湖南农民“痞子运动”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像阿Q这样的“抢点东西”也叫革命，这种人在文革中自然也不会缺少的了。造反派中确是有这样的人，打、砸、抢、发不义之财，那是存在的。他们的所为给造反派的脸上抹了黑，有损于造反派的声誉，但绝非造反派的主流，这是应区别清楚的。
综上所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在“文革”中造反派们反官僚、反独裁、反迫害、争人权、争民主自由，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中，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缺乏法治观念，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派性膨胀，唯我独尊，以至出现武斗，打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问题的造成，也是那个历史条件下所特有的，而且那也是由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和影响所致，没有他们的组织和指挥，没有毛泽东随心所欲和反复无常的胡说八道，这些问题绝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个责任应该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的头上。造反派们的错误比起“联动”和保守派们的“破四旧”，毁文物古迹乃至杀人放火来说，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也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在今天，“造反”和“造反派”也仍然是需要的。造错误的反，造独裁专制的反，批判他们，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当今的社会仍是独裁专制的社会，贪污腐败上轨道，成系统，贪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弱势群体权益受到侵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必定要改造这个社会，对社会上的腐败和各种丑行进行揭露和批判，也可以说是造反吧，这是永远需要的。当年造反派们的许多举动，特别是他们的造反精神，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值得今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弱势群体学习的。当然，今天社会条件下的这种“造反”应该是和平的，理性的，不能像“文革”期间那样被人利用，或者变成派性之争，更不能像过去农民起义和共产革命那变成为暴力和流血的杀戮。
关于文革中的保守派问题
激进和保守，这是矛盾对立体中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对立，又互为依存的。这激进与保守的两派之争，可以说是贯穿于文革的始终。
文革初起之时，当有人起来的批评单位党委，造党委的反，其后又造工作组反，一些所谓忠于党，唯上级之命是从的人站出来，声称单位党委就是党，工作组是经党中央批准派来的，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右派翻天”，就是“反革命”，必须要坚决的“打击和镇压”。结果一些带头造反的人受到打压，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抓捕判刑。“文革”之初那种枪打出头鸟的手法，那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下所为的。
其后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支持造反派，为被抓捕的造反派平反，造反派很快得以翻身，到1966年底，“造反”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从1967年1月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现了夺权斗争，造反派夺了权，他们“胜利”了，两保守派垮台了，其成员纷纷反戈一击，投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去了。
到了1967年的2、3月间，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出现了“镇反运动”，致使一些造反派组织被砸，负责人被抓捕。此时一些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出于个人或集团的权益，他们不愿失去自己的权力，再次扶持保守势力来保护自己，打压造反派，使造反派再次陷入困境之中。
由于全国性的“镇压”，造成了“文革”将结束的局面，有恢复旧秩序的趋势，这是毛泽东不願意看到的，从而引起了他的警觉。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此时尚未达到，为了使文革能深入下去，他必须继续“运动”群众，才能使“文革”按他的要求继续下去。于是他又发起了“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并把前一段“镇反”打击造反派的罪责全部推到那些对文革不满的几个老干部身上，指责他们是搞“二月逆流”，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为此毛泽东再次为被打压和抓铺的造反派平反，使造反派再次翻身，声威大震。由此，他们对毛泽东感恩戴德，也促使他们的造反精神更为激进。
然而此时的形势已非1966年冬和1967年1月的形势了，此时一些地方党政军干部和原来的保守派骨干成员，他们总结了文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此时的他们也敢于“造反”了。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那些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对准造反派；他们诬指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是“牛鬼蛇神”的后台，是支持“右派翻天”，是支持“反革命”。此时的保守派在各级执政者的操纵下，对造反派的打压步步升级，从1967年夏天开始的用石头木棍围攻造反派，发展到用刀、枪，调动农民进城围攻；到了1968年（最典型的是在广西）则变成了调动部队与地方民兵，配合保守派联合围剿，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反共救国团”而大肆围歼，随意抓人、打人、杀人、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如1967年冬在湖南一些地方，对造反派的围剿，1968年春夏在整个广西对造反派的围剿，大规模的杀人，这是全国最典型的案例，这种大屠杀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动用军事力量，支持坏人而发生的凶杀案。
如果说造反派有派性，他们也曾有过乱斗人，以至打人的情况， 但与保守派及“文革”初期北京那些老红卫兵打死人，乱杀人来说，那是远远不能相比的。造反派们的所为仅仅是派性，是激进，是唯我独尊的表现，仅是犯错误的问题，但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的胡作非为，除了派性之外，则是凶杀案，是刑事犯罪的问题了。
一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是官方组织的。如“文革”初期的1966年，这些保守派组织不论是红卫兵还是工人赤卫队，都是当时的地方党委或工作组组织操纵的；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特别是1967年的“一月革命”后，这些保守组织纷纷垮台了，但到了1967年的4、5月份，随着造反派等第二次被打压，地方军区和仍在掌权的党政干部重新支持保守派，称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与造反派对抗，出现了异常复杂与残酷的斗争形势，这一切都是地方党政军掌权者和保守派中的少数坏人挑动起来的。此时保守派中的少数人随意抓人、打人、关押人、杀人，已到了残忍无比的地步，简直是丧失了人性，成了狼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凶恶豺狼。
在整个“文革”运动中，起破坏作用最大，胡作非为最甚者乃是各地的保守派，他们所干的一切坏事，如打、砸、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生产，随意抓人、打人、杀人，都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体现了当权者的意志，体现了政府的行为，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
当然，就整体而言，保守派中好人也是大多数，坏人也只是极少数。它的基本组成人员是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有少量大，中学生，一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的还是各方面的积极份子。这些人向来是所谓“安分守纪”的“老实人”，是唯上级之命是从的忠实执行者，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正是这样的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多年来狼奶教育的成果，在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者的鼓动下，为了打击“阶级放人”，什么坏事，乃至随意杀人都成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这完全是狼奶教育的恶果。
文革期间筆者在广西，耳闻和目睹了广西保守派中少数坏人的滔天罪行，在他们身上完全暴露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与狼奶教育的典型特征，什么凶恨残忍的坏亊这些人都干得出来。他的典型代表人物，如桂林市的曹铁军、陈秉德，南宁市的颜景堂、廖炜雄，平乐县的朱秋麟、林炳刚、莫世奏，临桂县的胥明徳、韦英豪，阳朔县的蒋彬、黎咸称，全州县的黄天辉，宾阳县的王建勋、韦善强，蒙山县的谭钊奇，武宣县的黄堷刚、王春景，罗城县的段志英、崔永祥，上思县的段振邦，贵县的覃锡明……等等一大批为非作歹之徒，这样的人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全国各地也都会同样存在，只是在数量和残忍之程度远比不上广西吧了。
