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江西）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约有几亿人口脱离贫困。中国政府也常常以此自豪。这些人如何脱离贫困？与政府的两措施有关：A，国家资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B，放松对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管制。在我看来，后一种措施是贫困人口脱贫的主要原因。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约有2.4亿多，加上他们的家属，是中国贫困人口脱贫的主体。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北京驱逐所谓“低端人口”，这些低端人口原本是贫困人口，得益于政府对自由的放松管制，进入北京谋生。虽然大部分仍然收入很低，但不管按中国的标准，还是联合国的标准，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一旦被驱逐，将失去谋生的机会，很大一部分可能返贫。与中国目前的扶贫相悖。
目前政府“扶贫”的思路，是要实行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加大对落后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但受基础设施影响。还受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实践已经证明，基础设施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不断递减，使中国的扶贫工作事倍而功半。这从落后地区的高速公路上寥寥无几的车流量便可获得证明。而针对一村一户的扶贫，更是小生产的思维，注定无法持续。
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土地的私有化。因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形成真正的土地市场，通过交易实行土地的集中。中国农产品为什么竞争不过美国的农产品？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仍是小农生产，与美国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差别巨大。而要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没有土地的集中是无法达到的。农村承包制条件下的土地碎片化与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不相适应。
事实上，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多年前便已在中国出现。比如联合收割机。但联合收割机不是在集约化生产的农庄（不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集体农庄）中使用，而是为成百上千的有着土地经营权的分散农户打工，每一农户或因支付联合收割机的费用降低劳动强度，却远不是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其中的关键是土地产权不私有，土地市场没有建立。土地难以集中。所以土地产权私有，才能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化。任何建立在现行土地碎片化基础上的农业扶贫，都难以取得真正成功。
土地产权私有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城市化大潮中，自愿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通过出卖土地可以获得一笔原始的生产或生活资本。减少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过剩劳力在寻找新出路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有人说，农民把土地出卖了进入城市，就回不去了，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些回不去的农民就会成为动乱的因素。但这要求政府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取消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当作城市居民看待，并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称号，应在中国的活语体系中消失。
工业经济发展具有人员集中的效应。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集约化的工业企业吸纳了大量的职业工人；其次是企业之间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联系，促使企业群的聚集；再次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依托工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这是促使城市甚至城市群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工业经济发展的规律体现。这种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或者说，为边远落后地区的贫困人员借助自由流动提供大量的脱贫机会。事实上，发达国家也都是从农业国起家，大量农业人口转为从事工商服务业的城市人口，并且使得农村人口的人均资源增多，从而达到整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以及整体人口的城市化。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违背了人员自由流动的市场规则，也就堵塞大量贫困人口的脱贫机会。如果其它城市出于各种原因，仿效北京的做法，不但经济发展受损，而且将有大量人口返贫。
主流意识形态在反驳西方攻击我国人权时，常常振振有词：生存权是第一位的人权，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解决生存是第一要务。潜在的意思是，那些民主权利呀，自由权利呀，相比于生存权，是更次要的权利。民主自由是“阳春白雪”，是上流社会的追求。需解决温饱的穷人只唱“下里巴人”。这一次序确然合理，但生存权的第一要义是经济行为的自由。谋生求富是人的本能追求，自由则是这一本能追求得以实现的保证。
新华社拍的照片中，农民领到养老金喜笑颜开，但是基础养老金只有每月88元，加上各种补贴，大部分省份的农民拿到手只有每月100多元，即便只购买能够活命的粮食也不够。
自由的本质是尊重公民的法定权利，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又如何能确保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呢？我国最底层的人口就是那些老无所养的农民，这些上亿弱势群体出了每月百余元的养老金，主要靠儿女养老，他们的生存权正在受到威胁。如果他们有土地所有权，就可以靠土地进行养老。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是生存权第一吗？也许北京有种种理由，但所有的理由能比得上生存权吗？我十分赞成生存权第一的观点。当国家经济不够发达，还不能给每一个人生存保障时（这正是官家解释中国还无社会保障常用的说辞），让每一个人，特别是能力较低的人，有生存下去的场所、空间、机会，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正是生存权的体现。
城市是集中了的经济活动的载体，也是生存机会最多的场所。所以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城市都有小贩，有拾荒者，有贫民窟，“引车卖浆者流”，比比皆是。也许这样的城市不够漂亮，秩序不是那么井然，环境不是那么高雅，但与生存权相比，它是“阳春白雪”，饭都吃不饱，能高雅吗？当政府脱离经济发展阶段，运用强制力量去消灭贫民窟，去维护城市的光鲜漂亮，去驱逐低端人口时，它是在扶贫，还是在制造贫困？当城管为了道路的宽阔，推倒路边小贩摊位上的货物，这些货物是他明天的口粮，他能不跟你拼命？
无论GDP有多高，中国的底层人民从来没有彻底摆脱贫困
所以，一国之生存权，不是官员说的如何如何，而是体制能否给予穷人更多自由活动空间，以获取更多挣钱机会；能否容忍“贫民窟”的存在，让穷人以较低生活成本进入城市；能否让人力三轮、“摩的”、“电的”与出租车并行，以降低穷人谋生的资本门坎。开一个“会”，宾客满堂，人来人往，或是穷人能挣一笔的机会，政府却对他们实行驱逐，以保证会议的安全，这是生存权第一吗?
在人民挣扎在贫困中的同时，贫困县的政府却纷纷耗费巨资建设豪华政府办公大楼
城管制度的改进，不是执法要“温柔”，而是没有把生存权放在第一。政府高调生存权第一，实际上生存权并不第一。这不仅表现在没有把奢侈的“三公消费”，豪华的政府消费（如办公大楼），庞大的维稳支出，用于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以解决社会老弱病残及失业人口的基本生存。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管理中，没有把最底层的自由谋生权放在第一位。你不能保障人的基本温饱，却又处处限制底层人自求温饱，怎么是生存权第一？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这样的政府，如何有公信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搞农村改革，有这样的歌谣：“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但万里紫阳给了农民米粮吗？没有。他们给予了农民自由。农民一旦获得自由，经济便发展起来了。可见，自由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源泉。所以，取消户籍和其他的管制，扩大人民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程度，应是政府扶贫工作的第一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