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官本位”

胥志义（江西）

我们要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创新型民族，这无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疑问：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创新已成为正常的社会生态，而我们却需要来大力提倡？正如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诞生，而没有在中国出现？两个问题有相通之处，但创新更带有根本性。

创新固然与教育相关，但近现代，我们废科举，兴教育久矣，教育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已越来越为全社会所认识，现在我们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大太差距。创新也与国家激励和保护政策相关，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订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设立各种科学进步奖项，时间也不短，而我们的国家，还远末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创新的活力无法展现出来。其中的奥秘何在？我以为，这与我国的官本位传统有很大的关联。

官本位首先是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把当官当作是人生的第一价值追求。中国古有“学而优则仕”，说的是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而金榜题名时的荣耀，衣锦还乡时的威风，更反映出一种广泛的官贵民贱的文化氛围。就连现今的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也时不时用上“官至某某”的话语，似乎一个人功绩的大小，与其官阶高低有关。可见这种文化影响的深度。

那末，官本位文化与创新有什么关联？用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官本位文化对创新形成“挤出效应”。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种挤出具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社会个体主要是读书人而言，他的所学所思所为，皆是为官之道，对社会发展对创新提出的多种要求，既感受不到，也无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完成。为官的追求和知识结构，挤占了他脑中可能用于社会发展创新的思想资源和思维精力。二是从整个社会而言，官本位使人才聚集于官场，而创新主要应发生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人才向官场聚集，意味着社会领域人才的减少，因而形成“挤出效应”。三是在我国封建时代，特别是后期，教育状况是围绕入仕而设立，这种状况对于社会发展创新对教育的要求相距甚远，教育的“入仕”功能挤占了教育多种知识传授和创新力培养的功能，遏制了人创新能力的提高。

谈到官本位，不能不提到我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具有程序公正的特征，因此受到当时西方国家的羡慕与学习。但科举制是由官本位支撑，同时又发展着官本位文化并扩大其影响的。可以说，官本位文化是科举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这一点，西方可学习不来。近现代，西方科技突飞猛进，中国却是死水一潭，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西方没有官本位的文化基因，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追求人人平等自由，其价值取向，与官贵民贱的官本位文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解答李约瑟的那个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应该也是路径之一。

清朝末期，统治者逐渐丧失控制思想文化的能力，西学东渐，开始融化千年封建体制的坚冰，这不仅导致科举制的废止，铲除了官本位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基础，也使思想启蒙的萌芽开始出现。“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但迫于中国当时的现状，民族的生死存亡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爱国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使本可清除“官本位”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启蒙运动，无法深入，戛然而止。所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官本位文化仍象一个幽灵一样，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深度，阻碍着创新和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陈伯达现象”中的那些文人，他们个个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具备有创新的能力，但在他的头脑中，官本位文化达到“官述心窍”的地步，把本可在各自领域实施创新，可能有所建树的时间，精力，能力，转移到迎合领导，谋求官位上，以至失去独立人格，成为千古笑柄。

建国后，我们不仅没有彻底清除官本位文化，而且由于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理论的引进，使中国潜伏的官本位文化基因，在这一新的理论外衣下得以复活，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官本位”本是一种等级观念，价值文化。但在计划经济与公有制条件下，不但没有使这种等级观念弱化，官员反而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指挥和控制，强化了这一观念。

公有制把所有权如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交给了官员，计划经济把经济活动的指挥权交给了官员，而这些权利即使在封建时代，也属于民间，这就使本只具有某种地位或财富象征的官员，还有了前所末有的指挥人民的权力，人民甚至于还享受不到封建时代的自由。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既是生产组织，又是行政组织，甚至还是军事组织。官员依等级享有指挥管制人民一切行为的权力，社会活动失去了自然性的特征，变成了由官员推动，由官员导演，由官员指挥，并明显带有官员个人偏好的活动。官本位比在封建时代有着更为实在的内容，官本位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因为在封建时代，私有制和有限度的市场，民众还是有着经济自主和经济行为自由权利。

显然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或若干个官员的头脑，代替了多样化的社会个体的头脑，一个或多个官员的指挥，形成了社会行为的统一。这对社会个体思想自由的发展，并在这思想自由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个体行为自由，形成压制。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特定情况下，如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是必要的，但用来管理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则变成创新的桎梏。创新型社会的要义是创新内生于社会这个自组织系统中，社会个体是创新的主体，思想行为自由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关键。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一定是创新型社会，人们争取自由是为实现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但一个创新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官员指挥型体制下，由官员的推动与组织，也可以有一些创新活动，也可能取得少量创新成果，但这不叫创新型社会。在创新型社会中，创新动力源于社会个体而不是官员推动，创新指向符合社会发展要求而不是官员个人偏好，创新过程本身就是社会活动而不是官方活动。创新型社会是由创新的社会性所规定。

官本位在现今不仅表现在官员指挥权力强化，还有表现在官员评价权力的强化。这种评价权力是指任何人的工作业绩，科技成果，道德才能，皆由官员或官办机构来进行，体现了官员主导社会的特征。官员评价机制是官员指挥体制的合理延伸，通过评价的引导激励，更好的实现官员的指挥和控制。现在我们对官员评价机制的公正性质疑颇多，也在进行一些改革，如提高评价的透明度，增加一些评价的刚性指标等。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随着用市场体制代替官员指挥体制，现在社会存在的大部份评价活动，都应取消，而交由社会评价机制来完成。

显然，“创新”如果由政府主导或领导，那就你官员去创新，人民何来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创新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官员来引领，创新很容易进入经院式的花架子，脱离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如果创新不是由市场评价并从市场取得回报，而由政府评价并给予奖励，造假便会风行并漫延。所以，政府可以也应该划拨资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基础科学无法从市场取得回报），建立经济生产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却不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主导者。

只有脱离政府领导，并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个体，才是创新的主体。私有的、竞争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最佳机制。政府不去建立这种机制，只是空喊创新口号，或由权力划拨一些政府指定的创新项目资金，它或能在个别领域上取得突破，但无法出现产品、工艺、技术、材料、操作、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构成经济整体不断进步的创新。中国造不出园珠笔蕊，源于中国整体工业水平的低下，说明中国缺乏整体创新能力，即缺乏创新机制。

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市场回报，才是创新的内在动力，正如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富裕，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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