“文革”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定的思想文化相关连的，也总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文化精神生活。“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了那一时期的特征，是那一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空虚与受毛思想的毒害而导致疯狂的集中表现，也是颇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所为的，是他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在中国的发生等等的论断，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是他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批发来的，并且经过了他的创造与更新，使之成了更为荒唐与恶毒的封建法西斯桎梏。
毛的这些思想，被他的吹鼓手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大加吹捧，把它称之为“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为了获取毛的信任，林彪更是对毛大表“忠心”，把毛泽东的话说成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在全国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汇编“毛主席语录”，全国人手一册，号称“红宝书”，加上大街上的红色标语，成了壮观的“红海洋”，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的。
文革中只有毛的思想，其他的任何思想都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乃至尚失生命，遇罗克、陆洪恩、刘风翔等许多人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切。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切丑事，坏事乃至随意杀人都可以发生，并且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还要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怪事。
在思想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所遭受到的损失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诸如文物古迹惨遭破坏，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国外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都被斥之为“封、资、修”的大毒草而遭到查禁或销毁，一些优秀的传统古典剧目、民歌。抒情歌曲等等，都被禁演、禁唱。代之而起的则是什么革命样榜戏，革命文艺、革命歌曲，乃致毛泽东语录歌，林彪语录歌、造反歌，更为可笑的是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都被强制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一切都是在愚弄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由此造成的结果，自然是会使人们的精神变成空虚而愚味，一旦与某些国人的劣根性相结合，使之心录扭曲而走向疯狂，什么样人世间的坏事和蠢事、丑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这样的事例在文革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文革”中最应该总结和反思的问题
对于“文革”这样一场大浩劫、大灾难，要总结的经验教训和反思的问题是很多的，对这些方面的论述，许多专家学者、“文革”的亲历者、“文革”史研究爱好者已有许多著作问世，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所有的总结和反思，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问题，向来是一个党专制的独裁专治体制，这是国家和民族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假如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文革”的大灾难是绝不会发生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总结和反思“文革”，最最根本的就是要进行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祛除党治、人治，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为此必须要开放党禁、报禁；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市场化，给公民真正的人权和自由民主权利，让公民用选票来决定国家各级官员的人选。惟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国家，才能与当今的世界接轨。否则“文革”之类的大灾难说不定那天还会在中国重演的。
在当今的世界上，有共和国、王国、公国、大公国、联邦、合众国、酋长国、教皇囯等诸多不同旳国家，但就其社会制度来说，却只有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究竟谁优谁劣，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答案，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的宪政是民主旳，所以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社会制度。尽管它仍有不足之处，但，仍不惜为当今人类比较理想的一种社会制度则是无疑的。像美、英、法、德国、加拿大、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等等许多国家，都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是颇令人响往的。
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近百年来马列共产主义的宣传甚嚣尘上，直逼广大劳苦大众辘辘的饥肠，以苏俄为首的共产集团大搞暴力共产革命，声称要建立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苏俄、东欧、亚洲、中美洲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共产政权，在实践社会主义，甚或有的声称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这些共产党人又宣称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已是日落西山，气息淹淹，走到了腐朽没落的末路。但，两种社会制度实践的结果却给了共产党人响亮的耳光，资本主义终归是远胜于共产主义的。
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完全证明，当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气息淹淹，更没有腐朽沒落，而是正在蒸蒸日上，成了当今世畀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追求，共产制度国家的许多官员的家属、子女，有钱的暴发户和他们的子女，以及那各类的明星，都纷纷移居到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到那里留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号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却是一个个相继垮台，许多都反过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即使有少数仍然宣称是“社会主义”，也是早已名存实亡了，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成了独裁专制下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了。
可见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宪政民主的政体，这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今天我们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反思“文革”的时侯，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些，才能在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勇往直前，奔向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
结束语
以上提出的八个方面的问题，只是笔者的一些浅见，是很不成熟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引来各方人士的宏论以促进对“文革”的总结、反思和“文革”史的研究罢了。当然，“文革”中值得研究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如有人提出的“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之分，“人民文革与官方文革”，“‘揪军内一撮’的来源和影响问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派系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文革时期的工农业生产”，“文革时期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 文革时期的对外关系”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等等，也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文革”的总结、反思，对“文革”史的研究已成了当今社会一个重大的课题，是一门学问，中国人只有对“文革”进行认真地、深入地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反思“文革”，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远不再被那些大大小小政治骗子的欺骗而上当，永远不会再出现“文革”一类的大灾难，我们的国家才能迈向一个宪政民主的和谐社会，国人才能有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可言。就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正义的人们，从他们的角度来对中国的”文革“进行总结、反思和研究，定是会对推进中国的进步有巨大作用的，是对中国人的友好相助。
作于201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